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會出現亞洲國家不關心民主、自由、人權的局面？是亞洲國家的民主、自由、人權狀況已經好到不需要關心，亞洲國家已經不存在人權問題，亞洲已無人權鬥士用武之地因而他們也就不需要安慰和幫助了，還是亞洲國家的政府和政客都已泯滅天良？答案顯然後者。亞洲有新聞自由度全球倒數第一的國家朝鮮，亞洲有全球被關押記者最多的國家中國，全球僅剩的四個社會主義國家，亞洲有其三，亞洲國家的監獄裡仍然關押著數不清的政治犯和良心犯，人類歷史上最野蠻的酷刑仍然在亞洲國家風行……災難深重的亞洲人民多麼需要民主、自由、人權精神的拯救，亞洲的良心犯們多麼需要來自外國的關心、鼓勵和撫慰！可是這一切，竟沒有一個亞洲國家的政府願意去做，也沒有一個亞洲的非政府組織敢於關心他們。亞洲國家盡數墮落，亞洲政治家已喪盡天良！他們的眼已經退化到有眼無珠，他們的心已經野蠻到禽獸不如。
正當我在絕望地詛咒亞洲國家普遍墮落，亞洲政治家天良盡喪的時候，2004年12月10日中國大陸報紙《國際先驅導報》上的一則消息《朝鮮叛逃者在日籌建「流亡政府」》讓我眼前一亮。這則消息說，五六十年代之後逃出朝鮮，在韓國、日本、俄羅斯和蒙古等國避難的朝鮮流亡人士，計畫在2005年3月在日本建立朝鮮流亡政府，擁戴前朝鮮勞動黨中央書記81 歲的黃長燁擔任流亡政府代表。這則消息之所以給我帶來亮光，是因為在我記憶裡，過去只有歐美國家才給予別國的流亡者在本國成立流亡政府的自由；日本允許朝鮮流亡者建立流亡政府，這是我所知道的允許別國流亡者在本國建立流亡政府的第一個亞洲國家。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日本對西方國家極為開放，特別是明治維新初年，日本學校使用的教材和課堂教學用語都是歐洲語言，不用日本語。這既是日本從內心真誠以西方為師的體現，也是它能夠在亞洲國家中迅速崛起的根源之一。與此同時，日本對亞洲國家，尤其是對東亞鄰國，既有同情，又有野心。對亞洲和東亞各國的政治腐敗和社會黑暗，日本是憎恨的；對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亞洲各國人民，日本是同情。以中國為例，日本無論對康有為、梁啟超的改良派，還是對孫中山的革命派，都儘可能提供支持和幫助。日本成為康、梁、孫等進步中國人海外流亡的首選之地，也是改良派和革命派海外活動的大本營。
現在設想一下，如果當時沒有日本政府的奧援，康梁哪裡逃？孫黃（興）哪裡逃？戊戌變法失敗以後，全國通緝維新人士，梁啟超就是在日本駐華公使的全力幫助下逃出大清朝廷的魔掌的。他先是在日本公使館躲避數日，又在日本公使的設計下剪髮化裝，混上赴天津的火車，最後在日本軍艦護送下到達公海，遠走東洋。梁啟超流亡海外十多年，絕大部分時間都住在日本，日本不折不扣是梁啟超的第二故鄉，是比自己的母國還安全可靠的故鄉。
「東亞共榮」後來成為日本吞併亞洲鄰國野心的寫照，實際上它的初衷包含有對當時腐敗落後的東亞各國政府的否定，以及強烈的拯救東亞國家的願望。1905年，早稻田大學成立清國留學生部，這是該大學第一次向中國官派留學生敞開大門。你可能想像不到，這一年，早稻田大學共招收了762名中國留學生，人數之眾，至今令人嘆為觀止。就在這前後幾年時間裏，日本為中國培養了五萬名留學生。1988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早稻田大學》一書，序言是當時早稻田大學總長西原春夫寫的。他說：「早稻田大學很早以來就向亞洲各國開放門戶，為各國培養許多真正為人民大眾而活躍的人才。就中國來說，從向毛澤東傳授社會主義的李大釗到廖仲愷、廖承志父子等等，在中國國民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領導人中間，有那麼多早稻田大學的畢業生。」
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它領土擴張的野心、救贖鄰國的的責任心和同情心一併夭折。此後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今天的日本早已成為世界二號經濟強國，謀取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席位，對朝鮮流亡者提供成立流亡政府的方便，這些都可以看成是其沉睡半個多世紀的東亞地緣政治角色和國際政治角色的甦醒。
亞洲有四五十個國家，其中真正的民主國家寥寥無幾，是民主國家而又經濟強大的，僅日本和韓國兩家而已。因而，日、韓對亞洲政治生態的發展方向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兩國不能只顧做生意，而無視亞洲民主與非民主政治力量的對比，放棄履行促進亞洲政治民主化的義務。
