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9月19日，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上，中共正式提出了「建設和諧社會的」的歷史目標，並且指出，那將是一個「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
這是一個財富增長的時代。改革開放的25年，是社會財富高速增長的25年，也是社會利益日益多元化的25年。在財富積累過程中，由於對財富和資源的佔有程度和佔有渠道的不同，以及與此互為因果的地位和權力的不同，我們的社會，已由幾大階級，變遷為共處的若干階層和更多的群體。
這是一個利益分化的時代。但是，如果分化超出了公平的底線，則將在各個階層和各個群體間製造出鴻溝和對立。這不僅有損社會公正，還將影響社會和諧，成為社會不穩定甚至動盪的根源，使得所有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社會利益必然分化，但社會共同體不能分裂。我們應該理性地看到：目前社會分化的本質，是改革開放以來，在整個社會財富整體增長的前提下，由於利益分配不平衡或不公平引發的利益分化，引致不同階層間和群體間的利益衝突。通過政策的調整和規則的重構，我們完全應該且能夠重新協調各方利益，預防分裂和衝突的發生，走向和諧。
這是一個權利申張的時代。每一個階層，每一個群體，每一個個人，都有權力主張自己的權利。但是權利的申張，不應是恃強凌弱，不應是以暴易暴。只有在理性和法治的秩序中，才能實現互利和共贏。
這是一個渴望和諧的時代。平衡財富分配，扶助弱勢群體，推動社會公平，構建和諧社會，是2004年輿論的中心議題。人民的意志升華為執政黨的主張，並在年末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被具體化為「維護群眾利益、促進社會公平、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勿庸諱言，社會衝突在2004年已顯出苗頭。我們更希望，這一年成為中國走向和諧社會的新起點。(本刊記者/唐建光)
以民為主是和諧之源
2004年，中國恰好跨入人均產值800∼1000美元大關，即進入利益分化、甚至利益衝突的多事之秋。社會發展進入了高風險區域，這是改革開放步步深入的標誌，也將考驗我們這個民族是否有智慧化衝突為和諧
這是改革開放第25個年頭，揹負兩千年帝國傳統、擁有十三億人口的一個巨型社會，正在涉入現代化轉型的深水地帶。
現代性產生穩定，現代化卻產生不穩定。社會學則說得更為具體：當發展中國家突破人均產值800∼1000美元大關，即進入利益分化、甚至利益衝突的多事之秋。經濟統計告訴我們，2004年的中國恰好跨進了這一門檻。由此而言，這一年出現一連串社會衝突新聞無論是全局性的信訪洪峰，還是中西部地區的群體事件，都不應該讓人意外：社會發展進入了高風險區域，這是改革開放步步深入的標誌，也在考驗我們這個民族是否有智慧化衝突為和諧。
兩千年封建傳統，一百五十年血火歷程，三十年「階級鬥爭」，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沉澱有種種戾氣。西南小市街頭，僅因市井之徒一句狂言，即能點燃民眾憤怒，並迅速擴張為街頭暴力事件。所幸地方當局「柔性處理」，化解了這一突發事件。此一事件或可證明現代化確實帶來不穩定，而「柔性處理」則意味著政治文明的積累。循此方向，方能順利完成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以此為前提，也才能實現社會和諧的軟著陸。
然而，時下並不是所有官員都能理解並接受什麼是「柔性處理」。在另一些地區，官員為尋找不到民眾對話代表而發愁；一旦事件平息，則「槍打出頭鳥」，不抓人、不捕人就不足以平「官憤」。秋後算賬能得逞於一時一地，但在社會總效果上，則使民間積怨重歸沉默，沉默一旦爆發，最終犧牲的是當地社會的和諧。
以往種種悲劇性事件說明，能夠破壞社會和諧的禍首，並不在這個社會的外部，而是社會內部部分官員對民眾根子上的不信任。要拒絕外部世界對中國的 「妖魔化」，首先就應該反對這個來自內部的「自我妖魔化」：一有衝突，不能坦然視之，遵循法治軌道理性化解，而是視之為洪水猛獸，急欲打壓。
改革開放進入第25個年頭，已經出現「開放」推動「改革」的深刻變化。今年是中國加入WTO第三年。各行各業都在清點入世以來的成績單，國外的評價似乎也令人滿意。但是不能忘記，在經濟運行「入世」的同時，社會生活的另一些方面也在「入世」。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是簽署了《政治權利與公民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這是政府誠信的最大所在。如果我們在落實公民權利方面，積累起與經濟入世一樣令人矚目的進步記錄，那麼中國的市場經濟資格問題，也不必滿足於拉美、南亞這些國家相繼承認，應該獲得更為可喜的進展。
改革開放進入第25個年頭，還出現了「民知」倒逼「民主」的生動局面。民眾知情權的步步擴大，必然帶來步步擴大的民主要求。知道，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