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評共產黨」系統地總結了中國共產黨建黨以來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纍纍罪行，從思想、文化、歷史、經濟等各個方面對共產黨進行了全面的評判。「九評共產黨」推出後，在全球各地引起了巨大轟動。世界各地紛紛舉辦「九評共產黨」 系列研討會，專家學者們以他們的親身經歷和學術研究的成果，討伐共產黨的罪惡，揭露共產黨的本質，探討共產黨之後，中國未來的道路。
下面是賓州大學「九評共產黨」研討會上，三位專家學者答聽眾提問的精彩片段：
迷惑人心的 「穩定」要求
問：我看完九評後，我給我的親戚朋友打電話，我們說到「六四」 ， 他有一個問題。他說：「六四」不就死了那麼多人嗎，在中國來說不算什麼。從中國的長遠來看那不算什麼，「穩定」是最主要的。你看，它鎮壓完了，整個社會就「穩定」了。他應該怎麼看現在的中國人？他們是怎麼想的？
辛灝年：所謂「穩定」啊，這個詞是最能迷惑人的，特別是在中國社會裡面，一些通過跟權利發生關係而發財致富的人，一些通過各種各樣不正常的渠道去發財致富的人，一些被收買的高層知識份子, 都會認為穩定確實是很重要的，因為「穩定」是保護特權的一個重要形式，必須承認這一點，「穩定」是能夠使他們在這個不公平的社會裏享受特權的很好的方式。
共產黨為什麼要講穩定呢？你剛才講的那個家人或者朋友，他告訴你不就殺幾千人嗎，現在不就是穩定下來了嗎？其實一方面，他不能夠聽到各種各樣的聲音，他在長達十五年的歲月裡面只聽到一個電臺、一家報紙、一家電視臺天天在那裡說「穩定」、 「穩定」，他就條件反射了。人，都有這個弱點的。我們自己都有這個弱點的。為什麼這個世界清醒的人少，混吞的人多？為什麼屈原要說「舉世間皆睡我獨醒」 啊？如果舉世間皆醒了，還要我們在這開研討會嗎？不需要了吧。還需要那麼多人士去奮鬥嗎? 還需要在座的一些信仰家們去為了自己的團體的信仰，不顧生命的去抗爭嗎？所以我們要理解，在我們絕大多數國民不能得到真正的真相的前提下，在我們長期受欺騙蠱惑的歲月裡面，要想他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思考，去看出問題，這是極少數人能做到的，絕大多數人做不到。你也不要怪他。因為他本來就生活在艱難之中。
第二，穩定這個東西啊是相對的。為什麼是相對的呢？中國共產黨今天要什麼？當然要穩定，因為今天如果要爆發革命的話，請問大家，革命的對象是誰啊？當然是共產黨了，對不對? 不可能是別人了吧？不可能是叛徒、內奸、工賊了吧？一定是共產黨自己。所以它強化穩定，而穩定也適合一般民眾的需要。我們不能否定這是個基本的社會要求。因為在一個國家，在一個社會裡面，如果這個國家真的處在一個穩定的狀況下，或者說這個國家正處在一個追求穩定的狀況下，它確實能迷惑人心吶。對於我來講，搞清共產黨才是第一位的；對於一般老百姓來說，吃穿住用行才是第一位的。我們必須理解我們人民的基本要求。
第三, 穩定是漫長的。逼上樑山起義造反畢竟是短暫的，而且是稀少的。一個專制朝廷能夠延續三百年，靠的是什麼？靠的就是穩定的要求和穩定的誘惑。而絕大多數人在穩定的要求和穩定的誘惑裡面，是經受不住不穩定因素的威脅和擔心的。所以我們不要責備國內的這些朋友。他們和我們到了海外以後是不一樣的。他們所知甚少，所想的也甚少。我們要責怪的那一些跟著共產黨去高唱「穩定」，讓這個「穩定」的東西成為維護共產專制統治的一個法寶，那就非常叫人感到氣憤，並且是一種罪行了。
