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健國：試說乾隆初期的人權「巨大進步」 ——五駁「公民寫作」

人權的最重要權利是「言論自由」；只要承認「言論自由是人權」，就可以說，人權問題在每一個時代都值得研究。

近些天，因雜文家鄢烈山在「第三屆魯迅文學（雜文）獎「領獎辭」中說，現在（2004年）的中國人權狀況與過去（「新中國」以來）的中國人權狀態相比，中國人權有了「巨大進步」，使我忽然想到，清代的乾隆朝，也出現過一次人權「巨大進步」。可惜的是，這一次人權「巨大進步」，不但沒有導致中國人權持續進步，反而導致了悲慘的大倒退，一直影響到今天。

（二）

清朝人「言論自由之人權」的第一次惡化，起於順治四年（1647）－－廣東和尚函可身攜一本記錄抗清志士悲壯事跡的史稿《變記》，被南京城門的清兵查獲，在嚴刑折磨一年後，定讞流放瀋陽。次年（1648），又有毛重倬等坊刻制藝序案，毛重倬為坊刻制藝所寫的序文不書「順治」年號，被大學士剛林認為是「目無本朝」，有關「正統」的「不赦之條」。

由此規定：「自今闈中墨牘必經詞臣造訂，禮臣校閱，方許刊行，其餘房社雜稿概行禁止」，從此誕生了中國言論檢查官，開始了中國的言論出版審查專制，中國人的「言論自由之人權」由此大倒退。

清人「言論自由之人權」的第二次惡化，是順治十八年（166１）至康熙二年（1663）的莊廷龍明史案。浙江湖州富戶莊廷龍雙目皆盲，受到「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的鼓勵，出錢購買明末人朱國禎一部未完成的《明史》，然後延攬名士，增潤刪節，補寫崇禎朝和南明史實，竊改為己作，定名《明史輯略》。因所續諸傳多有冒犯清朝開國事，被落職知縣吳知榮在敲詐未遂後舉報京城，從順治十八年查至康熙二年，歷時二年，重辟７０餘人，凌遲１８人，已故莊廷龍，也被「戳其屍」。

這一次惡化的重要標誌在於，「文字獄」可以「株連極廣」，不僅九族須滅，所有撰稿者、作序者、校對者、抄寫刻字者以及購書者，「一個也不能少」，「皆不免於難」。中國「文化恐怖主義」的言論鉗制至此上了一個新台階。

清人「言論自由之人權」的第三次惡化，起於雍正三年十二月的汪景祺以《西征隨筆》問斬梟示案。汪景祺之所以成為雍正朝第一個以文字之故被殺的文人，是因雍正「恨屋及烏」所株連的－－雍正在鏟除功臣年羹堯後，發現黨附年羹堯的「入幕之賓」汪景祺曾稱頌年羹堯為「宇宙之第一偉人」，雍正恨得咬牙切齒，但卻深知，僅僅以汪景祺黨附年羹堯，高歌年羹堯，罪不致死，於是就借在年寓中查抄出汪景祺所寫的《讀書堂西征隨筆》大做文章，栽贓誣陷其書中有「皇帝揮毫不值錢」之詩句，有「功臣不可為」和「歷代年號論」等「誹謗先帝」的「悖謬狂亂，至於此極」之大罪，令「著將汪景祺立斬梟示，其妻子發遺黑龍江給與窮披甲人為奴，其期服之親兄弟親侄俱革職，發遺寧古塔，其五服以內之族人現任及候選候補者，俱著查出，一一革職」。

汪景祺案不僅僅創造了株連政敵的「幫閑文人」之先例，而且立下了可將「文字獄」案犯梟示十年的創舉－－汪景祺立斬後，其頭骨在北京菜市口梟示（懸掛）了十年！這一殘酷「文字獄」使許多士子「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只為稻梁謀」，紛紛立下了「不當烈士」的犬儒座右銘，中國文化人的氣節從此每下愈況。

