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零年三弟考取了一個公費的中專學校，兩年後因該校撤銷而轉入舒城中學。儘管他的畢業成績是當時高三全班第一，但六三年的大學高考卻是名落孫山。有人告訴他不是分數問題，而是家庭因素。三弟不信，以為自己沒有考出最佳成績，於是一面打工，一面複習，決心第二年再考。結果，在六四年的高考中，全專區五所中學的考生中得了狀元，分數第一名。然而，可悲的是，仍然沒有被錄取。這時他才相信，因為父母的問題，自己已經被打入另冊了，大學的門對自己永遠關閉了。後來也聽到有人告訴他，六三年起高考政策就規定：六種人（殺、關、管、監、勞、放）的子女不予錄取。
六四年高考落榜，三弟只好又重新做起代課的工作。然而，兩個月後，由於父母的問題，連代課也不允許他做了，只好在家待業，偶或做點苦力勞務。街道組織五類分子指令性的義務勞動，這些因父母問題而打入另冊的子女們也必須參加，實際上就是街道上的第六類「社會危險分子」。
六四年冬，街道組織這六類人去山區修筑山路，自帶鋪蓋、飯碗，公家給飯吃，由街道民兵帶隊。我問三弟當時的勞動生活境況，他說你要知道當時的境況，只要看看電影《逃亡》裡的鏡頭就可以了。沈重的鐵鎬一連數小時土石挖掘，長時間地擔挑一二百斤的土石擔子，幾十人背纖拖拉幾千公斤的壓路鐵輥，------。所不同的是，沒有軍警持槍看押，服勞役的人沒有鐵鏈鎖住雙腳。然而，每一個人都戴著一條比腳鐐沈重得多的思想鐵鏈。一天勞動下來，儘管精疲力盡，手腳起血泡，汗水浸透衣褲，沒有休息，沒有護理，沒有洗滌，唯有政治學習、檢查思想雷打不動。在工程結束時，每個人還要寫總結、小組評議、領隊評語。幹活偷懶磨工者將會受到嚴厲批判。這種政治牢籠對人的禁錮和窒息遠遠比帶有鐵絲網的監獄高牆和持槍的獄卒厲害得多，也有效得多。
初春時節，連綿陰雨。勞工們成天以汗水摻合雨水，拚命幹活，因為一停下來就要冷得打抖擻。然而，由於強體力勞動，吃的都是陳霉米，沒有油水，很快就感到腹中無貨，有一半時間是在飢餓狀態下堅持幹活的。沒有一個人敢發出怨言。
春汛漸緊。一次，一個剛剛建好的一座拱形公路橋，因為拱下的忖墊泥土沒有及時撤除，堵塞水流，眼看橋下的水位不斷升高，威脅著橋身的安全。這時，需要兩個熟悉水性的人下到水裡去清除橋下的泥土。三弟與另一個青年被他人推薦，擔當此任。儘管有冒生命的危險，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他們二話沒說，脫光衣服，繫上救命繩，跳下寒冷徹骨的水中。由於水深流急，清土的工作十分艱難，幾次被急流沖走，又被救命繩拉回。他們在水中足足工作了一個多小時，凍得全身發烏，嘴唇發紫，根本說不出話來。回到住處，同伴們用棉被把他們兩人緊緊裹起來。領隊為避免他們一旦病倒而要少兩個強勞力，派人去打來一點燒酒，讓他們每人喝下一杯燒酒，這才慢慢緩過來。 為此，終結評定得到領隊好評。
由於修路的表現不錯，六五年五月三弟被街道委員會推薦到城郊的舒城窯廠。窯廠原來是個勞改農場，工人多數是勞改犯留下來的。實際上，窯廠仍然是安置第六類『社會危險分子』的變相的勞改廠，人們從事著長時間、高強度的體力勞動，可是得到的報酬只能維持最低的飽肚子的生活。
儘管在窯廠中從事惡劣環境下繁重的體力勞動，三弟都是任勞任怨，拚命苦幹，與工友、領導關係都很好。六八年秋大規模的清理階級隊伍在當地展開。一天，禍從天降，三弟突然被宣布為反革命小集團成員，實行隔離審查。罪名據說是AB黨首犯。實際上，三弟連AB黨是什麼都不知道，之前連聽都未聽說過。當時，大會揪鬥，小會批判，連翻審問，逼迫交待。三弟說：「我真的不知道AB黨是什麼，更談不上首犯。如果你們要捆綁吊打我，那麼，你們說什麼我就承認什麼。」這麼一說，他們到是沒有捆綁吊打，可是批判、揪鬥、審查，足足被整了三個月。連訂閱《北京晚報》、看「三家村札記」、讀「燕山夜話」都成了罪狀，可是就是找不到一點AB黨的痕跡。最後只得不了了之。
三弟在隔離審查結束後聽到信息，在同一街道上的第六類「社會危險分子」，全部二十幾個失學待業青年，都被打成AB黨成員，受到隔離審查和不同程度的迫害，都是肇因於本街道的一個下放學生。他在農村被打成反革命，並受到嚴刑拷打和逼供，兩個拇指被捆綁吊起一天一夜。在殘酷逼供的情況下，他把他所知道的同學、朋友、鄰居的名字全部供出來，並起了個名字叫AB黨。恐怕他起這個名字時連三十年代初江西的AB團都沒有聽說過，純屬於童幼無知的惡作劇。可是這些所謂AB 黨的青年學生所遭遇到的迫害也不比當年共產黨整肅AB團好多少，但是比當年的那場整肅的起因更為荒誕無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