章天亮：實際上就是共產黨搞這種階級鬥爭啊, 其實就是群體滅絕,就是他把這個人劃為階級,把被鎮壓的這個階級統統殺掉。它這種屠殺我覺得還有兩個很重要的目的，一個是為了在人民心中製造恐懼。可能大家都有這種感覺，共產黨殺人它是有週期性的。大家如果觀察的話，它七八年再來一次。為什麼選在七八年這樣的一段時間呢？因為每到七八年的時候又成長起來一代人，十一二歲的人不懂事，七八年後變成十八九歲，十九歲二十歲的時候開始有自己的思想。那麼如果共產黨在這七八年之內沒殺人的話，這些人他們就會產生一種錯覺，共產黨要改好了。那麼他們就會像當年八九民運的那些學生一樣撲上去給中國要民主。前兩天公布的文件顯示，當時在八九開槍的時候，姚依林當時發表過一個講話，他說：中央反覆斟酌，如果我們跟學生對話的話可以不可以？如果我們後退一步的話又怎麼樣？如果我們後退一步的話又怎麼樣？他說，如果我們後退一步的話，中國就會出現一個反對黨下面他沒有講。實際上接下來出現一個反對黨；接下來就是有言論自由；接下來就是開放黨禁報禁；像辛灝年先生所做的這些研究，《誰是新中國》這樣的歷史就會被公布出來；像共產黨屠殺八千萬人，這八千萬的冤魂，他們的那種令人椎心泣血，刻骨銘心的慘痛就會被揭露出來。這個時候共產黨它還能統治下去嗎？它馬上就面臨著一個血債被清算的問題。所以說當時姚依林說，這一步我們決不能退。七八年殺一次人的話就是不斷要刷新人的恐怖記憶，隨時告訴你，你要是想要向共產黨挑戰的話，就讓你嚐一嚐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就說六四事件，它所屠殺的人實際上在中國歷史中算是很少很少的了，只不過就是因為它發生在天安門廣場，才被大家看到而已。像今天它屠殺法輪功，有多少法輪功學員被屠殺掉。在兩千零二年年底的時候公安部內部消息，就有七千人被屠殺致死。它已經把中國人的恐懼訓練到你只要是一個人，有一點恐懼的話，你就不敢跟共產黨叫板。
剛才這個問題讓我想起來斯大林講的一句話。斯大林說：死一個人是一個悲劇，死一百萬是一個數字。這就是共產黨對於生命的態度。對於它來講死一百萬跟死兩百萬、三百萬對它來說是沒有什麼關係的，所以你看殺人殺得最多的都是共產黨國家。斯大林當初肅反兩千萬；（中國）共產黨搞死了八千萬；其他像紅色高棉波爾布特一下子殺掉了六百萬人口中的兩百萬人；柬埔寨三分之一的人都被他殺掉了。為什麼會這樣？按照中國傳統文化的角度來講，有一句話叫「人命關天」，如果你知道這個人命它是關天的話，你不敢隨便殺人。因為他的生命不是你給的，是天給的，那你把他殺了這是多大的罪過。但是共產黨長期以來這種無神論的宣傳洗腦，就使人覺得……。恩格斯有句話叫做:生命是蛋白質的存在形式。他看你這個人有生命，他覺得只不過是蛋白質存在的形式而已你死了只不過是一堆蛋白質改變了它的存在形式而已。所以他就可以為了一些所謂的「大多數人的利益」，去殺那些「少數的人」。就是說只有在無神論這樣的政權底下，才可能出現這樣邪惡的事情。但是我們必須明白一點共產黨殺誰不殺誰是沒有理性可言的，所以很多人覺得穩定壓倒一切，是因為他沒有想到有一天不穩定會落到他自己的頭上，共產黨會把他作為不穩定的因素去殺掉，去換取別人的穩定。到那個時候大難臨頭的時候，他可能就知道自己後悔了。所以說呢在這一點上看，對共產黨的改良千萬不能抱任何幻想。
賀賓：因為現在共產黨比起過去來講，比起辛教授講到歷史上共產黨殺人，人們覺得現在不太可能發生，現在人都覺得共產黨的社會畢竟變得比較寬鬆一些，這也是大家的一種感受。實際上共產黨不是一定要殺人，它殺人並不是它的目的，並不是說這個黨就喜歡殺人，它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它的統治，它的殺人取決於民眾對殺人的感覺。共產黨通過殺人製造恐懼，通過老百姓的恐懼來達到它的統治。所以它殺人是取決於老百姓對它有多害怕，當老百姓都不怕它的時候它就多殺人，當老百姓都比較怕共產黨時它就少殺人。當老百姓對共產黨怕到，它不殺人都不敢反抗的時候，它就不殺人。它是可以不殺人的，所以說它殺人不殺人取決於它對這個社會的信心，就像剛才我講的，它對這個社會的掌控程度。它信心大的時候它可能放開一點東西，它可以給你一點民主，給你一點自由。但是一旦超過它的警戒線，就是它自己有一個信心，它有一個線，超過那個線的時候，那它就開始殺人。所以你就會發現共產黨老是這麼週期性的殺人，它有時候會給你一點民主，但有時候陷入更嚴厲的時期。它每次放鬆的時候都會給世界造成很多的錯覺，現在西方人會覺得中國，現在政府在改良，變得寬鬆，釋放一些改良的善意，它都是欺騙。只要超過它的一定限度，它馬上就會大開殺戒。