日、韓究竟能為亞洲政治文明的進步做些什麼？筆者認為:
第一，日、韓應牽頭創辦亞洲或東亞以民主、自由、人權為核心訴求的國際組織。這樣的組織亞洲和東亞至今一個也沒有。
第二，積極接納亞洲國家，尤其是周邊國家的政治流亡者，為他們提供庇護所，就像當然日本為康梁孫黃輩提供的幫助那樣，不要屈服於亞洲其他獨裁國家或非民主國家（包括鄰國）的壓力。
第三，為他們提供經濟上的幫助。據報導，建立朝鮮流亡政府在時間和財政上都面臨著困難。筆者認為，對此日、韓責無旁貸。據稱，朝鮮流亡者1992年就有成立流亡政府的打算，由於韓國政府採取與朝鮮「和平共存」的政策，美國也希望「維持朝鮮體制的軟著陸」，因此沒有哪個國家願意在經濟上施以援手，也沒有哪個國家願意提供可以讓他們公開建立流亡政府的駐足之地。
第四，學習歐美，設立民主人權獎。第五，放手和鼓勵本國的非政府組織從事支援亞洲民主人權事業的工作，就像美國一直做的那樣。現在交通的確要比康梁孫黃時代方便了，可以直飛美國，可是對於亞洲國家，特別是東亞國家的政治逃亡者而言，畢竟日、韓最便捷，交通成本最小，也最容易成功。據我所知，中國的政治流亡者基本都在歐洲和英語國家，在日本和韓國的非常少。我認為這是說不過去的。我們不能說日、韓對中國的人權狀況麻木不仁，起碼它們可以做得更多一些。
美國養活多少他國的政治流亡者？美國為別國的人權事業投入多少錢？日、韓應該思索一下這個問題。有人說美國這樣做有它的長遠目的，就是等到他們支援的政治流亡者回國掌權之後，他們將都是親美的力量，這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有利。這是徹底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實際上如果美國惟利是圖，它根本無須收留這些政治流亡者，收留他們對美國只有害，沒有利。中國政府的許多大生意，都給了法國、德國，而不給美國。為什麼？因為美國太熱心幫助那些中國的政治流亡者，太熱心促進中國人權進步，按中國官方的說法是「對中國內政說三道四」。幫助別人而損害自己，這個世界上也只有美國才這麼傻，才會這麼做。日本、韓國應該學一點美國的傻氣，以免這種傻氣在人類世界絕種。
據報導，成立朝鮮流亡政府，「背後操縱這一切的黑手」還是美國，華盛頓內部正在秘密制訂一套推翻朝鮮的方案。既然日本政府願借寶地讓朝鮮流亡政府棲身，那就索性走到前臺，好人做到底，別讓美國一家「揹黑鍋」。
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上半，亞洲國家都爭先恐後選派優秀子弟到歐美學習民主政治，連中東的穆斯林世界也不例外。1900年2月1日，埃及《新月》雜誌發表《建立埃及綜合大學是我們最大的需要》一文：「建立一所綜合高等學府，教育埃及青年及人民懂得什麼是民主，什麼是獨立，什麼是愛國，什麼是他們的權利，什麼是他們的義務，以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準和覺悟。」1908年12月21日埃及近代史上第一所新型大學埃及私立大學（開羅大學的前身）就是在全民族民主、自由的呼聲中成立的。
可是，這些國家獨立以後，它們建立的政府幾乎都成為獨裁政權，有些民族國家的人民比殖民地時代生活更慘。幾十年來，政治犯、流亡者和酷刑成為這些國家政治生活的常態。日、韓這些先期抵達民主政治的國家，對其他亞洲國家存在的人權災難不能不聞不問。像印度洋大海嘯這樣的自然災難固然應當慷慨救助，解救亞洲其他國家的政府製造的人道主義災難更為關鍵，更為義不容辭，因為畢竟印度洋的海嘯七百來才有一次，而非民主國家的政府人為製造的災難每時每刻都在發生。因而，幫助它們建立一個現代民主、自由的國家，才是功德中最大的功德，是睦鄰中最好的睦鄰。
亞洲國家和地區一直缺少自己的論壇組織。鑒於此，博鰲亞洲論壇應運而生。可是自2000年博鰲亞洲論壇舉辦籌備會到2004年第三界年會，從《論壇宣言》和《論壇章程》到
每一次年會上各色人等的講話、發言和新聞報導，沒有一處提及亞洲政治民主化的問題，沒有一處使用過民主和人權這兩個詞。我們亞洲的人民不是豬，他們也需要文明的政治生活和自由的精神生活。亞洲各國想一遍兒，誰能為亞洲的政治文明鼓與呼？只有日本和韓國。誰有能力為亞洲的政治文明奉獻一份力量？只有日本和韓國。假如日、韓不去做，誰還會做？日本和韓國不應該放棄改善亞洲政治生態的崇高職責。
製造人權災難的國家是邪惡國家，不關心別國人權災難的民主國家是無靈魂的國家！
──轉載自《觀察》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