（三）

誰也沒想到，1736年（乾隆元年），25歲的乾隆皇帝即位後，首先下令刑部將懸掛在菜市口梟示的汪景祺頭骨取下「制竿掩埋」，接著又降旨赦免了被發遺的汪景祺及查嗣庭的親屬。為避免再發生以文字罪人的違反封建法制的事，乾隆皇帝「從之」山東道御史曹一士「請寬妖言禁誣告折」，批准刑部的建議：今後凡告發旁人詩文書札等悖逆譏刺的，如審無實跡，一律照誣告反坐；如果承審的法官率行比附成獄的，以「故入人罪」論。

這一「刷新前朝弊政」的改革，立即煞住了雍正後期疾劇蔓延的「文字獄」風。1741年（乾隆六年）的「謝濟世私注《大學》案」，雖然為乾隆親自揭發，但沒有依祖制上綱到「謀逆」政治問題，只說謝濟世「迂」，只是將謝濟世私注的經書及書版一併燒燬，謝濟世仍在湖南糧道官職上穩穩噹噹。

如此放鬆對文化思想的嚴密禁錮，「請寬妖言」，「大煞文字獄」，「禁挾仇誣告詩文」－－「文藝不必從屬於政治」的人權「巨大進步」－－可讓文人秀才高興透了，紛紛上表稱頌乾隆「走進新時代」，「上下無隱情」，「為政以寬緩」，並大施「感情代理權」編造民謠：「乾隆寶，增壽考；乾隆錢，萬萬年。」以對比雍正時的歌謠「雍正錢，窮半年」。

然而樂極必然生悲。1751年（乾隆十六年），「文字獄」突然死灰復燃，一個空前殘酷的「字禍」高潮突兀而起，七十多起「文字獄」一個接一個連年「撲面而來」。

「文字獄」「還鄉」起於轟動一時的「偽造孫嘉淦奏稿」案。孫嘉淦歷任左都御史、吏部和刑部尚書及直隸總督、湖廣總督等中央、地方要職，以敢於直言極諫著稱，聲望很高。乾隆十五年（1750）七月，江西千總盧魯生與守備劉時達合謀，編造了一個指責乾隆帝錯誤的奏稿，假托是孫嘉淦寫的，意圖藉此制止乾隆勞民傷財的首次南巡。乾隆十六年六月，「偽孫嘉淦奏稿」流傳到雲南時被乾隆帝發現了，由此順籐摸瓜，輾轉根究，在全國追查偽稿作者。到當年十一月，僅四川一省即逮獲傳抄偽奏稿犯二百八十餘人，湖廣、江西為數更多。十八年（1753）二月，乾隆帝下令將所謂正犯盧魯生凌遲處死，劉時達斬決，草率結案。

本來，兩個地方官以「言官」孫嘉淦名義寫個希望皇帝不要「勞民傷財南巡」的建言奏折，雖然有冒名之不當，但其心意卻是正直善良的，借用名臣孫嘉淦名義，無非是怕自己人微言輕，勸不動皇帝。全國十八省皆爭相傳抄，正說明此議深得人心，皇帝該「聞過即改」才是。哪知道，在處理「偽稿案」的一年又八個月中，乾隆帝坐臥不安，疑神疑鬼，一時懷疑偽稿是曾靜、張熙餘黨所造，一時懷疑出自那些讀書失志的文人之手，懷疑可能是被殺掉的川陝總督張廣泗的親友故舊流落怨望，造謠生事。面對突發的偽稿案，乾隆帝絲毫不想到自己確有過錯，反而感覺到敵對的暗潮在全國湧起，將原因定為「皆因以往實行的寬大之政」，是「請寬妖言」，「禁挾仇誣告詩文」等人權「巨大進步」使大政方針出了毛病。聯想到在廷訊時，張廣泗曾供稱：「但知皇上慈仁，不知皇上英武」。