戰勝恐懼 告別中共
問: 您是哪裡來的勇氣， 「六四」後當年走上街抗議, 並失去了名利。對一般人來說名呀利呀是放不下的，你能講講你是怎麼做到這一點的？
辛灝年：我不說回答，我就簡單的描述一下那個過程。你要說人不怕共產黨那是假話。中國有句古話叫「狗行千里怕吃屎」，我說這句話叫「人行萬里怕共產黨」。我們今天在美國，多少人離開萬里家國來到美國、來到西方。今天在座的，都算是不怕的。你們算一算還有多少人在海外還在怕共產黨。他不但不敢講，他連聽都不敢聽。那就是在怕。其實我也怕，從小就怕，說我不怕是假的。首先我們要承認事實。
第二，我是怎麼在六四的時候上街了呢？第一我並不是個民運人士，我對政治也從來沒有什麼興趣，我從小只想做個作家，沒別的想法。可是在「六四」，就是89年那一年，民主運動興起的時候，我是非常冷靜的，我沒有參加。我沒有參加的原因是出於我本人的一個性格，不喜歡湊熱鬧。
第三，我看到北京天安門前那三個從湖南來的年輕壯士，他們真正地向著中國專制威權的象徵──毛澤東的畫像砸雞蛋，他們卻被搞民主運動的一些幼稚的學生把他扭送到公安局，判了二十年、十五年、十年。至今一個已經瘋了，一個剛跑到泰國出不來。當天，我差點沒把那個電視機給砸了。我很生氣，我有個慾望，我想說話，我想走出去，我要喊一聲「你們不能這樣搞民主」。可是我還是因為膽小，我沒敢。
1989年6月4日凌晨四點鐘，我家裡的人門被狠狠地地敲響了，原來是中國科技大學的團委書記和幾個年輕人衝到我家來，說：「高老師，共產黨在北京殺人了」講得聲淚俱下，然後把由美國傳回去的殺人傳真──坦克車怎麼從人身上壓過去的傳真拿給我看。我邊穿衣服邊跟他們講話，心裏卻在打嘀咕：「他們來找我幹什麼」。你要知道我還是省裡的人民代表、人大常委、全國青年的委員、安徽省青年副主席。我有十三個「統戰」職務。我沒有黨可退，也沒有團可退，只有少先隊，可是我有十三頂統戰對象的帽子。所以我心裏才打嘀咕：「他們會叫我幹什麼，請我上街嗎? 」後來這個團委書記說了一句話，「高老師，你一直沒有出來，我們不說什麼，但是今天你要出來了。我們希望你能和已經在外面的一千多個科大的師生站在一起。」我的回答是：「我出來。」我出來了，可是我心裏還是怕，我心裏還是怕出去以後怎麼辦？但是我實在是覺得應該出去了。理性告訴我現在應該站出來了，感性告訴我共產黨可不是吃素的。可就這樣我在幾個年輕學生的拉拉扯扯下，下了樓，走出了文聯大院，來到了合肥市最熱鬧的三孝口，和一千個科大師生站在一起高喊了「打倒鄧小平」的口號，我不怕了。天沒亮我就回來了，我睡不著覺了，可是我不怕了。家裡人問我怕不怕了。我說我這四十年從來喊過一句想喊得話，我今天喊過了！我不怕了！十點鐘的時候，我就把所有的證件都放在自己的口袋裡，參加了安徽省文藝界在十點鐘舉行的「抗議六四大屠殺」的遊行。就這樣，我一直游到這個遊行被徹底鎮壓為止。
我想說這個是有兩個意思。一個意思，我們每個人的心中、心底都有一種對自由、民主的本能的追求和渴望，可是我們又在長期的專制的恐怖壓力之下，根本不敢越雷池一步。可是在某一個歷史的契機之下，當正義和良知一旦戰勝了自己的恐懼的時候，那麼正義和良知帶給你的就是勇氣和勇敢，所以在1989年六四之後，上面教我寫檢查，我拒絕了。然後我辭掉了所有的這些統戰職務，這本來就是共產黨統戰我的職務，毫無意義的東西。最後我才下定了決心，決心將我從1983年、1984年就開始研究，常常在家裡寫一張紙、鎖一張紙，寫了燒、燒了又寫的《誰是新中國》部分草稿完成。是六四的那一聲槍響讓我下定了這個決心，決心要向這個流氓政黨挑戰。這就是我決心下的過程。是「六四」-- 共產黨的鎮壓，狠狠的把我這個普通的知識份子從背後推了一把。雖然它使我失去了一切，但是我尋得了自己良知的安寧……
沒有中共, 中國怎麼辦?
