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這時我才明白，荒謬和冤枉並不是只發生在文藝界裡。文藝界挨的罵是多一些，但真正殘酷的事情並不在文藝界。工農業生產一點也不是淳樸無邪的桃花源。
相反，我們這些搞文藝的由於不瞭解真實情況，容易被謊言所欺騙，反而會助紂為虐。前邊我說了那些詩傳單的情況。後來，在懷來縣還舉行過全縣賽詩會。縣委副書記王俊祿要寫一首開場詩。由我和徐遲兩人代筆。我寫道：
工農當中出詩才 人民歌手滿懷來 躍進聲中比文采 大禮堂作賽詩臺 賽詩臺 是擂臺 新詩歌 拿來賽 賽詩臺 是擂臺 誰是好漢誰上來
當時各地都在煉鐵，劉仁說他派人去河南參觀過，煉出的是一些疙疙瘩瘩像豆腐渣似的鐵。劉仁看了，後來就光在城裡煉鋼了。我聽了，明白了。北京市的領導幹部較有頭腦，對大煉鋼鐵來了個陽奉陰違。城裡拚命煉，農村不去幹。做得不錯。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罵北京市委「針插不進水潑不進」，北京市委的幹部都覺得冤，他們說他們是緊跟毛主席的。但是現在細看，似乎也未必盡然。不緊跟，不見得就那麼壞；緊跟的，未必好。他們其實跟得並不甚緊，這是一點可取之處。
北京市搞的「公社化」，好像主要在市內，就在黨中央的眼皮子底下干。所有的街道一律改為公社，包括機關宿舍也不例外。還大張旗鼓地成立食堂，也寫文章鼓吹，說成立食堂是幹不幹社會主義的分水嶺等等。其實，城裡哪一個機關、工廠、學校沒有食堂？我們一貫就吃食堂。有人晚間回去自己做頓晚飯，有人連晚飯都在食堂吃完才回家，頂多星期日自己做一點。食堂化算得了什麼革命呢？要革命，無非就革自己晚上回家煮的那點麵條的命吧。於是，各街道騰出房子，成立食堂，讓街道家庭婦女不要再在自己家煮飯，都到食堂去當炊事員。同時自己家不准再開飯。我記得邵荃麟住的那個大雅寶胡同成立食堂後，他也到食堂去吃飯，說：「他們的肉絲面煮得還好。」好像是談對於某飯館的印象。我們東交民巷10號北京市委宿舍，也要成立食堂。這裡住的基本是領導幹部，好幾家有保姆。於是議論著要把保姆辭掉，讓她們到食堂去工作。同院同志看中了我家的保姆張文英，她是上海人，做得一手好江蘇菜。於是大院組長來找她談話了。這可把她嚇壞了。我回家，她向我告狀訴苦，說無論如何不行，絕對不干，「我管你們一家的伙食，知道你愛吃什麼，楊述愛吃什麼。孩子們我也知道怎麼打發他們。一下子幹這麼一大攤，這個是南方人，那個是北方人，我怎麼弄得清楚？比飯館還要難干。」我說：「幹這個就不能那麼細緻了。你開大鍋飯，人家愛吃不吃。」可是怎麼說她也不答應。最後，大概還是市委劉仁說了話，弄不成就算了。對市委宿舍，就睜隻眼閉隻眼了。
作家協會鬧得更凶，不僅要求大家都來吃食堂，而且要求都搬家。新副秘書長王西凡是部隊轉業來的，雷厲風行，準備把作協原來的平房宿舍院和外單位交換樓房，然後全體集中住在一起，然後編組，吃飯有炊事組，穿衣有縫紉組……真來個公社化。我記得還正式召集過會議，討論此事。許多作家坐在那裡，準備編組，軍事化。要作家趙樹理的夫人任炊事組長，出版社總務科長劉子玉的夫人任縫紉組長……又討論了搬家事宜。出版社的辦公室主任王組化原住的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房，一個安靜的小院。他不願搬，為此還批判了他一頓，說他不擁護公社化。我到這時實在忍不住了，便表態道：「我不是不肯搬，我沒有辦法搬。我現在住市委宿舍，是楊述機關的。家中還有三個孩子，我怎能把楊述和孩子們都帶到作家協會來集中呢？」平時一向態度最激進的羅立韻，這時忽然出頭支持我道：「她是實在不可能搬，別搬了。」她是鄧力群的妻子，大約也屬於搬不了吧。到最後，作協這個偉大的計畫，終於也沒有實行了。大約如此搬家，牽動大量住房問題，共產主義化並沒有到這個程度，弄不動。
說可是說得十分厲害，報紙上宣傳，馬上要實行共產主義，廢除家庭，兒童公有制，夫妻關係打破，男的集中住男宿舍，女的集中住女宿舍，星期六允許會面一次……可能有的縣或農村已經這樣辦了吧，北京市委也震動起來。有天晚上，楊述回家來邊脫衣服邊對我說：「有新的精神哩，就要廢除家庭了。」不過那天時間已經很晚，我並沒有細問如果廢除了家庭，我們這個家怎麼辦，這三個小孩又怎麼辦，我只記住了這件事。後來，不見他再說起。大約也是說說算了，要不，就是被人堅決反對掉了。
現在想起來，「文化大革命」期間讓大家下干校編連隊，男歸男營，女歸女宿，孩子也編連，大約是1958年早就想實行的「共產主義」幻想。
(第五章 「大躍進」要改變中國面貌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