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把這些補鞋的青年歸納入我對中國經濟研究的一部分是有兩個原因的：第一，他們年輕，大約在16歲至20歲之間而人數又相當多觸發了我的好奇心。第二，補鞋不是擦鞋，不是幾個小時就能學會的服務。當然，補鞋算不上是一門高深的專業，但它總算是一技之長，是一種要花時間學習才能爭取到的知識資產。在計畫經濟制度中，知識投資一向都乏善可陳。但這些在街頭補鞋的青年顯然是不需政府資助而自己投資的；我想，這種難得而重要的現象，是值得研究的吧。
幾年前，我在深圳訪問了一對補鞋的男女。據他們說，在中國各地街頭以補鞋為業的青年大部分來自浙江省的黃岩縣。這個縣以針織工藝馳名，很多孩子從小就掌握家傳的針織技巧。自1980年後，中國比較開放了，離開家鄉出去闖天下比較自由。另一方面，在縣裡操農業工作的時間就不多，而其他的粗活，每月所能賺到的只不過是人民幣20元至40元。所以，黃岩縣的長輩就想出一個主意教孩子們學補鞋，然後讓他們離開家鄉到處賺錢，幫補家計。
有了針織根底的孩子，學補鞋要6個月；沒有根底的要學1年。補鞋的主要工具是一部可以手提的車機。這車機最初售價是人民幣100元，但後來買的人多，產量增加，成本下降，價值就跌至70元。黃岩縣的青年學了一技之長後就帶備了車機及其他小工具遠離家鄉去謀生。據說，遠在黑龍江或新疆一帶，也有他們的蹤跡。
補鞋的青年在深圳的收入聽說比其他地方好，但到那裡的手續辦起來比較困難，而近年來批准的機會更少了。在深圳補鞋的收入每月大約是人民幣300元，這比鄉間的收入高出大約8倍。除了食宿衣著費用(每月約100元)，材料及雜費(每月50元)，還有就是工商局及居委會每天都會派員來收費。收費起初每天5 角，現已升至每天一元五角了。比對之下，這是一項很大的徵收費了。沒有資本家的「剝削」，卻來了一些比馬克思筆下的資本家還要厲害的徵收「機構」，是目前中國制度改革下的諷刺。
除了一切費用開銷，每個補鞋青年每月可寄大約80元至100元回家。據說，黃岩縣有很多新建的房屋是靠這些青年資助的，為了證實這一點，我本想到黃岩縣走一趟，但因事忙作罷。
補鞋的青年尤其是那些少女，由於年紀太小，家長們要他們成群結伴才可離鄉遠行。在廣州或深圳，他們前呼後擁、互相照顧。其中有表哥表妹的都同操這個行業。我在深圳訪問的那個少女，是與五個女同伴一起租一個房間住的。除了雨天外，她們的工作時間是從早上7時至下午6時。她們吃的午飯是些粗餅或麵包，而晚飯也是僅可充飢的麵食而已。她們蓬頭垢面，留下烈日與塵沙侵蝕過的痕跡，手皮粗厚，四肢擦傷的地方不計其數，反映街頭干粗活並不好過。但她們堅持說比以前快樂得多，顯出敬業樂業的精神，令我深感佩服。
在深圳補鞋的主要季節是冬天。夏天的涼鞋是補不了的。所以，炎夏快來時，補鞋的青年紛紛回鄉，幫著做農村收割的繁忙工作。
中國採取比較自由的經濟政策後，補鞋行業隨之而興。上述是其中補鞋青年男女一個故事的大略。但故事的含義遠比故事的本身重要。
我一向認為中國人的先天智慧及刻苦耐勞的本領決不亞於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然而，無論是學術的成就、生活的水平……中國的表現實在使中國人無地自容。說什麼因為人口太多、資源短缺，其實都是一些毫無實證的藉口，老早給香港及日本的例子推翻了。大約一年前，史丹福大學的胡佛學院一位很負盛名的高級研究員，從美國到香港來蒐集資料約我會面，為的是要問我一個問題：「為什麼在美洲、歐洲、東南亞各地，中國人都能出人頭地，成就屢見經傳，但偏偏在中國本土卻是那樣沒出息？」這問題似深實淺，我於是不假思索地回答：「不是制度是什麼？」淺的答案往往有深的含義。補鞋少女的故事不僅證實了我們的觀點，而且那「證實」 足以令人震驚。試想：單是讓這些青年有一點走動的自由、一點擇業的自由，他們的收入在幾個月之間就增加了8倍！這是翻三番，不是翻兩番。
兩年多前我發表了一篇題為《與木匠一席談的聯想》的文章，指出從大陸偷渡來港的青年，有了自由，學到了一門木工的技藝，幾年之間收入激增24倍。我又指出，不管我們用什麼因素來為這升幅打折扣，餘下來的增長率還是十分驚人。補鞋少女的故事，證明了收入激增不一定是要跑來香港才可能辦到的。
我在其他文章裡也曾指出，在中國的制度改革下，國民總收入的迅速增長，是不值得大驚小怪的。計畫經濟制度的劣跡，史無先例，稍加改革，收入增長以倍數計不足為奇。中國近幾年來每年百分之十強的增長率，從樂觀的角度看足以雀躍，但從悲觀的角度看，卻反映出制度改革之不足。說什麼「過熱」、「過速」，要緩慢下來，實在有點「口出大言」，因為這些說法通常是用以描述一個經濟發達國家的現象。
補鞋少女在幾個月間收入增加8倍，是否例外，難以肯定。但究竟多少倍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收入募ぴ鍪親雜煞⒄辜襖土λ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