問：孫中山先生當年曾經說過：「大清國人人有病，愚昧之病」。那您也講過一句話，現在的中國人，人人有病，是恐共的病。我請問您或三位，針對這個下有一個解藥？ 現在有很多想法，包括「中國共產黨倒臺後怎麼辦」。我認為這是恐共之病的潛在病灶。您有沒有一種解藥？讓中國人擺脫恐共之病。
辛灝年：孫中山先生說，「大清國人人有病，什麼病？是愚昧之病」。一百年後，我不敢講這話，但是我可以說一句話。如果要談到我們人人有病，有愚昧之病的話，我們現在可比一百年前的祖宗病重得太多了一點。大家想一想看，一百年前，孫中山革命，那個革命的質量，那個革命的力量，那個革命的決心，那個革命奮鬥的方向和目標該是多麼的堅韌和明確啊？我們真的是有愚昧之病啊。共產黨49年以後讓我們這幾代中國人只知馬列，不知祖宗；只知共產革命，不知共和革命；只知中華人民共和國，不知中華民國才是真正的共和國啊！我們這幾代人處在矇蔽當中，在欺騙當中。雖然我們身上流著中華兒女的鮮血，可是在我們的智力和其他方面都因為喝了狼奶都變成畸形的中國人。這點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深刻的檢討，否則我們醒不過來的。我們不要顧自己的面子，而忘了自己的靈魂和追求。這是一個方面。
第二個方面，中華民族號稱五千年，共產黨一共多少年？請問大家。到今年的十月一號才五十五年嘛。我問你那四千九百四十五年是怎麼過來的？當真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了中華民族，就沒有了我們的祖宗和我們的兒孫了嗎？四千九百多年裡，中華民族就是這樣的發展和興旺起來的，成為世界四大從來沒有中斷過文明的古國之一。我們不過是在「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個不是規律的規律之下，我們曾有過自己的輝煌，又在近代落後了嘛。所以唯一的解藥就是不要迷信共產黨。沒有共產黨，中華民族早已走了四千九百多年的歷史之路，創造了我們獨立於世界的文明和文化。將來沒有共產黨之後，相信我們的人民都會為中國未來的「共和」盡一份力量。這份力量匯聚起來，是會解決我們民族所留下的問題的；是能夠醫好共產黨給我們造成的巨大的創傷的。而根本的解藥，就是要有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
章天亮：實際上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存在，是因為每個人不敢說出他們的恐懼。他們甚至在私下場合裡面，他們也要按照共產黨的那個說法去講--共產黨要聽的話。實際上就是我覺得能夠讓中國人擺脫恐懼的第一個辦法，就是說出恐懼，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步。大家不要小看這個問題，當時皇帝的新裝如果沒有那個小孩喊出那句話，皇帝永遠不穿衣服雖然有很多人他們腦子裡想皇帝沒穿衣服，但是如果大家都不說的話，皇帝沒穿衣服就永遠是個既成的事實，但是當有一個人喊出這句話的時候情形就完全不一樣了。所以共產黨它的邪惡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它的邪惡當每個人敢於說出共產黨的邪惡的時候，他已經擺脫了共產黨的恐懼。所以大家現在看到網上風起雲湧的退黨的浪潮第一個人退是需要勇氣的，第一千個人第一萬個人退可能都需要勇氣，第一百萬個人退可能就不需要那麼多勇氣了，因為你已經是第一百萬個人了。民間就會形成一個巨大的一種潮流所以到那個時候，共產黨想讓人民恐懼它，人民也已經擺脫恐懼了。大家現在看到，現在在退黨網站上每天一萬多人退黨，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大家可以想想三個月之後就是一百萬了，共產黨有多少人？六千萬人。到那個時候退黨的數目可能就不是現在線性增長，可能就成指數增長，可能幾天的時間共產黨土崩瓦解，就像當年奇奧塞斯庫羅馬尼亞。當時奇奧塞斯庫在人民廣場發表演講的時候，他做夢也沒想到幾秒鐘之後他會被人民推翻。就因為有一人突然在他集會的時候喊出來他是劊子手，然後人人都喊這句話，從此奇奧塞斯庫從現場直播的鏡頭上消失幾天之後，他再出現的時候，他出現在一堵牆的面前，他已經被槍決了。這就是說大家要知道歷史的發展進程往往到了那個時候，就是前一秒鐘跟後一秒鐘的問題，告訴人們不要害怕共產黨。
