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報》與中共兩任總書記的沉浮
與「《導報》事件」相關的兩個人就是當時擔任中共總書記的趙紫陽先生和擔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導報》與他們此後的命運捆在了一起。
江澤民下令查禁該報，撤銷總編輯欽本立的職務，並派工作組進駐報館。江澤民因為查封上海《導報》中所採取的強硬措施以及此後在「六四」中的背後作祟而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
而趙紫陽先生幾次化解《導報》的危機、保《導報》過關，這後來也成了趙紫陽先生所謂支持、縱容自由化的罪狀之一。最終，趙紫陽先生成為「六四」權位最高的受難者。
就這段歷史，大紀元記者辛菲特別採訪了親身經歷者、知曉很多內幕、當時擔任《導報》編委兼《導報》駐北京辦事處負責人的張偉國先生。張偉國先生見證了江澤民鎮壓《導報》事件的前因後果以及整個過程。
張偉國先生
「六四」後，張偉國先生入獄20個月，後到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任訪問學者，在美國繼續從事新聞工作，為多家媒體作專欄。以下內容根據張偉國先生披露的內容整理而得。
當年《導報》同仁們和新一代有志青年在89年的遊行隊伍中打出了「我們都是欽本立！」的標語。
趙護《導報》 江封《導報》
張偉國指出：查封《導報》這件事情是江澤民參與中共黨內保守派「倒趙」陰謀的一個步驟。江澤民與「六四」的關係相當大。紐約時報的一位記者紀思道曾經對張偉國說：「六四」的直接得利者有兩個人：一個是他自己，他因為報導「六四」而獲普利策新聞獎；另一個是江澤民，因為鎮壓「六四」而發跡。
張偉國指出：李鵬是站在第一線臺前殺氣騰騰，江澤民是躲在背後投機鑽營，看風駛舵，結果李鵬承擔了千夫所指的歷史罵名，江澤民卻成為「六四」的最大既得利益者。
在八十年代，《世界經濟導報》是最早、也是最活躍的倡導政治體制改革的報紙，一直受到改革派的關注，《導報》面臨的幾次危機，也由於趙紫陽和他的助手們的幫忙才得以化險為夷。所以一直有人誤以為這個報紙的後臺老闆就是趙紫陽，其實不是，只是《導報》和趙紫陽對於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理唸信仰相符，彼此有默契。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很多忌恨趙紫陽的保守派，藉著打《導報》來打擊趙紫陽。所以，從某種角度講，六四之後《導報》也是和趙紫陽一起「同赴國難」，最後趙紫陽下去了，《導報》也犧牲了。
張偉國介紹說：《導報》早期是一個經濟類的報紙，叫《世界經濟參考資料》，主要參與其中的老報人當時主要是一些經濟學家和老報人，《導報》創辦之初的辦報方針是：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服務，突出自己是對外經濟的一個窗口。目前在中國大陸已被人們普遍接受的那句口號 「讓世界瞭解中國，讓中國瞭解世界！」就是出自《導報》，這個口號其實也是《導報》精神的一種寫照。但在辦報的過程中，發現政治和經濟是分不開的。
《導報》當時被認為是大陸思想最開放的報紙，甚受學術界和青年學生歡迎。在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後，張偉國與《新觀察》雜誌主編戈揚聯合舉行悼念胡耀邦座談會，此後該報總編輯欽本立用整整五個版面，刊出張偉國報導座談會的專稿，為胡耀邦鳴不平。江澤民、曾慶紅高調查禁報紙、將欽本立撤職，並派工作組進駐報館。 在《人民日報》發表「四二六」社論指責學運為「動亂」後，江澤民進一步下令《導報》停刊。這件事曾在國內外引起強烈抗議。
