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有能力說真話，他們是受法律保護而專門說真話的，而且在兩會上正大光明地說，即使說錯了話也有「豁免權」。所以，北京市人民代表、冰心的女兒吳青，每次開會總是先搶話筒，搶話筒是發現了問題敢實話實說。例如1984年，吳青第一次參加海淀區人代會時，聽到主持人介紹一名幹部「他是某某人的兒子」，她就立刻站起來反駁：「不能這樣介紹一名幹部，我們要知道他本人的政績」。吳青做了20年代表，開創了「三個第一」：第一個手捧《憲法》維權；第一個設立「選民接待日」；第一個反對官員列入專門委員會。只可惜像她這樣的人民代表還不是很多。
見風使舵的政客型「專家」海著呢。龔建平，這位前國際級足球裁判因收受賄賂，於2003年1月29日被判決有期徒刑10年，於2004 年6月11日因血癌去世。問國人，相信中國足球圈裡只有一個「黑哨」嗎？挺不過良心煎熬而說出了真話的，卻成為「替罪羊」。
李昌平，中國一個極其普通的鎮黨委書記，上書國務院總理，呼告「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喊過之後怎麼樣？由他自己來「埋單」－－被迫出走打工，因為他嚴重「破壞」了當地的「遊戲規則」。
而在中國人非常熟悉的那場「非典」中，如果沒有鐘南山大膽說「不」，那個衛生部長會被撤職嗎？「非典」還要奪去多少人的生命？
張志新說真話行刑前被割斷喉管。與之相比，今天的輿論環境好多了。為什麼說真話還是那麼難？
記者敢說真話吧。「反腐記者王勤榮」，因揭露某省假灌溉工程，而後被一個小小的「案子」纏上，被判處12年徒刑，此刻正在監獄裡。「中國身價最高的記者」王克勤，僅2001年在他的筆下送進監獄的黑惡分子就達160多人。他被《南方週末》評為「2002年度中國傳媒傑出人物」。有人曾出500萬元買他的人頭。因此他一家三口被迫到了京城，連每個月的電話費都付不起，妻子沒有工作，生活陷於困境。
主持《實話實說》的崔永元，真的是一個敢說真話的漢子。「我可以保證，我進入中央電視臺之後，從沒有走過一次穴，拿過一分『黑錢』！」在談到對「主持人」這三個字的理解時，他嚴厲地批評：「其實主持人就是人，但現在好多主持人做著做著就不是人了！」痛快！可是，崔永元說他已經患上嚴重的憂鬱症。
回過頭來看看某些人大代表。開會舉舉手，選舉打打勾，吃飯喝喝酒，木偶人一個。被媒體譽為「議案大王」的廣東省人大代表王澤華感慨地說：「在我身邊竟發現有30％─40％的代表五年都不說話！」
還有誰有能力講真話？老師敢講真話嗎？有個老師因為反對補課，年度考核被評為「不合格」而下崗了。醫生敢講真話嗎？南方某大醫院某醫生，出世沒幾天的孩子被烤死在護嬰室的溫箱裡，妻子也是本院護士。他們發誓要追究醫院的法律責任。但是醫院領導傳話過來：隨他們去告，本醫院全省最好，醫療技術和名氣最大，誰如果砸了醫院的牌子，我們就砸誰的飯碗。一聽這話，這對夫婦再也不敢言告了。不能為死去的孩子討公道的負疚，討了公道就面臨下崗的巨大壓力，成為他們心中永遠的痛。全國有多少職工具有這對夫婦類似的經歷，受到了不公乃至嚴重不公的待遇，惟一能做的就是把淚水往自己肚子裡咽，稍有怨言，領導就以待崗、下崗相威脅。
從理論上講，每個人都有權利說真話，但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說真話的。有能力說真話的人不能說、不想說、不敢說真話，那問題就大了。要讓有良知的人敢於說真話，敢於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就得保證不被人從「背後」下「殺手」，就得保證不被領導把一點小問題當做政治、經濟的大問題而被規章、甚至被法律「做掉」。這得靠什麼來支撐？靠法律制度，靠可以操作的法律措施來保證，譬如言論自由，譬如有說真話且有保留自己的意見、並宣傳自己的主張的權利。更重要的一點，讓說真話的人有個正常的結局。這又是一個老問題了。打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