賀賓：說到這個解藥，剛才辛教授說的是從良心這方面講，是比較高尚啊。要說直接一點，具體一點呢，那就退黨。因為中共是個暴力機構，對付暴力機構，它最喜歡的就是對方也搞暴力。搞暴力呢它就有藉口用暴力來對付你。我們中國人現在就搞非暴力，就像當年甘地一樣，包括法輪功他們的非暴力請願；包括我們退黨也是非暴力的一部分。我們就用非暴力的方式來對暴力喊話，剛才章天亮講的人多了以後它就會不害怕。你現在去問中國人喜歡共產黨的確實沒幾個，但是他就有一個想法，這是個強權你拿它沒辦法，你能把它這麼樣呢？剛才說穩定，中國問題這麼多，沒有共產黨你還控制不住了，它就得靠個強權來穩住這個國家，他有很多的共產黨灌輸給他的這種誤解。比如說，老百姓有很大一個問題就是中國會亂，其實誰去亂這個國家呀今天共產黨沒了，你家人會去亂嗎？你的朋友會去亂嗎？不會嘛。它亂一定就是共產黨它自己，是它自己不願退出這個歷史舞臺。可是人呢會有一個誤解，老覺得共產黨一沒了，這個國家就亂了，共產黨老說國家會亂，我們腦子裡也不想一想，到底是誰去亂。比如說六四，六四要是不開槍的話這個國家叫動亂？我不相信學生能搞什麼動亂，能動亂到哪去？你有槍有炮的軍隊是共產黨控制的，所以亂一定是共產黨自己在亂，沒有了共產黨它怎麼會亂呢？動亂的源都沒有了它怎麼會亂呢，沒有了共產黨它就不亂了。你看農民他就種莊稼嘛，他去斗什麼？他去搞什麼去呀？所以大家心裡面的恐懼是來自源於一種冥冥之中，一種莫名其妙的一種共產黨灌輸給你的一種東西。你再深挖一步，你再用常理推之，我去活學活用，你用常理推之。農民， 親戚朋友，兄弟姐妹，他們去亂什麼呢？該上學的上學，該上班的上班，沒有共產黨了只不過不政治學習了，倒沒有人來跟你搗亂了，我該幹什麼幹什麼，怎麼會亂呢？就是說要克服這個恐懼，共產黨很強大嗎，它就是因為它有很多黨員，它有一個龐大的整體在那兒，動不動就號稱幾千萬黨員，怎麼樣去瓦解它呢，我們大家一個一個退出來，一個一個從這個黨退出來，當退到一定程度的時候，老百姓心裏的感覺，就好像晚上人少的時候你害怕，人多你就不害怕，實際上這個環境根本就沒變化，你心裏在變化，你就感覺退的人越來越多的時候，你的恐懼感就會減少，恐懼感一減少的時候，你就覺得不害怕了。就像在六四的時候上街不上街，昨天你還覺得應該上街呢，第二天為什麼不敢上街了呢。就是大家群體的一個反應，如果大家都來退的話也就不害怕了。
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辛灝年：剛才提到了提高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這是一句總的話，因為共產黨這個馬列邪教和馬列子孫集團，在這五十多年的專制復辟統治當中，確實把我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毀壞到了難以設想的地步。所以我們有一些憤世不平文人、知識份子、包括我們自己在內，經常對自己的民族橫加鞭笞和謾罵，動不動就是我們民族的劣根性，我們文化的劣根性，把自己的民族和自己的人民看得一錢不值。
那麼具體來說是什麼呢？在大清之前，雖然元朝的入侵和滿族的入侵曾造成過漢民族自尊心的一度衰弱。可是他們用武力打敗了我們，亡了我們的大宋，亡了我們的大明。可是我們悠久的、優秀的中華民族文化卻同化了他們。所以我們的民族自尊心不但沒有消失，更因此而能夠綿延和發展到今天。也就說，我們雖然在武力上打不過野蠻的部落，可是我們用我們優越的文化影響了、同化了這個部落。滿族沒有了，大家要知道，幾乎沒有了。慈禧太后的心中是要做中華的千古一後的；大清的康熙皇帝是要做中華民族的千古一帝的。所以不論是元，還是清，亡了中國卻做了中國的皇帝，成了中國的朝代，繼承了中華民族的文化，這對於我們中華民族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延續和發展，是起到了相當大的歷史作用的。
而我今天要講的就是：這是一個非常有力的證明。它證明了什麼，證明了辛亥之後，在蘇俄的命令、扶植、指揮之下所建立起來的反民族、反共和、反人民的馬列邪教集團……我剛才講的它反民族、反民族進步、反民族團結，但它的結果是什麼呢？結果就是我們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的荒蕪和磨滅。它的一個具體結果是什麼呢,就是使得我們對中國人民一百年來走向共和的艱難歷程完全茫然無知。我們不知道，1911年之前中山先生和他的中國同盟會，還有當年的革命志士們，是怎樣的肩負著民族、民權、民生革命的歷史重任，推翻了滿清王朝、建立了自己的第一個共和國家。我們甚至更不知道蔣介石先生怎樣秉承孫中山先生的教誨，領導北伐，打到軍閥，重建共和的中華民國南京政府。我們甚至不知道那八年抗戰是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打的，我們還誤以為是那個不要祖國，出賣祖國的中國共產黨打的。我們甚至不知道在抗戰勝利結束之後，在四五年到四六年、四七年短暫的兩年不到的時間裡面就繼承著國民政府在抗戰期間、就是在烽火滿天的歲月裡面，就已經開始了民主憲政的建設，真正地開始了制憲的工作和行憲的工作。我們甚至誤以為是那個國民政府反動，不願意行憲而被共產黨一舉推翻和消滅了。由於我們對這一切──我們的先人和前幾代中華兒女追求共和的艱難道路完全不懂和不通，所以我們才喪失了我們今天的人民、我們的民族是不是也能像其他先進國家一樣「走向共和」這樣一個光明的希望和追求。我們失去了這個最起碼的信心，是因為我們不瞭解我們一百年多年來我們的民族、國家和人民是怎樣在走向共和的道路上艱難、反覆、困頓地前進著的。我們生活在漫長的專制復辟統治之下，看不到一點點民主和自由的陽光，我們以為世界從來就是黑暗的，太陽從來沒有升起過。這一點特別重要。