乾隆深有感觸，對臣下說：「朕聞之，深為抱愧。水懦而玩，亦朕所深戒！」乾隆由此決定改變「婦人之仁」的「寬緩方針」，停止「人權巨大進步」，繼承和發揚列祖列宗的嚴猛精神，降旨說：「此等姦徒，傳播流言，儔張為幻，關係風俗人心者甚大，不可不力為整飭」。乾隆創造性地提出，要提高「皇權」（提高執政能力），就要對文化思想厲行統治；而將一切禁書統統燒燬，要比單個打擊一個個文人更快更徹底。乾隆獨創了借「蒐集古今群書」而冠冕堂皇的理由來查辦禁書，欲將一切「反清文字」作品的舊刻新編之作者、出版者、收藏者一網打盡。

就這樣，迷惑人們十五年的乾隆時期「人權巨大進步」的煙霧一下子煙消雲散了，代之而來的是乾隆朝長達三十一年的兩次「文字獄高峰」（即「乾隆十六年至四十一年的」第一次「文字獄高峰」和「乾隆四十二年至四十八年的」第二次「文字獄高峰」），「高己卑人，雄才易事」的乾隆，不僅有了在位六十三年的奇蹟，更有創造有清一代乃至中國封建專制史上文禁最嚴，文網最密的「文字獄高峰」之輝煌政績，遠遠勝過了順治、康熙和雍正；其將「文字獄」對象由上層官紳擴展到粗通文墨的下層平民（連精神病患者也不放過）的招術，其開創的「闈中墨牘必經詞臣造訂，禮臣校閱，方許刊行」的「有中國特色」的「言論檢查」制度，一直讓後世無數「獨夫」和努力「提高執政能力」者代代受益。

（四）

今天的學者們仔細比較了「康、雍、干」三朝的「文字獄」，發現，三朝的文字獄雖有程度不同、方式不同，但本質卻是一致－－皆是「熱衷於提高皇權」的封建專制王朝的必然產物。考之中國三千年封建歷史，並非每朝每代都有殘酷的「文字獄」，漢唐封建盛世基本上沒有大「文字獄」，宋代雖以蘇東坡「烏臺詩案」開了「文字獄」先河，不過是貶官三級，下放黃州流放瓊崖而已；直到明代衰弱的萬曆皇帝，才創造了「中國第一思想犯」－－將只是「不以孔孟之是非為是非」的李卓吾，以「敢倡亂道」、「妄言欺世」罪名拿下詔獄，逼其自刎。

但是，既然「康、雍、干」三朝的「文字獄」都是「熱衷於提高執政能力（皇權）」的封建專制王朝的必然產物，為何三朝的「文字獄」又有疏密寬嚴之異呢？專家們認為這是「文字獄」除了主要受制度影響，還受到「朕」之個性影響。

史家一致公認，康熙崇尚「治天下務以寬仁為尚」的寬厚之風，所以康熙在位六十一年只有「文字獄」11起，康熙從未「親自揭發」，「文字獄」多由「漢人互相攻訐」而起；而雍正則生性刻薄猜忌，發誓「提高皇權」，雖在位只有十三年，卻有殘酷而大規模的「文字獄」近20起，其中不少是「親自揭發」，「親自審訊」；乾隆一向「高己卑人，雄才易事」，所以雖在即位初期准行「請寬妖言」，假造「人權巨大進步」，一旦根基穩固，「得志便猖狂」，在六十三年的帝王生涯中，竟創造了130多起酷刑「文字獄」，創造了比此前中國歷史上「文字獄」總和還多一倍多的空前奇蹟。

（五）

這時就出現了一個重要問題：為何在初期十五年中有「人權巨大進步」的乾隆朝，反而成為了有清一代乃至中國三千年封建專制史上文禁最嚴，文網最密的「文字獄高峰」？

我想，可能有兩個原因。

其一，錯把「讓步」當「進步」。

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讚有一個獨創性觀點：每當農民造反推翻了一個封建王朝後，新登基的皇帝往往不得不吸取前朝覆滅的教訓，在一段時間內對百姓作一些讓步。這是中國專制統治的一個規律。

