劉曉波:拒絕歪曲歷史和掩蓋罪惡

發表:2004-12-05 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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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紀念鄧小平歪曲歷史

不可否認,談論中國改革的歷史,不能不談鄧小平,但也決不能只談鄧小平。然而,改革的歷史只有二十多年,在許多當年的決策者和親歷者都還健在的情況下,中共現政權就在眾目睽睽之下歪曲歷史。今年八月,由官方主導的鄧小平百年誕辰紀念活動,仍然重複著歪曲歷史和掩蓋真相的造神運動,而對於胡耀邦和趙紫陽對改革開放的巨大貢獻則隻字不提。

實際上,在八十年代的改革黃金時期,從高層改革派的角度看,驅動改革車輪的人物中,「鄧、胡、趙」曾被公認為改革的三駕馬車。胡耀邦是清算文革罪惡、平反冤假錯案、思想解放運動的主持者;趙紫陽是經濟改革(農村的包產到戶和城市的企業改革)、政治改革和新聞改革的主要推動者,甚至可以說,趙紫陽在八十年代樹立的「溫州模式」,為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和私有化指出了方向;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大為政治改革提出的七項設想,也為中國的政治轉型提供了最初的起點。更重要的是,胡、趙二人還是抵制黨內保守派的中流砥柱,先後阻止了「清污」和「反自由化」等反改革運動的氾濫,保護了黨內外的許多開明人士。

然而,被神化為改革總設計師的鄧小平,從鎮壓「西單民主牆」開始就在政治上犯下一連串的重大錯誤:他為了與華國鋒爭權,先是為了獲得民意支持而肯定「民主牆」,但當他的權力目標基本達到之後,他便翻臉不認人,不顧胡耀邦等開明派的反對,不但下令取締了「民主牆」,而且逮捕民運先驅魏京生、徐文立、任畹町、劉青等人。同時,他提出臭名昭著的「四個堅持」,正是鄧在政治上的保守,導致了後來他與胡耀邦、趙紫陽的分歧。於是,他先是通過非程序化的人治強權罷免了胡耀邦,間接導致了胡的含冤而死;胡之冤死又成為八九運動的導火線,引發出一場中共建政之後的最大民間反對運動。面對反腐敗、促改革和要民主的民間自發運動,鄧先是聽信了李鵬等惡吏的誤導性匯報,口述了強硬的「4.26社論」,把完全自發的學運誣蔑為由一小撮長鬍子的人操縱「動亂」;為了緩解由「4.26社論」導致的官民對立,趙紫陽接連發表「五四講話」和「亞銀講話」,意欲通過對話來解決官民衝突。可以說,如果按照趙提出的「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來解決當時的官民對立,八九運動決不會繼續升級。但鄧堅持「4.26社論」的錯誤,致使運動升級為「5.13」大絕食的抗爭。接著,鄧拒絕了趙的溫和政策?

A執意動用槍桿子來對付徒手的學生和市民,在宣布軍事戒嚴的同時,又故伎重演地罷免了趙紫陽,致使運動進一步升級為徒手民眾與武裝軍人之間的對抗。最後又把「動亂」升級為「反革命暴亂」,命令全副武裝的軍隊屠殺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在一個國家的首都、在全世界媒體的注視下,釀成了和平年代裡震驚中外的血腥大屠殺。

改革的最初動力來自民間

現在,曾經靠垂槍聽政且雙手沾血的鄧小平成了有功於八十年代改革的「唯一人」,而對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做出傑出貢獻的胡耀邦和趙紫陽,一位已經冤死了十五年,一位被軟禁了十五年。這樣的肉體消失還不算,現政權還要把兩位前總書記的名字從歷史上抹去。

從推動改革的社會力量的角度看,在政治、思想、經濟這三大方面,中國改革的最初動力都並非開始於任何官方決策,而是來自城市的民間和農村底層。只不過,來自民間的自發要求和行動得到了高層改革派的默認。

在政治上,至少從林彪事件開始,民意已經自發地醞釀著社會變革。一九七六年借悼念周恩來之名而出現的「四五天安門運動」,是民間要求結束文革和進行改革的第一次公開的響亮吶喊;接著,「西單民主牆」運動又第一次提出政治民主化的要求,並受到鄧小平、葉劍英等高官的肯定。可以說,「四五運動」和「西單民主牆」為鄧小平的重掌最高權力提供了巨大的民意支持。

