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人有藝名，作者有筆名，這是很正常的事情，古今中外，由來已久。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處於領軍地位的文壇巨人「郭魯茅、巴老曹」六人之中，無一人使用的是其原名。人們只知道郭沫若、魯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若不專門從事文學研究，難得有幾個人關心他們原來的姓名。作家的筆名還好說，起碼讀來朗朗上口。藝人的藝名可就千奇百怪了。什麼七齡童、六齡童、小六齡童、六小齡童，根本就不像名字，不下一點功夫都讀不流暢。可是戲迷們偏偏記得住，至於他們的真名是什麼，倒沒有多少人關心。
藝人用藝名、作家用筆名，一點也不會影響他們「說真話、做真人」。如果他們中的什麼人（例如郭沫若）說假話、做假人，那也不是因為他用了假名，而是要從他的人品、人格上找原因。如果更深入一步，則還要從他所處的社會環境中找原因。
中華民族本來是一個十分注重誠信的民族。幾千年的專制統治使得中華民族的一部分人逐步學會了「黑厚學」，以心黑手辣、毛深皮厚的虛偽言行來謀取個人利益。在共產黨黨國統治的這五十幾年裡，說假話簡直變成了求生存的必要手段。1955年，借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共產黨黨國對說真話的人進行了第一次鎮壓，把兩千五百多名知識份子精英投入了監獄。由於事不關己，大多數中國人並沒有認識到這一事件的嚴重性，更沒有預感到自己也遲早會大難臨頭。1956年，毛澤東親自號召人民幫助黨整風。廣大知識份子掏出自己滿腹的心裏話，真誠地幫助黨整風。幾個月以後，毛澤東就變臉了。他號召全黨全國人民「反擊右派份子的倡狂進攻」，以他的「陽謀」把敢於說真話的優秀知識份子幾乎一網打盡。從此以後，中國人民就學乖了。大家認識到，如果不想變成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敵人，最好還是把真話藏在肚子裡，只說共產黨願意聽的話，哪怕那是假話。所以，在反右（定了一百萬右派份子）和反右補課（又增補了十萬）之後，儘管共產黨開展了「向黨交心」的運動，它卻未必收到了幾顆真心。
但是，「向黨交心」運動的影響卻是十分深遠的。它開啟了曠古未有的「全民表態文化」的先河。從此以後，凡是在共產黨對人民群眾不放心之際，它就要求全國人民向它表態。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引起的連續三年大飢荒餓死了五、六千萬老百姓，但是1962年以後開始大搞階級教育，在憶苦思甜會上，人人都必須訴舊社會的苦，說新社會的甜，哪怕早幾年家裡餓死過親人。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在聲討林彪的會議上，人人都必須潑口大罵「林賊死有餘辜」，哪怕在幾天之前還在同聲高呼「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永遠健康！」在1989年「六•四」大屠殺之後，在強化學習班裡，人人都必須表態「堅決擁護黨中央平息反革命暴亂」，哪怕在幾天之前還是遊行示威的積極參加者。
除了少數特別勇敢的中華民族的脊樑，誰有膽量在「表態運動」中不按黨的要求表態？哪怕你悶頭不語，消極抵制，都會影響你的提職、加薪、分房，甚至孩子的入託、入學、升學。如果你「狗膽包天」，膽敢唱反調，那麼輕則批判鬥爭，重則身陷囹圄。
表態的人知道自己是在說假話，聽表態的人也知道他聽到的不是真話。但是人人都這麼說，大家心照不宣、自欺欺人。儘管連共產黨都知道老百姓說的未必是真話，但是一到關鍵時刻，它還是逼迫老百姓表態。在聽到這些高壓下的表態之後，黨的虛榮心就得到了滿足。全國人民的口頭擁護使它感到舒適和寬慰。經過黨的喉舌的反覆宣傳和渲染之後，黨甚至會產生錯覺，以為它真正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
這種「全民表態文化」對於共產黨有自慰作用事小，把中華民族的誠信傳統破壞殆盡事大。它使得中國老百姓不再以說假話為恥，反而把說假話視為理所當然。政府欺騙我們，我們為什麼不可以欺騙政府？「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就看最後誰騙過誰。如果你指責他欺騙可恥，他可以理直氣壯地說：「你為什麼不首先指責政府。政府比我更可恥。我的欺騙不過是自衛性的被動性欺騙，而政府的欺騙是攻擊性的主動性欺騙。為了對我的身家性命負責，我不得不說假話！」仔細想想吧，你不得不承認，他說得有道理。