張偉國指出：《導報》和其它的報紙不一樣，實際上是當時中國絕無僅有的一張民辦報紙，這在中國是一個很特殊的，由欽本立等一批老報人自己集資辦起來的，這在國內共產黨統治下的當時找不出第二個這樣的報紙，這也跟欽本立個人有很大關係。欽本立在50年代是《文匯報》的總編兼黨組書記，「反右」的時候，毛澤東寫過一篇文章《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必須批判》，實際上就是批他。他文革後復出，在社會科學院的世界經濟研究所擔任黨委書記，《文匯報》是他的老根據地，有很多關係。他就利用自己的影響力申請了一個辦報的機會，報紙民義上是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和在北京的一個組織「世界經團聯」(中國的一個經濟團體聯合會)合辦這樣一個報紙，啟動資金是從《文匯報》借的，創刊時甚至連紙張也是從《文匯報》借的。
欽本立在中共高級領導幹部裡有很多關係，一些高級領導幹部的家屬也應邀作《導報》的特約記者，這樣的話，他有很多內部消息渠道，同時又相應的有了很多保護，這個報紙往往比其他報紙快一拍，理所當然比其它的報紙受重視、受歡迎，在市場上銷得不錯，一時間，知識份子看《導報》成為一種風氣。
「六四」期間《導報》風雲吒起
張偉國指出：《導報》在89年「六四」中是個很矚目的事件。事件的起因也是為了悼念胡耀邦，4月15日，胡耀邦病逝後，《導報》的總編輯欽本立先生在當天《導報》的頭版顯著位置上，向胡耀邦表示了哀悼。
4 月19日，《導報》由張偉國出面和戈揚主辦的《新觀察》雜誌，兩家合作在北京文化部的會議室舉行了一個悼念胡耀邦的座談會，當時參加的人體制內的、體制外的都有，也有胡耀邦的老部下、老戰友，也有在改革開放當中起到很大作用的一些知識份子，比如：李銳、李昌、於光遠、胡績偉、秦川、蘇紹智、嚴家祺、戴晴、陳子明，大概有50多人。會議上，大家懷念胡耀邦過去的一些政績，也對在廣場上已經有人悼念的情形發表了一些看法。
其中有兩個人的發言特別受到關注，一個是當時擔任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的嚴家祺先生，他提出了共產黨一直沒有解決政治體制方面的權力更替的問題，即最高權力更替是非程序化，領導人的個人意志在這個過程中起了相當大的作用，胡耀邦實際上就是這種體制的犧牲品，是通過一個組織生活會、非程序化地把他搞下去的。另外一個是女作家戴晴，她在會上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論斷：歷任中共總書記都是沒有好下場的，從陳獨秀開始，一個個數下來，一直到胡耀邦，沒有一個有好下場的，這個話也引起很大的震撼。
會議結束以後，身在北京的張偉國向上海的總編欽本立匯報了這個會議的情況，並按照往常有類似活動的慣例，詢問這次活動的報導給多少版面。欽本立一反常態地說：有多少，報多少。這個是從來沒有的，以前通常只給部分版面，張偉國意識到這件事很特別，所以就趕了兩個晚上，寫了二萬多字，專門報導了這個會議的詳細情況和大家的發言。
汪欽割袍絕交 江陳查封導報
上海市委聽到了《導報》報導胡耀邦的事情，就提出要看《導報》的清樣。欽本立也被弄得莫名其妙，因為以前《導報》的清樣從來沒有被要求審查，但是鑒於是市委領導提出的要求，所以報紙一邊在印刷廠印，一邊他又派人把報紙的清樣送到上海市委宣傳部。
市委宣傳部看了清樣以後，當天晚上，市委副書記曾慶紅和市委宣傳部長陳至立找欽本立談話，讓他一定要把文章中嚴家祺、戴晴的發言內容幾百字刪掉，否則不能出版，欽本立不同意，表示出了事情他自己負責，跟他們磨了很長時間，欽本立還是堅持由他自己負責，不同意刪節。曾陳兩個看說服不了欽本立，就去把當時擔任《導報》名譽理事長的（前上海市長）汪道涵請來，又把當時擔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請來，給欽本立施加壓力，說這是個重大政治問題，而不是業務問題。江澤民聲嘶力竭地嚴厲斥責欽本立，違反黨的組織紀律、喪失共產黨的黨性原則。
