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公務用車改革驟然叫停原因揭秘

發表:2005-03-28 1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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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公務用車改革驟然叫停,公車貨幣化過程中的利益重新分配考驗政策公平

  公車改革正在成為一場全國性的運動的時候,車改先行者的浙江卻於本月初宣布暫停車改。

  背後原因,諱莫如深。

  在百姓眼中,改革之前的公務用車制度,超標配車、維護費用昂貴、公車私用等形成的「車輪腐敗」是一個深不見底的「黑洞」。

  然而,貨幣化的「車改」就能成為填埋的沙石,堵住公車的黑洞嗎?更重要的是,公車貨幣化過程中的利益重新分配如何解決公平的問題?

  在外界的一片猜測聲中,本報記者趕赴浙江調查:浙江在公車改革中到底出現了哪些問題?浙江為何下此決心「叫停」曾經轟轟烈烈的改革?

  「這裡怎麼會有一道劃痕呢?」刺眼的陽光下,公務員袁傑在院子裡弓著身子,把臉貼在他那輛嶄新的白色桑塔納右側車頭上,仔仔細細地看了足足有5分鐘,然後拿起打蠟毛巾使勁地拭擦著。

  「早知道這輛車就不買了。」袁傑母親在一旁嘟噥著,「都是車改搞的。」

  袁傑是浙江省海寧市一位公務員,他所在的鎮,目前有5輛公車。作為鎮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的他,本來無論如何都輪得到用車,但今年1月,他卻自己花了15萬元買了一輛桑塔納2000。

  「上面一直說要公車改革,取消公務用車是早晚的事情,所以想想還是自己買車算了。」袁傑挽起袖子,繼續擦車。「改、不改、改、不改,傳說了好多次。原以為自己買車後,公車制度正好也取消。誰知道這情況說變就變了,省裡突然叫停了公車改革。」

  感到突然的不僅僅是袁傑一個人。3月4日,浙江《今日早報》發布了一條不起眼的小消息:「記者昨天獲悉,受人關注的我省公車改革將『暫緩』。也就是說,已經在實施的試點將繼續實施,尚未開始實施的要『暫停』實施。」當天,這個消息便在浙江全省各地尤其是公務員隊伍中迅速傳播開來。

  浙江早在2001年就從杭州市西湖區三墩鎮開始試點實行公車改革。在去年,當地媒體還曾以《公車改革「悄然提速」》為題進行報導。當時,杭州西湖區所有鄉鎮 (街道)全部實行了車改,義烏全市、湖州南潯經濟開發區等地也取消了公務用車;臺州、寧波等則正在積極進行公車改革試點。

  但短短几個月後,轟轟烈烈的車改怎麼會在一夜之間突然叫停呢?

  一個車改方案的制定與叫停

  杭州市江干區,調研三個月形成的「周密」車改方案暫時擱淺

  「你等等,我找一下。」劉峰在辦公室窗台上的一大堆文件夾中翻了好久,才找出一個白袋子,裡面是滿滿的一包材料。「我們很早就把車改方案報到市裡去了,但一直沒有批下來,沒想到現在省裡又叫停了車改。」

  劉峰是杭州市江干區紀委幹部,從江干區最初的組建車改小組到後來的調研、方案制定、修改、報批,他一直參與。

  和大部分地區一樣,江干區本來也準備採用貨幣化改革方案。而具體的補貼標準,車改小組經過了3個月的調研。

  根據調研,一般公務用車1.8的排量,車價在15萬左右。以一臺車使用10年計算,每個月的折舊費是1250元,加上每月保險費400元、養路費200元、維修費300元,一臺車月固定成本大概是2150元左右。

  「我們以單位出60%的標準計算,單位每月固定支出大概是1290元左右,變動成本中汽油費按照每月540元、停車費150元計算,所以,我們初定方案中最高一級的補貼是每月2000元。」

  事實上,每月540元的汽油費補貼也經過了仔細的研究。以江干區最偏遠的丁橋鎮計算,每天來回區裡2趟,路程在60公里左右,每月25個工作日,總里程是1500公里,每百公里耗油10升,最後定了這個數目。

  經過如此周密的計算後,在江干區最後確定的方案中,車貼最終以用車頻率分成正處、副處、調研員、副調研員、正副科、科員六個檔次,每個檔次又以距離的遠近分成三類,最後細化為18個具體的補貼標準。比如在正處這一級上,按上班地點距離區政府遠近分別每月補貼2000、1900、1800,副處相應各減少 300元;而一般科員的補貼標準是450、400、350三檔。

  「這個方案早在去年11月就報上去了。原來想著春節過後就可以推出來,誰知道省裡卻突然全部叫停了。」李強有點無奈,「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欲言又止的車改「先行者」