乾隆初期十五年的「請寬妖言」，「大煞文字獄」，正是這樣一種「讓步政策」，不過是一種權宜的「綏靖政策」，想「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並非什麼「人權巨大進步」。因為，皇帝既可今天因一時痛快下詔「大煞文字獄」，也就可以在明日因一個不高興的偶然事件而「水懦而玩，亦朕所深戒」，頓改「婦人之仁」的「寬緩方針」，停止「人權巨大進步」，為提高「皇權」（執政能力）而借「蒐集古今群書」冠冕堂皇地將一切「反清」者投入詔獄，杖斃、凌遲、戮屍……只要「口含天憲」、「朕即國家」的專制制度不改，縱有多少「刷新前朝弊政」的改革，也只是一種「讓步綏靖」，如若人們將它頌為「人權巨大進步」，必然會「一響貪歡」，「更匆匆幾番風雨春歸去」，「夜長人奈何」。以敢於直言極諫名震兩朝的孫嘉淦，曾稱頌乾隆採納「三習一弊疏」「光明如堯舜」，在「八約」「自宮」之後，尚且仍逃不脫被「偽造孫嘉淦奏稿」案嚇得「驚懼而亡」，還有何人能阻止「萬馬齊喑究可哀」？

誤「讓步綏靖」為「人權巨大進步」，實乃古今奴性士子和「焦大」之通病！

其二，誤將量變當質變。

康德說：「區別德性與邪惡之間的差別不能用精確的量的標準，只能用特殊的質的標準（即它們與法則的關係）。換言之，亞里斯多德自詡的善惡標準－－善是兩種惡之間的中道－－是錯誤的。」（《康德文集》，改革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P370）

這就提醒我們，在考察乾隆初期的人權是否有「巨大進步」時，不能單純以其時的「文字獄」數量或方式柔軟去衡量，而要「用特殊的質的標準」去分析比較－－乾隆時期的的法制到底是一夫「乾綱獨斷」，一切為加強一黨（入關的十萬八旗人其實也就是一個八旗黨）「皇權」？還是「君權民授」，來自百姓民主，走向市民社會？如果沒有民主法治保障的真正的「言論出版自由」，而只是有皇帝一時高興後的「准寬妖言」，又豈能郢書燕說為人權「巨大進步」？「以史為鏡，可知興替」。回顧乾隆初期「文字獄」數量減少、方式緩和並不意味人權「巨大進步」的歷史，對於今日我們鑒別鄢烈山的中國人權「巨大進步」和「公民寫作」論，極有幫助。只要回憶一下，抗清名士毛奇齡見到康熙設立「博學鴻儒」誘姦漢人秀才，便上「平滇頌」獻給康熙，從「少年苦節，有古烈士風」淪為「晚節不忠，媚於旃裘」，就可以想到今天有人獻人權「巨大進步」「領獎辭」，將有何等後果；只要想想乾隆寬待「謝濟世私注《大學》案」，在將謝濟世私注的經書及書版燒燬之後，仍讓謝濟世呆在湖南糧道官職上，就可明白今日焦國標先生為何可以在《討伐中宣部》之後，仍未丟進秦城，仍可算是「不許授課」的北大教師。此類一時「讓步」古已有之－－恰如今日之「減免全國農業稅」，也早已是康熙宣布過多次的「新政」－－絲毫不能證明今日人權「巨大進步」，更不能證明中國將從此告別封建「文字獄」，可以「公民寫作」。

鄢烈山之類的中國人權「巨大進步」論，只能說明，乾隆和毛奇齡、焦大又回來了；或者，他們從來就未曾離開過中國社會－－有人替他們唱「真想再活五百年」，實非杜撰。

（註：本文清史資料出處為《清朝文字獄》，郭成康、林鐵鈞著，群眾出版社（北京）1990年10月第一版。）

朱建國 (深圳)(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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