第二個特別重要的是，由於我們對西方的瞭解已經偏限於只認馬列，不認其他。我們甚至於在對世界歷史的研究當中，把歐洲開始興起的所有共和國，都指斥為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和資產階級革命的結果，而必須用無產階級共產主義革命去推翻他，打倒他。這樣我們就不瞭解英國、法國、德國、俄國和一切從專制走向民主的西方共和國家，是怎樣艱難地完成共和的，是怎樣的如同我們一樣走向了共和的。我今天不能就這一個問題來做一個專題的發言。如果我能就這個問題深談的話，我就可以談一談英國、法國、德國和俄國──他們所經歷的道路歷程和我們自辛亥前開始走到今天的這個追求共和的道路，是完全一模一樣的。他們的共和不僅被打倒過，被推翻過，他們的專制復辟勢力不僅復辟得逞過，而且也經歷過漫長的專制復辟統治。只存在過短短八個月的俄羅斯共和國，只有八個月就被列寧的十月背叛所徹底推翻，滅亡了整整七十四年。1991年在莫斯科廣場上面，剛剛才推翻了共產黨，七十四年前就已經滅亡了的俄羅斯共和國的三色旗就開始飄揚在俄羅斯大地的上空。這說明瞭什麼？法國的專制勢力曾經三度推翻共和國，法國的民主勢力曾經兩度重建共和國，前後共達九十九年的時間，才把法國人民走向共和的道路完全確認和確立了下來。我們如果對這些很應該進行比較的東西看清楚了，瞭解了今天世界上所有的先進國家曾經走過、而我們今天正在行走著、還沒有完成的這一條走向共和的道路，我們的民族自信心，我們的民族自尊心不就是可以失而復得了嗎？
如果我們一方面對自己的民族歷史、民族文化、我們的共和道路有了清醒的認識，一方面又在對比的過程當中，瞭解到我們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一百年來走向共和的歷史，是世界走向共和歷史的一個部分，完全相同，高度一致，我們還擔心什麼共產黨沒了我們怎麼辦。我們還用擔心我們自己不能繼承我們的共和先賢的道路，走出另外一個共和的天下來嗎？如同英國、法國、俄國、德國所有的優秀的民族一樣嗎？所以，我認為根本的問題就是講真相，瞭解真情，理清楚一百年來中國人民走向共和的基本歷史道路，搞清楚世界共和進程的基本的範疇和方向，尋求這個高度的一致性，從而走出我們大中華民國走向共和的最後勝利明天！謝謝！
革命與復辟
問：昨天的《華爾街日報》題目是《斯大林還活著只是帶著普京的面空》。現在普京把蘇聯倒退以後，他重新把權力縮到集中。在過去的幾年內蘇聯出版壹佰多本讚揚斯大林的書。但民意測驗表明呢，72％的蘇聯人支持他這樣， 認為是必要的。蘇聯已經沒有媒體自由了，在共產黨倒了之後有回覆，這是很有趣的現象。
我想如果大家思想不改變，中國也有可能在不斷期望好皇帝，現在中國帝王將相的戲劇到處都是，共產黨正試圖把我們人民的思想弄歪呢……，所以，如果共產黨倒了之後再出現一個強人，那也有可能出現再反覆。這個現象是不是值得注意，請辛教授和各位做一個評述。
辛灝年：你向我們提出了兩個非常重要和重大的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你剛才已經提到的反覆的問題。什麼是反覆？我舉兩個簡單的例子，一個是自然界的，一個是生活裡面的。我們今天正處在嚴寒的冬天，可是有一個偉大的詩人曾經寫過一首詩，他說，「冬天已經來了，春天怎能遙遠？」可是我想問一下，當真立春之後，春天就來了嗎？當真說春天來了，春天就真的來了，就溫暖了，柳樹發芽了，鮮花開花了？不是的。立春之後，但我們認為春天已經來了之後，很可能還來幾場狂風暴雪，直到這幾場狂風暴雪越來越小，消融的越來越快，然後綠草青了，楊柳抽芽了，那個春天才真正的來了。它就說明大自然在季節的轉換過程當中，是一定存在著反反覆覆的一個過程的，乍暖緩寒的過程的。