  杭州市西湖區三墩鎮先行一步完成車改,但如今面對利益的重新調整許多人有了難言之隱

  杭州市西湖區三墩鎮,浙江車改的第一個吃螃蟹者,2002年就已經以「車貼」形式全部完成了車改。按照省裡的意思,這次「叫停」不包括已改革地區。『

  3月16日上午9點半,記者來到三墩鎮政府,後面的院子裡已經停了8輛車,桑塔納2000型2輛,帕薩特、吉利、別克、柳州五菱、昌河、夏利各1輛。而用水泥砌好的車庫只有5個,好幾輛停在院子裡的空地上淋雨。

  「原來車少,就搞了這個車庫,沒想到發展這麼快,停不下了。」三墩鎮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徐瑞華指了指窗戶外的車庫。「38個在編人員中,18人有車了,領導班子11人中,已經有9輛車。到今年底,起碼還會再有5個人買。」

  而徐自己,也在三墩鎮實施車改之後的2003年11月,花17.5萬元買了一輛別克凱越。

  徐瑞華表示,儘管省裡出於各種原因叫停了車改,但三墩的改革不會因此而中止,更不會退回到以前。「車改後第一年鎮裡支出就整整少了40萬啊!」徐瑞華伸出四個指頭,在記者面前晃了晃。

  記者隨後又走進了三墩鎮經濟發展辦、村鎮建設辦、計生辦、綜治辦等9個辦公室。但奇怪的是,所有人員均以「情況不清楚」等理由拒絕了。

  同樣保持沉默的還有徐瑞華的直接上級--西湖區紀委執法監察室主任陳敏。而他恰恰是西湖區公車改革方案的具體執行者。

  「我現在不能說,雖然我有許多關於公車改革的想法,大部分都在以前說過了。」

  「西湖區的車改情況,沒有人比我更加清楚的,但是我現在不想說。」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利益,看問題的角度不一樣。得益者當然說好,不得益者肯定說不好。」

  「我現在不接受任何採訪,也不會再對媒體發表任何看法。」

  在記者「採訪」陳敏的一個半小時裡,他態度友好,面帶微笑,但自始至終都反覆說這麼幾句話。

  顯然,陳敏對西湖區的車改有很多難言之隱。而記者感覺,這些難言之隱的背後,和浙江省叫停車改的初衷有著某種暗合。或許從陳敏已經見諸報章的那些講話不難體會到他內心的想法。

  他曾對《外灘畫報》說,「如果真的取消了公車,上級來人的接待問題如何解決,這麼多司機如何安置,私車的大量增加導致道路交通矛盾日益突出等等,都是需要解決的問題。」「車改大範圍推廣的阻力會很大,鄉鎮車改前在聽取下面意見時,就聽到不少反對意見,而且主要是各單位的一把手。畢竟改革觸犯了一部分人的利益。」

  接受《經濟日報》採訪時,陳敏又說,「車改最大的阻力往往來自單位的一把手,因為這種改革觸動的恰恰是一把手的既得利益。」 「有幾個障礙必須清除,解決不好,車改就無法推廣。一是補貼標準的確定;二是單位原有公車的處理;三是原有駕駛員的分流安置;四是車改之後對領導幹部用車費用的監督。」

  「統一口徑,普通公務員不能說話,這表明瞭改革的效果不是很理想。」浙江大學政治學與行政管理系教授張國清評價說。

  張本人也從2003年開始一直關注車改。2004年,他帶著三位研究生成立了「公車改革」課題組,分別對已進行車改的杭州市三墩鎮、義烏市及尚未開展車改的東陽、像山的公務員進行了調研。但調查進行得相當艱難。「大家好像對這個話題諱莫如深。我們敲上一天的門,最後只有幾個人願意做問卷。」課題組成員王大林說。

  在去年10月份對義烏車改後的回訪中,王大林發現了一個更加奇怪的現象:每個鄉鎮都有專人負責接待車改方面的調查。「幾乎沒有普通公務員願意和我們說他們對車改後的真實想法,而那個專人總是在講車改的成績,感覺套話很多。」

  車貼標準成為爭議焦點

  按職務還是按需求進行補貼成為公車「貨幣化」過程中的一個難題

  目前浙江的車改模式,主要存在著「購車優惠+每月補貼模式」和「購車補貼+養車補貼模式」兩種。前一種是目前比較通行的,無論是西湖區、還是義烏、湖州等地,均採用公車機關內公開拍賣的形式,領導幹部有優先購買權,並給予拍賣價一定的優惠。另外,全體鎮幹部發放交通補貼。

  而第二種模式,據知情人士解釋,有些銀行系統和一些開發區基本上沿用這種思路在進行改革。但是,所謂購車補貼是僅限於少數領導,一般幹部是不能享受的。補貼按照領導的一個任期,以一輛好車加上消耗,每年可以補貼四五萬之巨。而養車補貼則是每月發放一定數額的補貼,這是大家都有的。

