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工作的程曉農博士
現任當代中國研究主編的程博士表示，按中國憲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它的常務委員會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應該和西方的國會或者議會很相似。事實是中國人大代表的產生完全是黨一手操縱的；黨外副委員長沒有資格決策，他們只不過是道具，黨內的委員長、副委員長會議也必須服從政治局的領導。人大常委會從總體上來講，不過是中央政治局一名委員管理的機構。
即便如此，中共還派人監控人大代表的言行，在會期期間每日做出統一告密報告，只供政治局委員參閱。
* 什麼人才可以當人大代表？
眾所周知所有的人大代表沒有一個是民眾直接選舉的，都是黨的組織部門安排的，老百姓所謂選人民代表只是走形式。程博士說，「不管百姓投不投那張票，這些人都被黨圈定為代表了。」
程博士說，「圈定為全國人民代表的通常有幾種人，第一種是現任的各級官員，括省委書記、省長，各地市的市長、市委書記、以及縣長、縣委書記；第二類是已經退休的官員，由於種種原因沒有給安排到別的職務，給他一個代表作為一種補償或者犒賞；第三種是該提拔而還沒有提拔的幹部，也是封一個代表讓他們得到一點政治榮譽；第四種是界別代表，就是工人、農民、知識份子、教師、醫生等。這些代表在全國有個比例，每個行業有多少人，然後再考慮到性別、民族、文化程度等等因素，最後再把指標分配到具體的省。」
程博士舉例表明如何指定界別代表，「比方說規定安徽省今年得安排一名女性的醫生，年齡不超過50歲，大學文化程度。這個省拿到指標以後，省委組織部就出面去尋找這麼一個人，指定她作人民代表。」
程博士認為，人大代表與選民無關不是民意代表，只與中共有關。黨不要求他們和選民有任何關係，只要求他忠於黨、服從黨。他表示，很多代表甚至搞不清楚自己的選區在哪？選民不認得他們，他們也不認得選民。人大代表得到的無非是在地方上有了一頂紅帽子，有了一些政治上小小的特權，同時一年一度到北京好吃好喝，享受一下坐專車、到人民大會堂開會的所謂榮譽，所以這些代表一開會的第一件事經常就是感謝黨對他的信任。
* 人大是政治局一名委員管理的機構
大家普遍認為人大是中共的「橡皮圖章」，程博士覺得其實也不那麼簡單，黨並不真信任這些代表，儘管都是它一個一個親手挑出來的。所以它有一系列對代表，包括對整個人大常委會的監控程序。
對於人大正副委員長的角色，程說：「全國人大常委會有十幾個委員長，其中一部分，按照黨的需要，必須任命一些非共產黨員的，什麼民主黨派或者少數民族的，比方藏族的阿沛阿旺晉美這一類人物。這麼一來人大常委會機關裡就有黨內和黨外委員長之別。當他們要開委員長、副委員長會議的時候，經常把黨外副委員長排除在外。也就是說，儘管憲法規定人大常委會的副委員長有相同的權利，但事實上，黨外副委員長沒有資格決策，他們只不過是道具。實際上黨內的委員長、副委員長會議也必須服從政治局的領導。」
程博士確信，人大常委會從總體上來講，不過是中央政治局一名委員管理的機構。1986年他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的時候，政治局派了一名委員叫王漢斌作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主任，由他安排會議的程序、人事、會議內容以及協調各方面的活動。
程博士強調，「人大常委會雖然名義上一年開幾次會，制定各項法律，決定重大的政策，審議國務院的工作報告和財政部的財政預結算，其實這些會議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文件也是事先列印好的，討論什麼不討論什麼，先討論什麼後討論什麼，都是由辦公廳事先和政治局商議決定了以後拿到會上來實施的。」
* 人大會前例行黨員大會念緊箍咒
此外人大召開之前還有例行的黨員大會。程博士說：「這個大會不是通知與會代表會議的程序，而是給大家一個警告，就是全體代表在這次會上必須服從黨的要求，什麼話可以說，什麼話不能說，什麼時候必須舉手，什麼活動不能參加，比如說不能串連，不能跨省提聯合議案等等。這個所謂黨員大會實際上就是給代表念緊箍咒。」
「代表一到北京，就有一系列對他們的控制措施。首先，代表必須按省市自治區分團住，不能串團。江西來的代表必須住在同一個樓裡，江蘇的也一樣，住在另一個樓裡，每個代表團不能同住，目的就是方便監控。因此每個省來的代表即使在北京還像在他們省裡一樣，有一個統一的頭，由團長、副團長實行管理。」
* 人大被監控對象從代表到國家主席
「即便這樣黨對這些代表仍然不放心，因此還有一系列組織程序去監控他們。」程博士表示，其中一個程序就是由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派出一批在辦公廳日常工作的工作人員，每一個人駐一個省的代表團，叫做「駐團」。這個人派去以後和所駐團的代表住在同一個賓館，每天和這個團的人同吃同住同開會同活動。他認得這個團所有的人，這個團的人卻不認得他。他的身份是不公開的，大家只認為他是辦公廳派來的一個普通工作人員來旁聽會議，記錄代表們的要求，事實上他的任務是監控所有代表的言行。
程博士 1986年3月在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的研究室經濟組工作，被派監控湖北省代表團。程說，每天晚上11點鐘上面派專車到各個代表團接這些駐團的人，帶上他們當天的告密報告，拿到人大常委會辦公廳。負責處理、匯總來自各個代表團密告的人，就是鄧小平的女兒鄧榕。第二天早上7點鐘，匯總的報告已經列印分發在政治局委員的辦公桌上了。各省省長、省委書記大多不是政治局委員，所以他們也看不到，不能給他們看，因為可能他們的名字也在上面。
程博士對其中一次監控記憶猶深，「湖北團散會前一天，是一個星期天，國家主席李先念要去看他的湖北老鄉，本來沒有我的事，因為那不是政治會議，也不是會議的政治活動，但我也被通知到場，原因就是要匯報場上大家的言論，包括李先念的言論。」
中共對「告密」報告的要求是什麼？程博士說，他們關心的是非公開的事情、私下的言論和不完全公開的小組討論的內容。比如有沒有人發牢騷？對某件事情不滿，有沒有集中關心的一些問題？代表們坐車、看電影看戲的時候都談了些什麼？
人大代表如何對待這些監控者？「新選的人民代表，他們通常不知道這個背景，有時候會很熱心地找這些辦公廳來的人反映情況。而省長，副省長，省委書記和多數老代表因為知道內情對辦公廳的人很冷淡。」程曉農表示。
出於恐懼，中共是否同樣對待這些監控者？程說，因為不放心，中共又另外派了安全部的人，以「光明日報」記者的身份來監視我。記者的後續報導將採訪前中共安全部特工丁柯，曝光中共對人大和特工的連環監控，丁柯先生做中共特工期間的公開身份是「光明日報」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