那麼人類歷史上，當一個社會的制度經歷了幾千年、幾百年，而需要進行一個根本的轉型的時候，他是說轉就轉的嗎？不可能。他一定也有一個反覆的過程。例子就是，俄國爆發了共和革命，又出現了共產專制復辟；法國爆發了共和革命、建立了共和國，卻出現了三次復辟。所有的國家，幾乎都出現過這種情況。這裡有兩個原因，第一是被推到的復辟勢力，舊政治勢力是一定想打回來的。這是一個人之常情的事情。第二個，一場革命一聲槍響，可以顛覆一個王朝，可以推翻一個政權，可是幾百年、幾千年所產生的那個歷史文化思想不是一生槍響就可以被送進墳墓的。它隨著我們世世代代人的延續，而會長期地在我們的思想文化和靈魂裡面在起著作用的。有人說，袁世凱是一念之差復辟帝制，葬送了中華民國的一部分歷史，也葬送了他自己。難道當真是一念只差嗎？《走向共和》裡面的一句台詞寫的好，「幾千年中國的帝制，早就在袁世凱的心裡面埋下了帝制的種子」，也就是想做皇帝的種子。我們必須認識到舊的思想文化在專制方面所留下來的影響不是一天能夠消滅的，它就是專制勢力、和各種舊勢力企圖捲土重來、甚至復辟成功的一個社會基礎，我們必須認識這個問題。
你剛才所將的情況，我現在就可以來回答你了。我1994年到多倫多，1995年到美國。我一到美國，走在紐約的地鐵裡面，我就有一個非常有趣的感覺。我看見紐約地鐵裡面，許多的車站裡面都掛著通紅的玻璃盒子，這個盒子上面印桌一個前蘇聯的鐮刀和斧頭，鐮刀和斧頭的圖案下面有一些英語， 「The cold war is coming again，Please join the communist party！」（冷戰又將開始，請參加共產黨！)，全是流亡在美國的前蘇聯共產黨們在抒發他們復辟的夢想，希望重啟美蘇冷戰，希望俄國已經垮臺的共產黨重新登上政治舞臺。這就很符合我所講的革命與復辟的關係，即代表民主和專制的反覆較量。
不要以為1991年蘇聯人民推翻了74年的共產專制，迎來了俄羅斯共和國的重建，就以為大事完了。當時我就跟我的太太說過，蘇聯未必不存在著未來實行復辟專制的可能性，到紐約的地鐵裡面去看一看吧。我在我《誰是新中國》這本書最後改定的時候裡邊加了一條註解，我就把這個東西寫進去了。可見專制復辟的願望，只要專制的勢力、專制的思想文化還存在的一天，它就有可能繼續存在一天，它就有可能捲土重來。只不過它每次發出的能量會越來越小，它每一次維持的時間會越來越短，直至最後終然消滅。這是第一個問題。
你談到的普京的問題，這又是第二個問題。它說明瞭什麼？說明在共和制度創建之後，或在恢復之後，仍然存在著專制復辟的威脅。因為正如我剛才所講的，我們不能夠去立即把所有的專制思想全部消滅和槍斃掉，我們甚至沒有能力去鏟除專制思想的土地和土壤。可是我們必須明白一條，那就是孫中山先生有一個非常高明的理論。什麼理論？「訓政」的理論。什麼叫訓政的理論？有很多朋友都拿這個來攻擊孫中山先生，真是大錯特錯。所謂訓政，就是建立一個有力的共和政府，以鎮壓形形色色復辟勢力的反撲，維護共和成果。第二，從人民開始學習民主的思想，訓練民主的手段，從縣開始進行逐級的自治的建設，以造成自下而上的共和成就，確立共和制度，確認共和國。
普京，他在做什麼，從好的一面來講他要實行訓政，否則俄國那些想變天的共產黨，還會把俄國的天變回去。從另外一面講，超越了訓政的範圍，就是專制復辟；超過了權威的限度，就是獨裁回歸。在這個問題上是非常難把握的，可是任何一個以共和自命的領袖，都必須把握好它。只要把握好這個分寸才能夠使得訓政能夠不成為專制復辟，才能夠使得權威不成為獨裁專制。
所以，我們中國的未來可能還會遇到這樣的問題。共產黨五十多年的專制復辟統治早就在我們幾代中國大陸的人心裏埋下了一顆顆獨裁的種子，一顆顆要做偉大革命領袖的種子。你們看看今天的海外，才多少人士啊，就已經有七、八頭十個政府了。將來中國大陸，一旦共產黨垮臺，我們就不得不面臨著一個解決混亂的問題。從長遠看，它不可怕。從短暫來看，卻不得不重視。如果我們不重視它的話，它就會造成更進一步的混亂。如果我們不重視的話，就有可能普京這樣，不是訓政，而是回歸專制。這樣的危險，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是不能再承擔了。
《誰是新中國》是這樣誕生的
問：辛教授我想問一下，您的父親是右派，問一個您傷心的問題，您能不能談一下他是怎麼被打成右派？您現在這樣自由的思想，您受到過中共怎樣的迫害？第二個問題，您談到「六四」讓真正您走出自我，敢寫出來。您最先是怎樣認識中共的邪惡的？
辛灝年：我的父親是個教師，用他自己的話來講，他曾經幫過很多共產黨員。他1927年武漢大學畢業，是在共產革命的窩子裡面成長的那一代年輕人。我的整個家庭除我以外都是共產黨員，只有我不是。他們有沒有退黨，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有一個最基本的東西，他（我的父親）畢竟還是一個有良心的知識份子，他打右派的原因很簡單，只說了一句話，「我覺得共產黨不太懂教育。」就這一句話，就打了右派，然後由當了歷史反革命，然後就被抓起來五年，關了一年零十個月以後給放了出來，就這麼個過程，共產黨打人抓人都不需要太多理由。當然這給我個人的生活帶來了很大的磨難。不過我承認，由於我的哥哥姐姐年紀比較大，我是老小，我沒有吃太大的苦。如果我吃太大的苦，一、我當不了作家，二、我寫不了《誰是新中國》了。因為我的文化水平只限制在小學水平，那我怎麼可能幹這個事。所以在父親在被打成右派後來的後來那些歲月裡，大苦未吃，氣沒少受，所以養成了我能夠忍耐的習慣。《誰是新中國》這本書的誕生是忍耐的結果。我講的是心裏話。
