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在國內語境中向來被視為最高學術榮譽。這位連學位還沒有拿到就取得如此驕人成績的海歸者被媒體稱為難得的天才。徐友漁對此感到很疑惑。時隔不久，他來到英國另一所著名大學求學，向英國學者請教這個問題。英國學者的回答讓他非常吃驚：徐在當時國內單位的頭銜是講師，在英國他也可被稱為 「research fellow」。原來這是一個在國內相當於「助理研究員」的稱呼。
時隔幾年，徐友漁回國後驚異地發現，越來越多的所謂翻譯問題出現在海歸者的個人履歷上。
「不排除有的當事人做手腳，有意給自己披上一件華麗的外衣」
這種在個人履歷上出現的翻譯問題被一些人戲稱為「局部失真」。這些海歸者的確從事過履歷上提到的工作或學術研究，但他們的履歷與真實發生的行為相比有一定差距，最明顯的差距是在頭銜的翻譯上。
比如，一個年輕學者畢業後曾任職於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簡稱「美聯儲」）。他當時的頭銜是「permanent economist」。如果按照中文直譯，就是常駐經濟師。事實上，這位學者歸國後在自己的履歷上翻譯成首席經濟學家。
有人對他的頭銜產生懷疑。眾所周知，美國的經濟學研究極為發達，此方面的大師比比皆是。而華人經濟學家在美國經濟學界能排得上名次的屈指可數。這位學者在學術上算有自己的建樹，可剛畢業的他能與在這個圈內奮鬥了多年的學者們相比嗎？
美聯儲的回應讓人失望：在美聯儲內部，permanent economist這個稱謂是對最基層的工作人員的統一稱呼。如果按照國內的語境理解，就好比是在政府部門的一個工作人員。
這位學者對此的解釋是：中美翻譯不同。其實，這也是很多涉及「局部失真」問題的海歸者對這個問題通行的解釋方法之一。這個解釋聽起來頗有幾分道理。不可否認，的確有些海歸者不瞭解國內情況，因而產生了在翻譯上的差別，「但也不排除有的當事人做手腳，有意給自己披上一件華麗的外衣」。徐友漁說。
上海大學一位教授認為，與學術剽竊不同，這是利用兩種不同語境，誇大實際所做的工作成就，抬高自己的學術地位。
「局部失真」在違反學術道德的邊緣打了一個「擦邊球」。與那些偽造學位證書、剽竊學術成果等嚴重的違反學術道德的事件相比，翻譯上的「局部失真」問題的性質相對要輕得多。畢竟，當事人本人曾經從事過這樣的工作。
「這種翻譯上的『局部失真』的風險要小得多。畢竟，它還有退一步的餘地。」徐友漁研究員說。一旦產生歧義，語境不同造成的解釋不同是一個聽起來很好的藉口。
實際上，很難對這種行為作出處罰。學術界本身對違反學術道德的行為還沒有一個嚴格的處罰措施，何況這種還稱不上是違規的行為。
「沒有必要在翻譯問題上糾纏過多。」吉林大學教授鄧正來說。在他看來，這種行為不單單是翻譯問題。在翻譯背後引出更深層次的問題是，海歸者「局部失真」為何屢禁不止？
社會需求滋生了集體失語
「新語絲」是方舟子創辦的網站。在這個以學術批評為主的著名網站上，「局部失真」問題經常成為熱點話題。在另外一些學術批評網站，比如楊玉聖創辦的「學術批評網」，也常有類似的內容。
這類評網站的關注直接導致媒體對這類事件的關注。通常的操作模式是：在網站線索指引下，媒體對當事人及相關人士進行採訪，希望藉助媒體的力量來維護學術界的誠信。方舟子所在的網站和媒體曾經揭露多起類似事件，可是類似事件依然相繼發生。
「個人在這件事情上要負責任。」一位著名教授說。「與其指責個人，不如更多地關注個人之外的因素，」比如說，政府部門、教育部門和大學。
以許傳璽事件為例，吉林大學教授鄧正來對個人以外的因素提出質疑：一是求職者本人的學術簡歷，無論是作為教育部門還是他所在的教育單位，有沒有認真地核查過？二是他所謂的這次當上院士所有文件所提供的信息，作為教育主管部門和他所在的單位有沒有核查過？
「為什麼都沒有核查？」鄧正來教授說，「其中一個深層次的原因，就是我們期望新星、期望某種學術帶頭人能夠突然出現，我們樂見其成。」
一個不容迴避的事實是，國家正在力圖建設一批高水平大學。對一所好大學而言，一流的師資是絕對必須的。可一流的師資從哪裡來？高薪聘請外國一流大學的老師來華任教是一項很艱鉅的任務。儘管國內一些著名高校也在打出全球招聘教授的廣告，相對而言，更多的應聘者還是來自華人學者。事實上，因為經濟差距，國內大學能提供的薪水有限，加上學術研究水平和學術硬體環境的差距，國內多數高校不足以吸引大量國外優秀師資來此任教。