在強大的壓力之下，欽本立答應把這個報紙暫時不拿到市場上去，然後就通知印刷廠和郵局不發行，等待修改，當天他到半夜才回家。
但是報紙在上海有兩個發行渠道，一個是通過郵局，郵局到印刷廠去拿，到各個零售點或者郵寄發出去，還有一個發行渠道是外面的人不太瞭解的，中共有個機構叫機要局，專門是發給高級幹部的。欽本立通知到印刷廠，印刷廠只是攔了郵局的，而機要局的因為印刷廠一般不管，所以有部分報紙通過內部機要局通訊的發行渠道流傳出去了。
第二天，汪道涵看到了報紙後大怒，馬上打電話罵欽本立，說他不守信用，出賣了他，並表示要與私交很深的欽本立割袍絕交。
4月26日，江澤民在有一萬四千人參加的幹部大會上宣布：鑒於《導報》總編輯、黨組成員欽本立同志嚴重違反紀律，決定停止他的領導職務，並向該報派駐整頓領導小組。欽本立聽到這個決定後表示：「我不服氣！我要申述！」「這完全是一起新的冤假錯案。」
此時，趙紫陽正在北韓訪問。江澤民向主持意識形態領導工作的政治局常委胡啟立打電話，要求中央表態，支持上海市委的工作。於是新華社發電訊、《人民日報》在頭版顯著位置、中央電視臺的黃金時間都轉播了上海市委處理《導報》的決定。
江澤民派當時的上海宣傳部副部長劉吉為組長，組織了一個工作組，到《導報》進行整頓。這段期間，有很多波折。劉吉下令張偉國回上海，接受審查。張偉國對他說：「是欽本立派我來的，在我的心目中，欽本立還是老總。如果要我回去，你叫欽本立下命令，我不承認你這個工作組。」
趙紫陽批江 張偉國訴江
當時劉吉工作組在上海下了很多命令，規定《導報》的同仁不能向外透露消息，規定了很多紀律，所以當時報導的一些新聞、內幕以及被整肅的情況，主要是通過張偉國在北京向海外的媒體發布。
由於有這樣的一個消息出去，就引起了整個中國新聞界的關注，新聞界都起來聲援《導報》，走上街頭遊行，要新聞講真話，恢復欽本立的職務，還我欽本立，還我《導報》啊，都是當時新聞界叫出來的口號。
形勢出現了一個相當大的變化，尤其是趙紫陽從朝鮮訪問回來以後，他批評了江澤民把這樣事情處理糟了，新聞界那邊也就在《導報》事件的引發下，由胡啟立、芮杏文、閻明復等一些主管意識形態的最高領導，在北京跟新聞界對話溝通，討論新聞改革。這實際上就催生了1989年5月中旬那幾天中國大陸新聞最開放的一段時期。
同時，這個也是89年運動的性質有很大的改變。在以前，86年的學潮，基本上侷限在學生運動裡邊，89年因為有了《導報》這個事件，實際上它就越出了這個界限，它先是通過新聞界介入到民主運動當中來，然後就是其他的知識份子，社會各界越來越多。
所以在5月13號絕食這個事情發生之前，《導報》這個事情一直是個焦點，而且由於它是一個焦點，中央和新聞界的互動出現了一個比較良性的勢頭。
那時候，《導報》的人員認為，如果《導報》能夠通過法律的手段來捍衛自己的權利，那比較能夠推動中國的新聞自由，依靠法治來保障。鑒於此，張偉國在北京請了北京大學、中國政法大學、人民大學的一些搞法律研究的專家教授，組織了一個班子，專門起草了起訴江澤民和上海市委的起訴書，準備通過法律訴訟的途徑，來使得《導報》事件有一個新的結果。
當時主要是從兩個角度提出訴訟的，一個是從行政法的角度，因為報紙按道理講是屬於新聞出版系統，屬於行政系統管的，江澤民作為市委書記不能夠來越權撤欽本立的職務的。另外一個，由於江澤民對欽本立的撤職，《導報》不能正常出版，《導報》本身的經濟利益、《導報》讀者所受到的這些損失，都需要江澤民和上海市委要來承擔，實際上就涉及到民事損害賠償。