  「怎樣制定標準是一個棘手的難題。不少地區僅車貼一項,就遠遠超過了公務員的工資,車改成了變相腐敗,老百姓對此意見非常大。」浙江省紀委黨風廉政建設室的汪國政說,「由於全省不統一,各自為政,怎麼改、補貼多少,都是有關地區自己說了算。」

  中國人民大學行政管理學研究所所長毛壽龍教授認為,通過給車貼等形式,實際上是用贖買的方法實施改革,給公務員漲了工資,同時也在數字上控制了公車費用。「從收入角度來看,是把隱性的職務消費公開化,把暗補改為明補。」

  採訪中記者發現,浙江省各公車改革試點的交通補貼普遍較高,比如南潯經濟開發區每人每月的交通補貼200元至3200元不等,而西湖區則是從1800到300元不等。總體上各地平均每人每年車貼一般不低於一萬元。

  補貼發放中另一個較為明顯的特徵是發放額度差距大。以湖州市南潯經濟開發區為例,開發區委領導車貼每人每月3200元,而一般辦事員每人每月僅200 元,相差3000元。據開發區辦公室的有關人士介紹,儘管如此,大多數一般幹部還是欣然接受了,因為以前「級別用車現象比較嚴重」,一般的辦事人員反正是輪不上的,現在多幾百塊錢何樂而不為呢?

  事實上,按職務還是按需求進行補貼成為「貨幣化」過程中的一個難題。

  在江干區的計畫制定中,李強他們一直想以需求為標準。「但在操作中發現很難量化。從目前看,行政職務級別是用車頻率可以參照的重要標準,所以最後還是按職務劃定。」李強道出了苦衷,「我們儘可能做到合理。比如從事副職的正處級幹部,就只能享受副處級的那個標準,因為他的崗位決定了用車頻率。」

  「公務員的級別工資差異較小,車貼可以說拉大了兩者之間的收入差距。但高職務消費,是一個很不好的激勵結構。公務員的職務消費應儘可能轉變為個人收入,這樣有利於激勵公務員,也有利於監督公務員。」毛壽龍評價說,「改革成功的關鍵是完善公車改革技術,認真研究方案。如果僅僅簡單按照級別,而不是按照需求,改革的技術含量就很低。」

  車改能否真正提高行政效率?

  張國清在研究後發現,從行政效率的角度看,車改正好適得其反

  車改的直接初衷,就是為了提高行政效率。

  以杭州江干區為例,在公車最多的四季青街道,2003年用在13輛公車上的費用高達138.96萬,距離最遠的丁橋鎮有10輛公車,2003年的總開支56萬。如果按照擬定的方案,實行車貼後,四季青街道50多人全年補貼44萬多,丁橋鎮40多人全年補貼46萬多。

  「四季青街道節約了68.2%,丁橋節約了18%,全區平均節約率在43.5%左右,效果應該非常明顯。」李強很樂觀,「而老百姓對車貼意見大,因為發車貼他們看得到,但並不知道原來的公車隱形開支遠比車貼大得多。」

  「三墩鎮以2002年機關公務員49人測算,與2001年車輛交通費的支出相比,共節約資金50.6萬元,財政支出同比下降70%;僅有2輛公車的翠苑街道,也節約了5.12萬元,財政支出同比下降25.6%。」徐瑞華顯然和李強有同樣的看法。

  但是,汪國政並不這麼認為。「現在大家都只和改革前比,節約了多少。事實上,按照中央的精神,對鄉鎮一級公務用車是有嚴格規定的,比如排氣量2升以下、價格25萬元以內。但改革前很多地方其實已經遠遠超標,一個鄉鎮有10多輛車是普遍現象,這本來就嚴重違反規定,在超標的基礎上談節約沒有意義。」

  張國清在研究後發現,從行政效率的角度看,車改正好適得其反。「基層公務員要的是體面,上層公務員要的是身份,工作中使用公車,公務員得到了身份認同。如果公車完全取消,他們會覺得和在企業打工沒有區別,影響了工作積極性。更加嚴重的是,在公務員隊伍中以『車貼』為標誌,形成了一種明顯不平等的等級觀念,而這個原來是比較模糊的。」

  按照張國清的設想,其實最合理的改革方式是,把公車組織起來成立租賃公司,統一調配。公司以市場的方式運營,和其他出租公司一樣。但是調度系統優先預約、調度給公務員使用,而公務員的公務用車,費用還是由政府承擔。「這樣既解決了司機問題,又提高了公車使用率。」張國清說,「這樣公車就從一個純消耗性項目變成生產性項目了。」