「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成了一個相對變通的方法。一些國外著名學者應邀到國內高校短期任教，與中國高校的師生一起分享該領域前沿知識；或者是用專款設立一些項目教授，比如教育部的「長江學者計畫」、清華大學的講習教授制度等，集中幾個月的時間在國內高校任教。
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應邀前來任教的更多的還是華人學者。在國外學術圈內的耳濡目染，加上個人的努力，他們與國內同期畢業的同學相比，在學術上的進步可能要更快一些，相當一部分人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內都有所建樹。「正因為大學在急劇擴張，每個大學都要塑造自己的學術帶頭人，很多大學都瀰漫著崇洋媚外的風氣。」徐友漁研究員說。聘請海歸者成了不少高校在短期內提高自己師資水平的最便捷的方式。「這種行為可以大大拔高造假者的地位，並使他們獲得學術、政治或經濟上的好處。我們揭露了多起這類事件，可造假者都毫髮無損。」方舟子說。
對不少學校來說，當然希望應聘者具有較高的學術成就。這樣既可以提升學校的品牌，也可以彰顯學校的吸引力。當局部的負面信息出現時，誰又願意主動出面承認自己犯了錯呢？
鄧正來教授總結說：「這種現象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我們的教育體制和學術體制對這種東西的需求而導致的。」簡單地說，就是制度上有這樣的需求，所以才有人會提供這樣的產品。即使產品出了一些小問題，也很少有人會因為這種瑕疵而「退貨」。
有圈內人評價，正是因為如此，在越來越多的「局部失真」現象發生時，也伴隨著越來越多的集體失語。
在誠信體系比較健全的社會，說謊者必定付出代價
「局部失真」的問題也存在於國外學術界。比如說，前幾年著名的「舍恩事件」。舍恩這位年輕科學家任職於著名的貝爾實驗室。在短短几年內，他和他領導的小組相繼在一些著名科學雜誌上發表了不少文章。這些文章給舍恩帶來極高聲譽，他也被認為在未來幾年內很有希望獲得諾貝爾獎。
後來，有科學家對舍恩的實驗數據提出質疑，從此揭開了光環背後的真相。為了多出成果，他虛構了一組又一組實驗數據。毫無疑問，舍恩離開了貝爾實驗室。
在誠信體系比較健全的社會，說謊者必定會付出代價。實際上，國外學術界也有一個相對成熟的懲戒體系，比如說，由學術機構自己建立「灰名單」。學者一旦有違背學術規範的事情發生，就會立刻被記入名單中，並受到社會誠信體系的懲罰，比如，在幾年之內不能申請研究資金或必須離開自己任職的機構。國外很多大基金會掌管著相當多數量的科研資金，他們的手頭都保存有這樣的灰名單，一旦在名單上看到熟悉的名字，這個人會被不客氣地剔除出申請者的行列。
在目前的體制下，這種懲戒難以在國內學術界實現。最重要的原因是，社會誠信體系還沒有建立，遵守規則的問題就不是學術界自己能把握的。「健康社會有三種行當直接與人打交道，特別不能造假：醫生、教師和律師。如果這三個行當造假成風，就說明社會的誠信體系已經觸底，岌岌可危。」一位學者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說，「如今我們就處在這種狀態，敢於說真話者受到打擊，而造假者本身沒有受到應有的懲處，相反得到的利益在不斷擴大，誠實與直言得不到應有的尊重。」 「這個時候應該引起警覺的就不是哪些個人或者哪個行業，而是造成社會謊言運行的根本機制在哪裡？」他說。他理解人們為何總在學術界呼籲應該如何如何，問題是學術界的人也是社會中的人。「你要求生活在謊言社會中的學術界保持潔白無瑕，是做不到的。更大範圍更有實質利益的謊言體系包圍著學術界，多少年來學術界也在逆向淘汰，剩下的人都學乖了，他們支付不起潔身自好的成本。」他說。
務實的問題就是如何在現有條件下，讓學術界有所規範。「我認為不用對這類事情本身進行專門的制度建設。」徐友漁研究員說。實際上，任何一個學術機構在申報時已建立相應的規則，它所在的評委會、學院或者系，本身都可以把關。與其建設制度，不如現有的機構認真工作，如果這些機構真的盡到責任，這類事情的發生自然可以減少很多。
鄧正來教授認為，如今主管機構和有關教育部門更多地注重對人的稱呼，而不是對學術成果本身，這是一個應該校正的觀念。實際上，對做學問的人來說，不論是學術事業，還是教育事業，都是踏踏實實拿作品出來說話的，不是任何榮譽頭銜可以說明問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