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接收聽
記者：上次黃偉的案件，現在的進展是如何的？
高律師：有進展，他的夫人又被抓了。
記者：我聽說了。
高律師：對，這就是一個進展。
記者：您對這個事情有何看法？
高律師：非常的無助啊，你很難想像一個文明社會，法律對一部分人完全不起作用的時候，一部分人完全視法律如敝屣的時候，你有什麼辦法？黃偉的夫人被抓到現在沒有出任何手續，我希望你呼籲一下，黃偉夫婦被抓，他們的孩子才六歲，完全處於無助的狀態。
記者：那他的孩子呢？
高律師：孩子有時候鄰居給帶帶，有時候他的奶奶給帶帶，因為奶奶家的生活非常的困難，身體也不好，有時候姥姥也給帶帶，他們還有其他孩子要帶，反正孩子現在處於一種非常無助的狀態，孩子精神方面的孤寂和恐懼，誰來解決？誰來幫助？
對中國社會，包括法輪功，包括上訪的公民，包括六四受害公民，對他們這些非人道境遇，要呼籲外部世界，切不可麻木和沈默。現在我們正在紀念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六十週年，我們必需警惕的注意到，猶太人的悲慘遭遇不僅僅是納粹的罪惡，當時外部世界的沈默和麻木，也是這些罪惡最終能夠發生的一個條件。六百萬猶太人被屠戮，但是算一算我們有了這個政權以來，有幾個六百萬人的生命沒有了呢？我幾乎是要大聲疾呼外面世界，不要麻木和沈默！
記者：我想這不光是外部世界，還有中國國內的這麼多老百姓。
高律師：就像我昨天看到被綁架的美國公民在槍口離他五十公分的情況下說話一樣，他那種情況下，他怎麼能說真話？都成了一種求生的本能了，他怎麼還能說真話？隨時都監獄侍候你，你要中國人做什麼？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弱點啊。
記者：所以像您這樣站出來說話的就很少。
高律師：所以晚上像我這樣不敢回家的人也很少啊。
記者：您晚上怎麼也不敢回家呢？
高律師：軟骨頭啊，已經有半個月沒回家了。
記者：是有人威脅您了嗎？
高律師：我不願意說更多的。
記者：嗯…，真是殘酷，中國的現實。
高律師：我有時候真是…，像袁紅冰教授講的，中國的律師啊，西裝革履，在西裝革履的這種外殼下包裝的是什麼？我有時候對著鏡子看著自己西裝革履，我覺得跟我們所處這個社會的精神狀態，我感覺這個距離非常的大。當然我的西裝革履之下，也常常包裝著許多的弱點。
記者：但是跟那些人比起來已經是天壤之別了。我看到袁紅冰教授在接受《希望之聲》採訪的時候說，希望透過《希望之聲》向您表達敬意。
高律師：我同樣向袁紅冰教授表達敬意。這個體制是一個過濾器，它是一個非常靈敏的過濾器。它要把像袁紅冰這樣的人，全部排除在它的體制之外。它們的一些價值選擇可以說是流氓地痞的價值選擇，太讓人感到失望了。但是就是這麼做。可以說是，每天都在真切、深切的、身體力行的感受到這種絕望。你想，一些上訪人員為了和我見一面，就在門口等著。我一進門口，他就跟著我。但是啊，我的沈重在哪裡？我根本給他們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僅管如此，他們把我視為解決問題的唯一可能。
記者：是啊，因為他們要做守法的公民，他們只有走法律這一條道，那麼他們只有求助於您。除此之外，他們還有什麼辦法呢？
高律師：我母親快要去世了。有母親的日子就要結束了，這是一個天大的悲情。但是我母親如果離開人世以後，可能我的骨頭要比以前要硬一些，因為母親，我有更多的顧忌。如果我有什麼三長兩短，對老人最後階段是種殘酷。
記者：我看到那個關於您的生平介紹，我知道您對您母親是特別孝敬。
高律師：我母親的品行啊，鑄就了我今天的品行和價值。
記者：那您母親對您這樣子的仗義執言，得罪了政府，她是怎麼認為的？
高律師：我母親在這些方面素來不作任何評價，就只是說你注意自己的安全。倒是我可以跟你透露一個你可以公開的情況：由於我的公開信，全國居民樓道裡面，收信件、收報紙、接受牛奶的小信箱，這個小箱子裡面，鋪天蓋地的出現了一些散發的傳單。
記者：就是您的公開信。
高律師：對，這個傳單上面寫的是「全國著名的大律師-高律師批判政府對法輪功人員的迫害」。北京很多人、外地很多人給我打了電話，說看到了這個傳單。我的岳父因此給我寫了十幾頁的來信，如果交給中共組織看了以後，他們春節肯定是能過好。就是說從他這個來信當中，能夠看出他們多年教育的成功。
我的岳父對我素來那真是彬彬有禮，可是這一次是毫不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