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對外開放結束了封閉時代之後，正是曾經被視為最大「外患」的西方國家，是推動中國經濟改革和觀念更新的最大外在力量，發達的帝國主義或資本主義世界，不僅為中國經濟提供了所需的資金、技術、市場，也為國人提供了自由主義價值及其制度安排的理念。
而在另一方面，時至今日，即便中國的經濟獲得長足發展，國際地位也有大幅度提升，但導致中國諸種深層危機的內憂－－政治制度的僵化和腐敗－－仍然沒有實質性的改變。
僅以2004-05年的底層維權和官場腐敗為例，發生在全國各地的一系列大規模官民衝突，從公正奇缺的社會危機的角度凸現了內憂的廣度；一系列上億元的金融腐敗大案、官員揮霍巨額公款賭博案的曝光，特別是發生在黑龍江綏化市的巨型賣官鬻爵案10個縣市半數以上的處級以上幹部捲入此案，僅綏化市各部門的一把手就有數十人，從官場的糜爛的角度凸現了內憂的深度。
但中共當局卻非常狡猾，既要最大限度地撈取西方世界帶來的巨大經濟利益，又要繼續妖魔化西方世界，以維持西方國家在國人心中的「外患」形象。中共慣用統治術是：既利用言論壟斷和恐怖政治，又利用國人被誤導的思維定勢，把國人對社會危機的關注焦點由「內憂」引向「外患」。甚至，有些御用精英故意忽略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基本和平這一事實，不斷危言聳聽高呼：「中美之間必定有場惡仗要打！」「中華民族又到了最危機的時刻！」
在目前中國，「內憂」話題大都是禁區，不可談論，談了就有危險，輕則丟了飯碗，重則判監入獄。「外患」話題卻相對開放，允許在管控的範圍內大聲談論，國人的一腔「憂國憂民」之情，只能通過可以談論的這些「外患」來宣泄，甚至偶爾還允許街頭愛國。
於是，反美反日反台獨的愛國主義，便成為唯一允許民間公開談論的國家大事。最近的抗日風潮，就是又一次被恩准談論的「外患」情結的變態發作，而在反日的深層是反美。因為，愛國者們大都把美國看成日本的大老闆，卻從不問為什麼二戰時期的中美同盟在二戰後轉變為美日同盟（請參見我的文章：《美日同盟與終日較力》，首發於《觀察》2005年4月13日）。對於西方國家來說，基於二戰納粹極權和軍國主義獨裁的教訓，也基於冷戰時期共產極權的教訓，一個獨裁國家的國力軍力的迅速提升，必然被視為某種「威脅」。
其實，提到現在的中美關係，即便由於自由與獨裁的制度之爭的關係，超強美國對中共政權採取的政策仍然是既交往又遏制。而這種中美關係的形成得主因，不在外部而在內部。眾所周知，上世紀八十年代是中美關係的蜜月期，這種蜜月關係的突然中斷，恰恰是因為中國國內發生了舉世震驚的六四大屠殺。從此以後，無論中共在其他方面作出多大努力來修補，只要製造大屠殺的一黨獨裁製度不變，國際主流社會就不會真正信任中共政權，何況，中共現政權，一面大幅度提升軍費和不斷對臺灣進行武力恫嚇，一面又與極權的朝鮮和古巴，也與原教旨主義的伊朗眉來眼去，不能不加深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疑慮。
更可笑的是，有些「外患」，純屬當局的愚蠢所致，在兩岸關係剛剛有點回暖之時，北京當局非但不向好的方向努力，反而節外生枝地自我攪局，「反分裂法」的制定，純屬無事生非，極其愚蠢地製造國際敵意，美日同盟由此加強並涵蓋台海，已經到瞭解禁關口的歐盟解除對華軍售禁令，現在也變得遙遙無期，不但弄得北京當局進退維谷，而且把推銷解禁最賣力的法國總統希拉克和德國總理施羅德置於左右為難的尷尬境地。
所以，在1949年以後的中國，內部的獨裁體制乃中國危機的最大根源，最極權的毛時代製造了文革式大危機，最腐敗的後毛時代製造了、並正在惡化著綜合性的社會危機。與其說中華民族又到了最危機的時刻，不如說中華民族到了最腐敗的時刻，最腐敗恰是釀成大危機的根源。
2005年4月18日於北京家中
大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