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代表提出的領導幹部個人資產公布制度實際上就是人們常常掛在口邊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在這種制度安排下，立法機關設定公職人員的財產申報登記義務，強制其如實申報個人、家庭及家族的財產總額、來源及各種投資活動；司法機關在明知貪污賄賂行為而不能取得證據時，可以將來源不明或非法收入作為起訴或追訴的依據。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將監督觸角延伸到官員個人私域，有「終端反腐」之稱；並且，這一制度對有潛在腐敗動機的官員有強烈的心理抑製作用，又有「烈日法案」的美譽。
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是公認的「反腐利器」。近年來，「官員財產一律公開申報」的建言之聲響徹民間，人大代表也不止一次提出議案，然而，這件反腐利器似乎全無出爐的跡象。到底是什麼阻礙了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出臺？綜觀那些能夠見光的理由，無非有以下四種論調：
一是「維護隱私權論」。有人認為，官員同樣是公民，享有個人隱私不受侵犯的權利，個人收入、家庭財產情況都屬於個人隱私範圍；強制公布官員財產，是對官員個人隱私權的侵犯，實不可取。
二是「監督無效論」。有人指出，實行財產申報制度，由官員個人提供財產信息，所依靠的還是官員個人的道德自律意識；清者自清、濁者自濁，腐敗官員照樣會隱瞞真實財產情況，人們照舊無法獲得真實信息，監督也就成了空中樓閣。
三是「成本過高論」。有人強調，中國官員數目眾多，配套制度又不完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建立與操作都十分困難，立法成本與執法成本都太過高昂。
四是「立法條件不具備論」。面對「建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呼聲，有人總是以充滿權威感的聲音回答道：「目前立法條件尚不具備」；但是，至於哪些條件不具備，他們往往語焉不詳，似乎一切盡在不言中。
阻止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出臺的是公民權利嗎？不是。在法治國家中，權力與權利總是此消彼漲的；官員擁有權力，就必須以讓度部分公民權利為代價，這才符合公平法則。任何人一旦掌握公共權力、擁有了利用權力為己牟利的機會，他就必須將自己的隱私置於公眾的監督之下。
阻止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出臺的是其自身的軟肋嗎？不是。實行官員財產申報制度，並不是為了獲得有關官員私產的真實數據，而是為了讓公眾與反腐機構更容易發現那些公開收入情況與奢華生活狀態明顯不符的「問題官員」；腐敗官員隱瞞財產情況，更容易暴露自己－－「由官員自己申報」不是制度的軟肋，而恰恰是制度設計中的神來之筆。
阻止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出臺的是過高的成本嗎？不是。一方面，以「官員數目太大」 為由誇大財產申報制度的實施成本是典型的「數字恐懼心理」；計畫生育制度、高考制度的實行同樣面臨「人多」的問題，但這些制度都沒有因人多而空轉。另一方面，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成本雖高，但收益更大；早有數據披露，僅外逃貪官帶走的國家資產就高達500億美元，有效遏制腐敗現象，國家的總收益是不可估量的；顯而易見，即使反腐敗成本巨大，與收益相比卻又是微不足道了。
阻止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出臺的是立法條件問題嗎？似乎也說不通。1978 年美國就通過了《政府行為道德法》，明確規定官員均需申報財產。20世紀七八十年代，泰國、墨西哥、新加坡、韓國、俄羅斯、奈及利亞等國也都不約而同地實施了財產申報制度。這些國家建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之時的立法環境千差萬別，但都沒出現什麼「異體排斥」現象。我實在不明白，與那些法治程度參差不齊的國家相比，我們還缺少什麼立法條件？
到底是什麼阻止了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出臺？「新世紀中國懲治和預防腐敗對策研究」課題組曾做過一次調查，結果93%的調查對象認為目前實行家庭財產申報制的阻力主要來自於領導階層－－這或許真的找到了根源。的確，對於各級政府官員來說，這項制度幾乎完全是一項義務，其中沒有任何實際好處；而這一制度是否出臺的決定權依然主要操控在官員特別是領導官員手中。天下最困難的事莫過於自己捆綁自己的手腳－－看來，期待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出臺，我們要有足夠的耐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