張偉國說：「我們當時有一個想法，就是中國的新聞改革到了一個關鍵的時候了，進一步就進十年，退一步就退十年。所以那個時候，從欽本立到我們下面的記者編輯也都非常堅持這個立場。我也感覺到，我們如果能頂住，實際上對整個新聞界爭取更大的新聞自由和新聞空間是很重要的一塊基石。由於大家有了這個共識，所以《導報》一直沒退。」
89年學生運動在5月13日開始絕食之前，聲援《導報》、要求新聞自由，是當時大家關注的焦點，而且也史無前例的使新聞工作者和廣大知識份子加入到這場民主運動中，所以一些評論家認為，「《導報》事件」是八九民運從學生運動轉向社會運動的一個轉折點。
人民日報的高級記者1989年參加遊行
江澤民兩手準備 陳至立欲做替罪羊
江澤民在5月初上海市委幹部會議上發泄氣恨，甚至在上海市委擴大會議上，拍著桌子就講：「我是一個政治局委員，我就不能撤一個局級幹部的職務嗎？」 欽本立行政級別在是一個正司局級幹部。
被趙紫陽批評後，江澤民在上海好幾次局級幹部會議上做檢查，說沒處理好，甚至於說自己是「縮頭烏龜」。那個時候，他驚慌失措連講話都語無倫次。張偉國說自己也遇到過江澤民找與欽本立、與導報關係比較密切的一些與兩方面都有關係的老同志疏通，希望《導報》退讓一步，他也不再處理欽本立了，欽本立照常上班，《導報》也就不要再折騰他了。
趙紫陽批評江澤民、江澤民認錯之後，上海市委準備了一套方案，萬一中央追查起這個事情來，就讓陳至立出面承擔責任，說處理《導報》完全是上海市委宣傳部決定的，其實是做江澤民的替罪羊，陳至立表現的對江澤民很忠誠。張偉國指出，這也是為什麼「六四」以後陳至立能夠發跡的一個根本原因。
張偉國還講述《導報》的另外一個記者陳樂波（幹部子弟、《導報》編委兼中國經濟部主任）的插曲。汪道涵曾經把陳樂波帶到江澤民家裡，實際上也是希望通過他來做《導報》的工作，勸讓《導報》妥協。陳樂波那次在江澤民家裡把江澤民教訓了一頓，而且跟他講法國大革命的歷史，逆歷史潮流而上斷頭臺等故事，使江澤民怒火中燒。後來江還在有些場合提到這件事，說竟然我們的幹部子弟說我要上斷頭臺！
「六四」開槍以後，江澤民主要點了張偉國、陳樂波的名，惡狠狠地對身邊人說：《導報》的年輕人比年紀大的人還要壞！
作為江澤民參與「倒趙」陰謀的另一個重要證據是：江澤民還通過前任上海市委的領導人陳國棟、胡立教等老同志（離退休老幹部）之口，在1989年初向中央政治局和中顧委常委們發出通報，批評趙紫陽只搞改革開放，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一個基本點而不是兩個基本點。趙紫陽當時的回應是，十三大路線就是以發展生產力為中心。（即「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新聞界遊行聲援 《導報》堅持不退縮
5月3日後，上海青年報等新聞單位和知識界人士相繼到《導報》聲援；5月4日首都200多名記者走上街頭，加入學生的遊行隊伍，從而使89民運的主體結構中增加了知識份子的成份；5月9 日，首都記者代表在全國記協遞交有千餘名記者編輯簽名的請願書；5月16日北京學生開始在天安門廣場絕食；5月15日上海知識界發表呼籲書；這一系列活動的中心內容之一就是要求恢復欽本立的職務。
5月18日，《導報》舉行中外記者座談會，欽本立自停職後第一次公開露面，他對中外記者講：「自己向來是守紀律的」，「倒是不守紀律的阻礙了《導報》的正常出版。」「《導報》事件的根本原因是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新聞改革滯後。」
5 月19日下午，欽本立會見了華盛頓郵報記者，5月20日，欽本立參與組織上海萬名黨員簽名。戒嚴之後，5月22日欽本立率《導報》同仁冒雨上街遊行。期間，上海市委與《導報》骨幹成員進行斡旋：「只要欽本立肯檢討，就可以復職。」均遭欽的堅拒，欽稱「這不是我和上海市委負責人的面子問題，而是《世界經濟導報》和改革的面子問題。」
