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後，消滅了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但並沒有解決好與工農群眾、知識份子中存在的深刻矛盾，一九五七年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號召幫助中共整風，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實際證明，其用意是引蛇出洞，槍打出頭鳥。
當時，我在一個技工學校工作，參加過研究如何劃右派的會議，在中共中央的文件（密）中，指出這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爲確保黨的絕對領導權，對那些在整風中向黨倡狂進攻的，必須劃成右派份子，要發動群眾斗批，使他們孤立。
中共文件除了對政治形勢作分析外，並有具體部署，劃分右派按中央指出的六條標準（辨別香花和毒草）特別是黨的領導和走社會主義道路這兩條。
文件還規定，一個單位劃定右派的比例大體爲1-3%，不要超5%除此，還明確了審批手續。
我們學校據此反覆研究，支部書記是個整人的老手，經驗豐富，很快就捕捉到兩個物件，組織了鬥爭骨幹隊伍，分工包干，周密安排，報上材料後，很快就批下來了。於是，開展了一場殘酷無情的批判鬥爭。
這次劃定的兩位右派，其一是原國民黨的醫務官，肅反中已有結論，屬歷史反革命，但上級有意思要除之後快。其二是一位行政幹部，原爲國民黨的士兵，起義後立有戰功當上付排長，入了黨，他對農村的幹部作風有意見。
經過組織全校人員對這兩人多次批鬥，他們感到抗辯無用，徹底孤立，就低頭表示認罪，服從處理。
不久，中共又發起抓漏網右派，我們學校又劃了三名。
可以想像這些被反覆批鬥的右派份子，他們在人格、思想及各方面徹底□潰了。
因爲做得絕，當時不少右派份子對前途絕望，省委就指示搞一些前途教育活動，以免人命連連。
在組織處理方面，中共有文件指示，按向黨進攻的嚴重程度衡量，加上認罪態度，群眾意見等分別決定。我們學校採取從輕發落 ：「開除，留用，監督勞動。」
平反情況：三名漏網右派，在運動後兩三年內陸續摘了帽子平了反。其中一人在後來文革中跳樓自盡。首批兩位受批鬥處分後經若乾時被遣返農村，未久，含冤病逝，十三年後大約是1980年吧，平了反，但 人已死，家也破碎了。
這場災難，對他們來說無妄之哭，滅頂之禍。他們都沒有提出打倒共產黨，只有些牢騷而已，遭到如此下場，可見中共容不得半點批評。我是個好打抱不平的人，在運動中，在學習會上也批評過中共好大喜功，還向報社投過稿「必須矯往過正的提法是錯誤的」但是僥倖得很我沒當上右派份子，而且偏讓我負責管理材料，我認真執行上級的指示，無疑是當了幫凶，是有罪的。所以此後，長期於心不安，愧對冤枉者和他們的家人。
這個運動，使人人以後三緘其口，特別是知識份子夾著尾巴做人。所以中共後來搞大躍 進，搞假大空畝產萬斤糧等等無人再敢發聲陰攔反對，倒行逆施益發不可收拾。
大紀元系列社論對這個問題一針見血地指出，反右運動誅心全國，以爲其用。以我的經歷見證，正是如此。
二、一九六六年「五。一六」通知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到一九七六年，有十年之久。實際上還延續了好多年。這文革的確地一場空前的浩劫。其實早在一九六五年冬起，序幕用拉開了。是批判替彭德懷翻案的「海瑞罷官」，到批三家村，火藥味就很濃了。人們經歷過多次殘酷的運動受到無情的打擊，此時只有唯唯諾諾，不敢說出心裏的話。
我當時在X省一個直屬機關一個單位工作。運動一開始，上面號召揪走資派，我們單位馬上分成兩派，造反派要打倒廳長，我們要保。省委派來工作組，以後又進駐過軍宣隊，兩派鬥爭不斷。互相揪出的成績單是：三反分子、走資派，陰謀家，野心家，黑幫大將、漢奸，特務、壞分子等等有十多人，站全單位八十多人的十分之一以上。連同下屬技工學校，運動中非正常死亡八人，失蹤一人，傷者無數。
由文鬥轉爲武鬥，混亂至極，長予大刀，匕首鐵棍，使人心寒，謊言謠傳滿天飛，使人扼腕，人人自危。一次，我目睹學生被活生生打死後的慘景，一根長矛從頭上額角插進，死者右手還扶搭在矛桿上，女的俯首伏在車座上背上彈孔可風血跡斑斑，一共兩男兩女，都已斃命。外地情況，更嗇了恐怖氣氛。出差到廣州回來的人說，廣州市一些街道旁的樹朩上，吊掛著不少被打死的形狀可怕。
在運動的後期死人也很多，當時的公檢法機關，每次開萬人大會，出示佈告，一大批現行反革命重案犯要被處決。從以後平反的情況看冤死的可真多。如一位學院裡的講師，只因爲日記上寫了對中共的不滿，就被處決，到平反了，人早已死亡，有什麼用？
我在運動初期就被紅衛兵以「搜查奇裝異服」爲名抄了家又被誣爲藏有變天帳（舊的房契上印有國民黨的標誌），我的表嫂長居香港，於1964年曾伴同母親到大陸來探望過我，因長相就被誣陷爲女特務。整個文革期間，我最大的思想包袱是有海外關係，瀋重的思想負擔甚至使我詛咒起父母和家庭。我是從基督教會學校讀書出來的，深植著自由平等博愛的基因。但到了文革時期，就變得只有黨性，善良的人性蕩然無存，六親不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