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慈父因「反革命罪」慘遭毒打，含冤離世。
那是一九七五年一月的一個下午。「媽，快來啊！不好了，爸又出事了」隨著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大姐臉色蒼白，哭喊著跑回家。母親聞聲衝出家門，一手拉著大姐，一手抱起我，發瘋似地向大隊部跑去。「反革命的敗類，沒有槍斃你，算你走運，還想說話，打，繼續打.」天啦！幾個比虎狼還更凶殘的共產黨幹部民兵，有的往父親身上吐口水，有的用拳打、用腳踢，更有一個大漢手持一條好粗好粗的鞭子往父親身上抽打。母親不顧一切扔下我，扑向父親，企圖用自己的身子來保護父親，可就在她扑向父親的那一刻，已經暈倒在父親的身上，把父親頭上的白色「高帽子」碰倒在地上。一個臉上長著一顆大大黑痣的男人，隨手抓起「高帽子」重重的砸到母親的臉上。沒過幾天，我那親愛的父親便含冤離開了人世。父親去世的時候，眼睛張得大大的，聽母親說，我的祖父在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前是國民黨的一位官員。就因為這個，中共篡奪中國政權之後就把我的家庭打成了一個反革命的家庭，父親成了「反革命分子」並被活活的折磨死了。父親去世的那年，我剛滿三歲，失去父愛的痛，在我的幼小的心靈上留下了一道永不磨滅的傷疤。
二、參加「六四」愛國民主運動，竟被取消分配的資格。
一九九一年，我以優異的成績從福清元洪師範學校畢業。「很遺憾的告訴你，你雖然是一位好學生，但是還是被取消了分配的資格。我雖然很同情你，農村的孩子念到這裡，是很不容易的，但是這是政府和教育局的決定。哎！你當時真不應該搞什麼遊行示威，支持什麼學生民主運動」班主任林航老師摸著我的頭，滿懷惋惜的語氣對我說了許多安慰的話。我的一顆心好像突然間被掏空似的，不知所措。老師後面的話我已經記不清了。無助和失望的淚水奪眶而出。我也記不清當時是怎樣離開林航老師的辦公室，怎樣回到了學生宿舍。八九「六四」運動，得到全國各地各行各業那麼多人的響應、支持，身為學生會主席的我是為了反官倒、反腐敗，是為了我們國家更發達更美好才投身學生運動。我們學生到底有什麼錯？1991年6月28日，那是我永遠都不會忘記的痛苦，一位19歲的如花女子，還沒有來得及向社會綻放異彩，吐放芳香，卻過早的被暴政風雨摧折踐損了。我開始對這個我曾經充滿熱情，對我所謂恩重如山的「黨媽媽」產生了許許多多的疑問，她是一位好「母親」嗎？
三、慘遭毒打，兒死腹中。
「咚咚咚」「開門，查戶口的，快開門.」一陣急促的敲門聲和叫喊聲把我從睡夢中驚醒。我披上外衣，慌慌張張的開了門。「綁起來，先押到居委會，明天再處理。」這個聲音我記得，那是居委會王主任熟悉的聲音。還沒來得及問個明白，我的雙手已經被反綁起來，連拉帶推的押走了。身後留下的是一陣未滿兩週歲女兒的哭叫聲，聲音裡充滿了無助和恐懼，我的心碎了。第二天晚上，我懷孕在身的5個月之大的兒子被喪盡天良的奪去了生命。我躺在床上足足三個月，三個月裡伴隨著我不僅僅是生理上的創傷，更重要的是心靈上的創傷。那種失去親身骨肉的痛是揪心的。我無數次的問自己，共產黨政府到底是什麼？連幼小的生命都不放過。
四、煉功健體，再遭關押。
「你這樣三天兩頭的生病、請假，也不是問題，校長的意見可大了。跟我煉功吧！練了功，不但能祛病健身，最主要的能使自己變成一個好人。」在同事吳秀欽三番五次的勸說之下，1999年2月，我開始接觸了法輪功，我們煉功點有各種年齡的人。我們都那麼友善、健康、快樂、充實。開始煉功的幾個月裡，是我這一生最快樂的時光。我確信法輪大法是我終生的信仰。但是1999年7月，在中國開始的這場迫害法輪功的運動，打碎了我平靜和快樂的生活。更大的災難又降臨到我的頭上。「不許哭，再哭，把你也綁起來。」警察瞪著眼睛凶巴巴的吼著，連未滿五週歲的女兒也不放過，關押在看守所裡餓了也不許哭。一個母親看到警察在自己的眼皮底下虐待自己幼小的女兒，那是一種作為母親無奈的痛。我無數次的對他們說：「追求真、善、忍難道也有錯嗎？」他們講不出道理來，卻強詞奪理，威脅恐嚇，利用極端卑鄙、毒辣的手段對付我們這些善良的人們。
如今，我拋下體弱多病的幼女，是何等的離別之痛。不僅僅是為了逃離共產黨的迫害，更重要的是堅持我終身的信仰。共產黨給我帶來的種種苦難，造成了我今天萬分的恐懼。對於我，對於千千萬萬善良的人們來說，共產黨的屠刀那只是一種考驗。蒼天有眼，人間自有真理，烏雲是遮不住晴空的，相信春天離我們不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