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論據資料，筆者沒有資格說三道四；但對於史實的解讀，有一些與高先生不同的看法，現擇要說兩點。
一，高文中最驚人的猛料，無疑是毛澤東對周恩來疾病治療的「四條指示」，其實質就是「不准治療」，最後導致了周匆匆辭世。高文將毛整治周的動機用心解釋為 「毛澤東對周恩來的不滿由來已久，[林彪事件]後更是變本加厲。這既源於毛澤東對周恩來批[極左]而產生的不滿，也因為毛澤東對西方輿論渲染[周恩來外交]耿耿於懷」，這種說法當然有其道理，但沒有說到點子上；上述考慮或許是毛澤東在「林彪事件」後對周恩來施以諸多壓迫的部分原因，但並非其中關鍵。
毛澤東是個政治人物，其所作所為主要服從政治需要。「林彪事件」後，毛澤東所急須面對的主要政治任務就是重新選擇「接班人」。如果說毛從周的歷史表現中早已瞭解到周不可能是自己「革命路線」的忠實繼承者的話，那麼「林彪事件」後所翻出的「五七一工程紀要」更給毛敲了警鐘，使他更加看清了黨內許多人對「文革」 的真實態度。接班人難找，周批「極左」更佐證了毛對周的猜忌：周不但不會是毛「革命路線」的合適接班人，而且將對真正的接班人繼承毛澤東「革命路線」 構成極大威脅。以周的威望之高、資歷之厚，毛後將無人能制。因此，周成了毛澤東順利實現權力交接、保證「革命路線」代代相傳的最大障礙。正是這種形勢變幻，使周陰差陽錯地在客觀上成了毛澤東在政治上的最大對手，必欲除之而後快。毛的決心既下，即使以周的善於自保，也不可避免要陷入困境。但是，黨內遊戲畢竟還是有規可尋，周也畢竟是這種遊戲和自我保護的大師；毛本人也有著多重目標需要兼顧，尤其在「林彪事件」後，毛已不復再有當年倒劉之勇，已不可能再「不顧一切」地打倒周；在遊戲規則內，毛雖然能給予周諸多折辱，但最後竟然還是無法僅憑政治手段就徹底打倒周，於是只能藉助於生理手段，這就是「四條指示」的來歷。
由於缺乏公共參與機制，1949年以後的中國政治在本質上仍然屬於傳統政治，具有宮廷政治的某些特徵。在傳統政治中，君主為保證權力交接和政治穩定，臨去世前千方百計除去對新君即位可能造成威脅的重臣，這種故事在歷史上屢見不鮮。就像慈禧必欲光緒先己離世一樣，毛的作為，也只不過是循歷史故跡而已，既不足為奇，從傳統政治的邏輯衡量，也不足為恥。後來的鄧小平，是通過自己提前隱退的「現代禪讓制」解決了這一難題，其意義可與清王朝發明「密建儲君制」一舉解決皇位繼承人問題相提並論。由此可見，即使是在傳統政治的框架內，現行政治制度也存在可以作出改進的彈性和空間。
二，高文的第二大猛料是鄧小平對周恩來的「落井下石」。其實，在當時環境下，這並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如高文引用鄧榕書中所述：「發言一開始，他（鄧）不得不按毛澤東對每一個與會者的要求批評周恩來」--這樣的事情，在當時背景下司空見慣。鄧「一步之遙」的說法雖然嚴厲，但其實也只是在敲警鐘，並非坐實某項罪名。鄧的做法雖然「不光彩」，但也並非什麼大不了的「老底」，這只是政治人物在政治環境下的必然反應，否則他就不是或者不可能在當時成為政治人物。對此，周也能夠理解和體諒，鄧的「違心」批評並不比他自己在文革初期對「劉鄧」的「違心」批評更過份出格。因此，這種相互批評的遊戲並不影響其後周鄧兩人在政治上的合作，更不足以構成可以否定「鄧小平在政治上是周恩來傳人」的證據。當然在事後，鄧必然會希望掩蓋此一「批周」經歷，這就給高文「出料」創造了機會。但是，從史家角度而言，罔顧其後周鄧在政治上的合作、甚至是一定程度上的休戚相關，片面誇大這一在當時政治生態下的常例，這顯然是不嚴肅的。
「林彪事件」後毛澤東讓鄧小平復出，當然有制衡周的考慮。但政治是複雜的，僅此並不足以否定周恩來「在幕後推動鄧復出」的作用。周也有周的考慮，周很清楚鄧對 「文革」的態度，讓鄧復出至少可以有兩大好處：一是改善自己在反「極左」問題上勢單力薄、而且不善於正面對抗的困境；二是可用鄧引開毛的注意力、分散壓力，使自己能夠重新回到自己最易應付自如的具有緩衝迴旋餘地的位置。除非周有自信即使是毛也無法撼動其政治地位，否則他絕不會不樂見與自己在主要政治見解上相接近的鄧的復出。
雖然鄧小平在復出前作了深刻檢討，但以毛澤東對人性瞭解之透徹，不可能不懷疑鄧對文革的真實態度。毛用鄧有其不得已，不大可能是矚意讓鄧成為接班人。鄧的復出更大可能本來就只是一種平衡和過渡的考慮，毛所中意的江、王、張諸人，當時並沒有同時兼顧國內秩序恢復和制衡周兩方面目標的能力。
對歷史事件和人物的評價，不能超脫於歷史條件和環境。因此，對政治人物言行、作為的評價不能簡單依據常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觀或者知識份子的普世情懷，對傳統政治生態下的人物評價也不能套用現代開放性競爭生態下的政治規範。將個人的作為和體制的作用區別開來，這才是歷史研究應有的態度。否則，歷史研究永遠只能服從於現實政治或商業需要，只能是「政治的婢女」，只能「任由權勢者及其御用文人梳妝打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