1989年導報事件後，記者們參加遊行要求說真話，圖為人民日報記者。
《導報》堅持到底 「六四」後遭封殺 主要人員入獄
最後一期報紙是卡在5月8號那期報紙。因為5月8號直接刊登了「世界經濟學會」聲援導報的內容，直接批評了上海市委。
因為當時欽本立被停職審查，報紙在印刷之前都要主編簽字，當時工作組組長劉吉把它卡住了，堅決要把這篇撤下去，《導報》不妥協，所以一直斡旋到將近戒嚴。到戒嚴的時候，《導報》自己也發表了聲明，跟上海市委不妥協。欽本立也出來開記者招待會，也到街上參與遊行，後來都成為了他的罪狀了。
「六四」以後，《導報》被徹底查封了，人員都被遣散了。欽本立一直被隔離審查，最後得了癌症於91年4月15號去世，至死拒絕認錯。臨終之前，《導報》的人到醫院去看他都很困難，要經過好幾道關卡。張偉國91年1月出獄後經過到曲折的過程，終於見到了欽本立。
張偉國、阮江寧、陳樂波、許小微四個記者被抓起來。許小微被關了一年多，陳樂波關了將近1年，阮江寧關了1個多月，張偉國被關了20個月。等到張偉國出獄的時候，《導報》基本上已經人散得差不多了。一直持續到92年，才把《導報》的清理工作做完，把工作人員全部遣散。
在這個遣散的過程中，陳至立下了一個決定，就是不許《導報》的人再從事新聞工作，不能再去當記者。所以很多人都改行了，到一些公司裡去工作，或者是出國，或者是搞別的專業去了。
江澤民化裝入京 參與「六四」決策
88年底、89年初的時候，江澤民以老人們的名義給政治局打報告，批評趙紫陽只搞改革開放，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十三大的基本路線是兩個基本點，兩手抓，上海市委送上去的，是江澤民在後面做的小動作。
江澤民5月下旬就去了北京，當時民眾堵戒嚴的部隊，哨卡都進不去，路上都有老百姓的哨卡攔著，不讓軍車進去，交通都被堵了。所以江澤民還是化了裝才進去的。事實上他在北京參與了「六四」期間武力鎮壓學生的整個決策。
起初並沒有宣布江澤民作總書記，上海市委傳出的消息是他可能升到政治局常委主管意識形態，接替胡啟立的位置。一直等到十三屆四中全會，6月9日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那個時候公布說他是總書記。江澤民自己後來也透露，當時是溫家寶到機場接他，然後化裝才進得了北京城。
「六四」檔案公布江澤民參與鎮壓
《天安門文件》一書透露，當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溫家寶，將江澤民帶到陳雲、鄧小平家中，拜見中共元老的細節。
「六四」密件中某些會議紀要透露：江澤民早在5月10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就敢於當面頂撞趙紫陽，堅持鎮壓《導報》有理。後來老人們在讚賞江時，還提到「四二六」 社論後上海聞風而動召開萬人大會，北京戒嚴後上海最先支持，云云。早在屠城之前，江就寫密信給鄧小平，信中說如不採取「果斷措施」，「任資產階級自由化氾濫，就要亡黨亡國」，云云。
江澤民受鄧小平委託參與「六四」鎮壓的決策和實施，在中共的「六四」檔案中也有記錄。5月22日，江澤民赴京匯報工作和思想，5月23日，鄧小平在西山接見江，得到鄧的賞識，鄧告訴江準備接替趙紫陽成為中共總書記。江隨後奉命回到上海，把當時訪美歸來的人大委員長萬里軟禁起來，以鄧的密信迫使他表態支持戒嚴。由鄧的建議，江於5月27日起參加了「五人核心班子」（李鵬、喬石、姚依林、楊尚昆、江澤民），行使政治局常委會的權力，五人核心班子組成後，直接對鄧負責，全權處理「六四」事件。其中江澤民、李鵬表現「最為積極」，為後來的江體制打下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