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私人旅行我春節前就已經計畫好了－－先到福州，然後經上海到北京，從北京回河南老家，沿途幾站打算和幾位老朋友、老同學見見面好好聊聊－－有的已經10年沒見面了，因此事前都告知了周邊的朋友。
然而，警方似乎也知道了，在3月初的一個星期內2次電話一次面晤，明確告誡我兩會期間不能離開深圳。我對兩會早已不感興趣－－一群不是人民選出的所謂的人民代表在黨的指揮棒下的一場令人作嘔的政治秀。再加上北方今年春季氣候偏冷，我又不願意背著過重的行李旅行，順水推舟就應允了。
兩會後，警方還是不放心我，專門派人告訴我－－離開深圳要通知他們。我心想：「作為中共公民，有在國內自由旅行的權利。你們管得著嗎？」沒有向他們做任何承諾，並下定決心在清明節要到達北京，到富強胡同6號或者天安門廣場向趙紫陽先生獻束花。
失蹤
本來托了一位做票務的朋友幫我訂票；後來擔心連累朋友，27日上午我就自己跑到火車站買了張廣州－上海的車票，並將手機停機－－免得警方騷擾。
28 日在家中準備行裝時，看到警察打家裡電話（來電顯示讓我看到那熟悉的號碼），我沒接，他們用不同的號碼打了3次。我加快速度，帶上幾件換洗衣服和《中國公民人權讀本》、《人權是什麼》、《村民自治工作手冊》和《工會法》、《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社會團體登記條例》和《憲法》等幾本法律單行本就出了門，從小區後門離開了家（後來才知道他們已經到了小區，並到家裡找我，在女兒所在的幼兒園和小區前門蹲守）。
當晚順利到達廣州，並退了原來買的31號的票，改成30號的票－－再早的連站票也沒有了。當時天真的我以為這次出行已經和警方溝通過，他們不會大動干戈，所以還打電話給太太說我在廣州，讓她放心；太太說警方讓我打電話給他們。
實際上深圳警方對我突然離開深圳非常重視，在28號晚就到家裡找我，向我太太瞭解我的行蹤，冒充我的朋友打電話給我的岳父母和一些朋友瞭解我去向；29號又逼迫我太太打了所有最近打過給我家裡電話的朋友瞭解我的去向，有位朋友好心地告訴我太太說我應該是去了上海。警方這才離開我家。
30號在廣州給上海朋友的女兒買了一個玩具，我順利登上火車。同個車廂的有一位出差回上海的老知青，一路上我們聊得非常熱乎，老知青非常健談，從下鄉說到返城，從辭職做生意說到上海的房地產……
我的下鋪是一個帶著兒子的女士，一聊才知道她是浙江金華人，97年嫁到深圳黃貝嶺村，老公在香港工作，現在是回老家省親－－而我萬萬沒有想到金華就是我這次旅行的終點……
被劫
車子還有一刻鐘就到金華，我正在幫那位媽媽收拾東西，突然來了2個乘警要查我的身份證，我毫無提防地把身份證給他，他看了身份證就讓我拿上行李跟他走－－這時我才明白自己的旅行結束了。
帶著行李被2個乘警前後夾擊到了一間軟臥包廂竟然見到2個在深圳的打過多次交道的警察，乘警當我的面搜查了我的行李－－走得匆忙，沒有帶上那個裝著一些文件的U盤，所以他們一無所獲。我對警察抗議說我是合法的私人旅行，憑什麼抓我。警察回答我，你現在是我們負責的對象，沒經過批准離開深圳是不可以的。
到金華站被警察帶下火車，才發現原來還有2 個沒見過的便衣也在車上。當天下午被他們押上返回的火車又看到一位在深圳打過交道的警察在車上等候我們，一路上少不了一番唇槍舌劍。當時我還以為，到了深圳送我回家就完事了。
沒料到，到深圳後3個警察押著我去了河源，並告誡我如果配合的好就帶我到處旅遊旅遊，否則就會一直在酒店的房間裡呆著，那裡也去不了。我無話，只是要求要和家裡聯繫報個平安，他們說可以考慮我的請求。我盤算著如果不同意就以絕食抗爭。
4月2日晚，警察說經過領導批准我可以往家裡打電話，但要按他們的口徑說。於是我打通了家裡電話，告訴太太我和朋友在一起，很安全，過幾天就回去了；家裡沒事吧。太太好心說：你趕快和他們（警察）聯繫啊。顯然，太太並不知道我已經被警方搞定了。
事後才知道，老家的父母得知我失蹤後，到處打電話找我，幾宿睡不著覺，擔心得不得了。這裡向父母道聲：孩兒不孝，您們受累了！
一路上，我只好全力配合警方，希望早日回家……
可能我態度較好，4月5日下午4時半3個警察把我送到了我住的小區門口，這時才把身份證還我，我終於又自由了。
就這樣，我31號上午11時被警方劫持，到4月5號下午4時獲得自由，歷時126個小時，期間警方並沒有通知我的家人我的去向，讓我的家人一直擔驚受怕。對此我表示強烈憤慨和抗議！
後記
事後，警方又警告我不要把事態擴大化。
幾天來，我思考再三，還是決定把這件事情寫出來：一是表達我寄託趙紫陽先生的悼念和哀思；二是對深圳警方限制我自由旅行，恣意踐踏公民合法權利的行徑表示鄭重抗議！三是希望同道們能從我這次失敗的拜祭之旅有所借鑒。
最後以我擬就的一對輓聯作為結束：
憶往昔悼趙公改革路曲折漫長
看今朝盼民主世界潮壯闊浩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