  公務員廉政建設與車改

  從這次突然叫停來看,給公務員享受的利益邊界在哪裡,成為一個新問題

  到目前為止,浙江省關於車改叫停,只有3月4日《今日早報》發布的短短几句,權威部門尚未發布過正式消息。

  記者從有關部門瞭解到,春節前浙江省召開了一次黨風廉政會議,會上對公車改革目前存在的問題反映較多。那次會議結束後,省裡有關部門作出未改地區暫緩公車改革的決定。

  汪國政接受採訪時表示,公車改革目前只是各地的一種自發行為,有點處於「無政府」狀態,省裡從來沒有下紅頭文件統一搞過。而現在的所謂「叫停」,其實是從下面反映上來的情況看,改革中出現了各種新問題,所以未改地區暫緩,需要進一步調研後,再考慮下一步的改革思路。

  汪國政證實,這次「暫緩」,省裡也沒有下發過正式文件,而是那次黨風廉政會的精神在基層的傳達。

  那麼現在的公車改革中到底存在了哪些問題,才導致浙江省下如此大的決心「叫停」轟轟烈烈的改革呢?

  「改革標準不統一、有些地區超過社會承受能力,老百姓反映強烈、改革後到底提高了多少效率,是暫緩車改的三個主要原因。」汪國政一針見血。

  作為先行者的徐瑞華也開始思考車改後的新問題:車改如果操作不好,很可能出現新的腐敗。實行車貼後,如果領導幹部去下級單位報銷打的費、到下級企業借車用怎麼辦?領導幹部自己開車,在公務活動中出了車禍怎麼辦?公車低價拍賣給領導幹部,造成國有資產流失怎麼辦……

  「沒有統一實行車改,如果幹部從車改後的崗位工作調到了沒有實行車改的崗位,車貼到底還拿不拿?公車到底還享受不享受?」李強說。

  在西湖區,就遇到了這樣的問題。翠苑街道原主任調任區人大副主任後,區人大一級並沒有實行車改,依然保留公車。但是該主任之前已經買了車,到人大後,繼續享受車貼而不享受公車。「每次出去開會,主任很自覺地自己開車,而其他同志則坐公車。有時候只有兩個人去開會,也要搞兩輛車,很浪費。雖然主任也叫我坐他的車,但這畢竟是人傢俬車,我覺得不好意思。」西湖區人大法工委的一位同志向記者表達了這種尷尬。

  事實上,與「公車改革」同時叫停的,還有2004年在杭州市下城區試點的「廉政保證金」試點。

  根據方案,該區1500多名公務員,可與單位簽訂《廉政保證金承諾書》,自願加入廉政保證金體系;參加者也可以在任何時候選擇退出這一體系。廉政保證金賬戶由個人保證金和政府補貼兩部分組成。區裡將專門設立一個廉政保證金賬戶,保證金將每年從公務員的全年總收入中按比例扣除。

  有關人士提供的計算範本是:一個22週歲參加工作的公務員,按照正常升遷程序,到退休時一共可領取超過14萬元的廉政保證金。如果在任期內發生違紀違法行為,將扣除20%、40%直至全部廉政保證金。

  浙江大學公共管理系的郁建興認為,「車改」和「廉政保證金」制度的初衷,就是讓公務員在一定範圍內享受到某些利益,而防止他們去侵犯更多的公共利益,其實就是高薪養廉的一種措施。「但從這次突然叫停來看,給公務員享受的利益邊界在哪裡,成為一個新問題。」

  郁建興表示,任何一項公共政策的實施,都有正面和負面效應,公車改革肯定有其合理性,但關鍵要對效果進行評估,不斷調整。

  毛壽龍則認為,公車改革還需要有一定的民情基礎和法律基礎。「這需要在制度上讓老百姓參與公車改革的決策。保姆不能為自己買車,也不能決定為自己發車補。公僕自己為自己確定用車標準和車改方案,顯然違背民主原則。」

  據悉,四月份,浙江省紀委將派出專門的調查組就「公車改革」下去進行調研。

  「和諧社會的基礎在公平,無論公車怎樣改,都要朝公平的方向上走。」浙江省紀委黨風廉政建設室汪國政說。

  -全國「車改」背景

  1998年9月,國家體改委制定《中央黨政機關公務用車制度改革方案》後,各地的公車改革陸續展開。浙江、江蘇、湖南、重慶等省市都進行過試點,有的地方把公車拍賣,有的地方把公車組建出租車隊進行市場運營;而對公務員用車則實行貨幣化補貼,補貼標準各地不一,有的每年補貼2400元到3000元,有的每月補貼300元到2000元。

  目前,上海、浙江、廣東、江蘇、湖北、江西、黑龍江、遼寧等14個省(區、市)以及國家審計署、國家宗教局等4個中央國家機關進行了公車改革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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