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曉農屬老三屆，於1967年在上海初中畢業後曾去安徽農村插隊六年，「因此對農村情況比較熟悉」。程曉農稱自己插隊的地區在中國歷史上曾是物產豐富，聞名遠近的魚米之鄉，但在共產黨統治下，五十，六十年代該地卻變成全國最貧窮的地區之一。在安徽這個貧窮地區生活六年後程曉農返城。1978年，程曉農考取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班，碩士班畢業後去全國人大委員會研究室工作。 「原以為那裡是中國憲法所說的最高權力機關，可以為中國改革多做點事情。但去了之後，方知它只不過是一個很普通的共產黨官僚機關」。不久後程先生又轉到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工作，幾年後輾轉來美。以下是記者根據記錄整理的講話內容。
程曉農：
今天很高興有這樣機會和大家共同探討共產黨和農民問題。
眾所周知，中國是農業大國，現在約有8-9億農村人口。
從歷史上看，中共是靠農民運動起家的。那麼自共產黨掌權統治中國五十多年來，中國農民是不是過得更好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中國農民在這五十年當中，只在最初階段過了3-4年的好日子，
首先現在中國的農村，大部分農民光靠種地是沒有辦法養活家庭的。農村人若不到城裡打工掙血汗錢就無法養活自己。
不管城市如何現代化，其實中國農村經濟情況沒有改善。而這麼長時間，農民沒有得到實實在在的好處，這究竟是由於政策的短暫失誤還是有其他必然的關係。
在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初期，也就是中國農村經濟改革初期，大陸學者做過研究，其結果表明：中國歷史上農民比較自由的年代是二，三十年代，那個時候政府基本上不管農民。如果沒有天災，農民的生活基本上還過得下去。以後因為有了戰亂，接下來是日本侵略中國，農村情況開始惡化。但從來還沒有糟糕到1959至1961年那種嚴重程度，農村人口共餓死三千萬。我當年插隊的村子，那時農民就一半人餓死。在九十年代後期農民生活水準進一步下降，這是因為生產環境惡化，農村人口上升，原料價格上升，農產品價格下跌等綜合因素，所有對農民不利的因素，在九十年代和現在都集中壓向農民。我們這個比較，不是縱向比較，而是橫向比較，這樣才有意義。
那麼是什麼原因導致這樣的情況發生，從根本上來說，中國共產黨的農村政策從來都是為共產黨自己著想，決不是從農民的利益著想。
中國共產黨人早期是在蘇聯共產黨和第三國際支持下出來闖蕩，參加革命。早期周恩來在城市混不下去時，就跑去了農村，找到毛澤東。毛澤東搞的農民起義和中國的傳統農民造反沒有區別，是梁山泊式的佔山為王，中國共產黨不同的地方在於和馬克思主義揉在一起，很容易在農村產生擴散瀰漫效應，毛早期發動農村的土改時，動員農民為共產黨提供兵員和糧食。抗戰期間，共產黨藉助日本侵入中國，日軍沒辦法顧及農村的時候，在農村發動動員民眾。很重要的是，共產黨運用兩個手段，一是用很大的許諾，吸引他人。如許諾北方的幾畝地，一頭牛，許諾安逸的生活和基本的溫飽，並通過發動土地改革，均分土地去調動農民的階級性，把階級鬥爭和農民在農村中的流氓無產者結合。通過動員農民打土豪分田地，很多人會成為流氓和去當兵，成為共產黨的利用工具。
農民之間沒有嚴重的階級衝突，但 共產黨需要有骨幹並且做事搞動員，這些骨幹就可以成為農村中共產黨的主要依靠力量。
土改，鬥地主，這些共產黨的積極份子，受到提 拔，他們通過依靠共產黨才能保證有未來。正是 通過鬥地主和土改，均分了土地，培養了共產黨的基本幹部隊伍。
還有一個承諾就是共產黨對知識份子承諾美國式的民主，那時，民主的調子唱得很高。
幾年下來，誰得到土地了？短短的幾年，分到農民手裡以後，49-52-53，幾年而已。然後又收回去了。
共產黨的幹部，本質特性上是不喜歡老老實實當幹部的。1955-1958時，搞農業合作化，初級社、高級社和人民公社，土地變為公有，徹底剝奪農民自由，使他們變成變相的農奴，做飯的自由都沒有了。大家一齊吃大鍋飯，鍋灶砸掉，不許養雞鴨。一切走極端，為加快中國的工業化。在斯大林死去後，毛想成為領導人，想出搞人民公社，結果導致三年大飢荒，餓死3-4千萬農民。
當中國共產黨達到自己的執政目標後，就剝奪了農民的權利，中國共產黨的戶籍控制制度，把城市和鄉村的戶籍區分(國民政府沒有限制)。周恩來幫毛澤東設計了這一套，印度有賤民制度。賤民是1960年後新中國製造出來的。糧食沒有了，人們只好逃荒，共產黨把僅有的糧食餵民兵，不讓農民離開。
農民不能自由遷入城市，沒有特殊管道，不能正式落戶。
農民的孩子是世代的賤民，不能享受城市的福利。農民人口政府是不管的。經過幾次短暫的生產改造時期，鄧小平發現公社制度對中國企業和經濟是破壞性的影響。就開始分配土地給農民耕種，並恢復了耕種土地的自由，但到了80年代後期，農村生活水平又開始下降。分析資料表明，安徽、貴州7省，987-1996年人均收入是下降的，每一年生活水平下降，人力資源就向城市傾斜。
農民改善處境是靠進譴蜆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