第二個問題，你問我八九年前就在搞《誰是新中國》的研究了。那個時候「誰是新中國」這五個字在我的腦海裡還沒有。我是怎樣走上這條路的？我是79年在《北京文學》發表了一篇小說，後來全國很多刊物都轉載了我這篇小說，我就一舉成名成了個小作家。到了80、81年的時候，我的作品已經發表了很多，可是最後中國作家協會的一些個負責人給我下了個結論，說我的作品只能存在，不能提倡。我由於年輕，心裏不服氣，嘴裡不敢講，但我還是冒出一句話，「你們提倡的哪有什麼好東西！」我還是堅持我行我素，這是與性格有關係的，我說不了假話。可是到了83、84年，我覺得十分困難，我越寫越困難。因為寫作和出版是互相的。不能出版的東西，你寫作的興趣和動力就會大減。可是我已經成了作家，已經成了中國作家協會的一個專業作家。如果我不能寫作的話，我就不能保住這個基本的作家職業。那我怎麼辦？結果我的哥哥跟我說了一句話，「文化大革命十年你沒有瞎胡鬧，你讀了十年書，你的基礎很好。你不如寫歷史小說去。」他那句話「害」了我。可我當時卻想，對了，我去寫歷史小說，可是對太古的，我沒興趣，所以，我就想研究辛亥革命以後的歷史情況。我這不研究還好，我這一研究啊，就一腳踏進去、十年回不了頭了。我沒想到我一走進去以後，我發現怎麼全是謊言啊？就像剛才賀先生講的北上抗日，那日本人在東北，它往西北逃啊，怎麼叫北上抗日呢？它明明只有兩萬的的軍隊困守在陝北，它卻能領導了五十萬軍隊的上海抗日大戰嗎？怎麼可能？這就是你所說的常情常理。這些問題我一個一個的解扣，我解了一百多個，我發現它全是謊言嘛。你知道，從小雖然是右派份子的兒子，可是十三歲我寫的第一首詩還是「黨啊，我的母親」，雖然我餓著肚子咕咕叫──黨多厲害啊。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很痛苦。我面對我發掘出來的一百多個歷史問題，感到了一種裂膚和割肉的苦痛。怎麼辦？繼續走下去，還是就此而止？不行，我得走下去。它雖然使我感到很痛苦，卻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把我從少年時代已經潛藏在內心中的反叛思想，就像一根火柴似的，轟然點著了。就這樣，從83、84年開始，我就做了這幾個方面的研究了，一個是中國現代史的研究，一個是中國古代史的研究，一個是世界民主革命史的研究，第四個是世界各專制國家專制改良史的研究。這幾個研究在89年前基本完成。革命與復辟的理論，反覆較量的理論，也基本在我心中形成。那時我還是沒膽量的，就像我剛才講的。我曾經跟臺灣一位很有名的專家說過，我說你寫一本書罵老蔣、罵國民黨、罵民進黨、罵李登輝都沒事，你還可以當研究員，做教授。可我要寫一本書否定共產黨，那就是殺頭的。你得有拎著腦袋的膽量，才敢去幹這個事啊！所以在89年之前，我基本思想已經成熟，理論鏈條也已形成，卡片作了兩萬張，可是我就是不敢真寫啊！89年，我謝謝89年，它在背後猛猛地推了我一把，使我下定了決心。我開始封筆不寫小說，進入了全方位的歷史研究。94年出國之前，我曾經對著鏡子裡的我說過一些話：「高爾品啊，高爾品，你這一輩子說不定是要慘遭橫死的啊！」可是我也想通了，我對自己說我想通了。因為「人生怎麼個活法，反正都是一個生命的過程；人生怎麼死，都會有一個死法……」 我不管它了。我就是這樣下了決心出來的，就是這樣地出來以後，開始實際地進入了《誰是新中國》的寫作。更在三年多五十多場講演中，在和中國留學生們交流，和海外學者交流的日子裡，確定了我的信念，證明了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基本正確，這樣才寫完了《誰是新中國》。至於說我現在有沒有安全和危險，共產黨是怎麼對待我的，我只開告訴你一句話，其他我都不說了。它現在可是天天想把我騙到東南亞去──我想你已經明白了……
一篇題為《青山遮不住，退黨大潮洗中華》的文章為退黨壯士喝采。文章寫到：退黨，就是在潔淨自身，恢復做人的尊嚴。就是在瓦解、清除共產邪教。就是在淨化中華的物質、文化和精神環境。就是在為恢復、重建中華文明與文化，鋪路架橋。退黨，就是在為整個人類，清除致命毒瘤--共產邪靈。
大紀元在2005年1月12日發表的《鄭重聲明》中說：天網恢恢，善惡分明；苦海有邊，生死一念。曾被歷史上最邪惡的魔教所欺騙的人，曾被邪惡打上獸的印記的人，請抓住這稍縱即逝的良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