基層農村的自治性民主試驗的最初發源,絕非中共突發善心的自上而下的單向恩賜,也不是知識精英的自覺設計,而是農民的自發訴求及其實踐──為了社區的穩定和安全而自發創造出來的。遠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正值新舊制度交替的時期,當城裡的精英們還在為冤案平反而高呼感恩戴德的口號之時,零星的自發的民選村官的政治嘗試,幾乎與小崗村的經濟制度創新的大包干同步進行。最早的試驗發端於廣西壯族自治區宜山縣三岔公社合寨大隊(今宜州市屏南鄉合寨村),時間是一九八○年。因為,隨著人民公社制度的崩潰,國家權力對農村基層社會的控製出現真空,公共管理陷於癱瘓。為了避免秩序失範的無政府狀態,出於對公共安全的需要,村民們產生了自我管理的意願,民主選舉村委會的試驗由此開始。該大隊的兩個自然村的六個生產隊率先行動,每隊提名一個候選人,一百二十五戶每戶派一個代表參加投票,最後韋煥能以全票當選村主任。顯然,村民自治是人民公社制失敗的必然結果,也是農村生活的實際需要激發了農民政治創造力的果實。官方對村民自治的支持和規範,更多是出於填補基層農村的權力真空和便於管理的目的。也就是說,中共高層所做的,不過是基於特定歷史條件而肯定了?

講□□x的試驗,隨後又把村民自治寫入憲法,並通過具體法律使之規範化制度化。

鄧小平用「四個堅持」打姑裰?p>在思想文化上,「四五運動」中出現的一系列詩文和演講,迅速傳遍了全國各地,特別是那句「秦皇的封建社會一去不復返」的口號,已經具有了民間自發啟蒙的作用。「西單民主牆」的言論更是民間啟蒙思想的大彙集,特別是對民主、人權和言論自由的呼籲,為中國改革的政治方向提供了最早的引導。鄧麗君等人的流行歌曲、手抄本小說和《今天》詩歌對大一統的革命文化之衝擊,也是來自民間自發的創作、引進和傳播。即便是「思想解放運動」,也不能只談中央工作會議、十一屆三中全會和理論務虛會,而不談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胡福明的自發投稿,為思想解放運動提供了最早的理論資源。而在鄧小平重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鎮壓民主牆運動之後,仍然是民間思想推動著啟蒙運動,而官方則不斷打壓民間的自發啟蒙(如清污、反自由化等)。

在經濟上,奠定中國經濟改革基礎的農村改革,最早來自農民求溫飽的自發動力,「包產到戶」和鄉鎮企業等的制度創新,帶有純粹的底層性和草根性。之後,由企業改革開始的城市經濟改革,企業的「獎金激勵」和「承包體制」,商業中的「個體戶經濟」和流通領域的「價格雙軌制」,也是先有地方企業、民間個體的自發嘗試和地方的開明領導人的支持,而後才有中央政策的形成和全國性改革的展開。

鄧小平是政治上最大保守派

而且,這一切民間自發動力的出現都帶有逼上樑山的性質,是忍無可忍之時的鋌而走險:「四五運動」和「西單民主牆」是對極端獨裁及其文革的忍無可忍,曾被定性為「反革命動亂」和「反革命思想」;「包產到戶」和村民自治是對「人民公社體制」的忍無可忍,也曾被定性為「復辟資本主義」;鄧麗君的歌和《今天》的詩是對假大空的意識形態灌輸的忍無可忍,也曾被定性為「資產階級的靡靡之音」和「資產階級文學」,許多人因此而受到政治迫害。他們作為先知先覺者皆為改革付出了不同程度的個人代價,理應被歷史所銘記、被今天的改革受益者所尊敬。

必須明確的是,中國改革,能夠被境內外媒體看到的更多是官方主導的表層邏輯,而真正推動改革的深層邏輯則是民間的自發動力。然而,這一深層邏輯,不但在本土被中共壟斷的話語霸權所壓制,而且也往往被境外輿論所忽視。事實上,正是這種自下而上的民間自發改革動力,在後毛時代得到黨內開明派自上而下的默許、鼓勵和支持,才開啟了難以抑制的改革大潮。

現政權借鄧小平百年誕辰之際,之所以要全力凸出鄧小平對改革的主導作用,一方面意在把改革的主要功績歸功於中共政權,並把現在的當權派標榜為改革的正宗繼承耍渙硪環矯嬙耆(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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