由於人類社會的進步，民主意識深入人心；由於科學技術的進步，網際網路迅速普及，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通過共產黨無法嚴密控制的網際網路，勇敢地站出來說真話了。但是，敢於以真名說真話的畢竟是少數。他們要麼在海外，共產黨夠不著他們；要麼是有身份、有地位的名人，共產黨動不了他們；要麼是一些情況特殊的人，共產黨在有意無意地容忍他們。絕大多數在網上發表言論的中國人還是只敢用假名說真話。為什麼？他們完全暴露在共產黨的殘暴統治之下，缺乏基本的人身保護，處境十分危險。他們不願意暴露自己的真名，無非是想多一層保護。哪怕這層保護十分脆弱，隨時可能被黨國公安部門、國安部門以現代高科技手段擊破（例如不鏽剛老鼠劉荻），但是多一層保護總比赤膊上陣好！我們沒有必要發起一個運動提倡他們公布他們的真實姓名。他們用假名說真話，進行認真嚴肅的寫作，比共產黨黨國領導人和貪官污吏們用真名說假話，冠冕堂皇地欺世盜名要高尚得多。
筆者認為，在中國共產黨的殘酷統治下，有膽量以假名說真話就已經要擔風險了，就可以算做勇敢的人了。現在當務之急不在於倡議他們用真名說真話，而在於鼓勵那些根本就不敢說話的人說話。要知道，有多少中國人連用假名說真話的勇氣都沒有啊！他們在家裡，在朋友圈子中大罵共產黨，在會議上卻服從「表態文化」的需要。要他們在大庭廣眾中說真心話嗎？他們不敢，怕被人揪住辯子；請他們寫文章貼到網上嗎，他們更加不干，（哪怕他們的寫作能力很強，）他們絕對不願意讓共產黨抓住白紙黑字的鐵證。因此，我們首先要做的是爭取讓所有的人都敢講話。以真名講真話的人為這些不敢講話的人樹立了榜樣，以假名說真話的人也讓這些不敢講話的人受到了鼓舞。他們對中國的民主進程也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對那些以假名說真話的人，我們應該鼓勵他們的大膽敢言，他們是不是用真名來發表他們的見解並不很重要。共產黨專制政權給他們的壓力已經夠大了，他們不應該再承受自己人給他們的壓力。我們不是都在為中國人民爭取自由權利嗎？那麼，任何人都有權利使用筆名發表他的作品也應該算一種自由權利。
名字只是一個符號。如果一個人堅持使用他慣用的已經形成了影響力的名字發表文章，不管它是不是真名都無關緊要。廣大讀者可以不知道他的真名，但是他們知道那個筆名對應的就是他。就以老梟為例吧，筆者認為，對於廣大線民來說，東海一梟的名氣和影響力比余樟法大多了。儘管前者是筆名，後者是真名。如果東海一梟從今以後用余樟法的名字在網上出沒，他還需要花一定時間重新建立影響，或者在每篇文章上署上「余樟法（東海一梟）」（這豈不太麻煩），就像他現在在需要用到真名時做的那樣。
由於慣用的筆名與作者有嚴格的對應關係，其對應的密切程度甚至高於真名（例如東海一梟），所以不存在由於用筆名而不負文責或信口開河的問題。任何一個嚴肅的作者都要對自己的聲譽負責，他們冒著被捕坐牢的危險寫作，絕對不會為了嘴巴快活就亂說一通。應該反對的是那些不斷變化筆名，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人，他們才可能逃避文責、胡說八道。如果提倡用真名是在這個意義反對使用假名，而不是反對使用廣為人知的慣用筆名（它與真名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則筆者深表贊同。
最後，筆者願藉此機會聲明，辛明並不是筆者的真名。雖然身處人身安全沒有受到威脅的加拿大，筆者還是以三個名字發表作品。筆者這麼做，並不是為了打一槍換一個地方，而是因為筆者有三塊陣地。筆者用真名葛陵元發表科學著作和教研論文，以筆名文思發表翻譯作品和文學創作，以筆名辛明發表政論作品和評論文章。每一個名字都和筆者有嚴格的對應關係（不僅有人身對應，而且有專業對應），不存在任何逃避文責的可能性。要說起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鼻祖，也許當推「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家」魯迅（1881-1936）先生。他老先生（其實並不老，只活到五十六歲就病逝了）先後使用過百來個筆名（一位篆刻家曾把他的所有筆名刻出圖章，出了一本書《魯迅筆名印譜》），有的筆名用過就丟，事後連他自己都忘了。近年來，對於如何評價他老先生，在學術界出現了一些針鋒相對的觀點。由於離題太遠，恕筆者不在此贅言。
《議報》第10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