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在思考要寫的文章時，又讀到袁紅兵先生《中國民主政黨聯盟秘書局公告（1號）》一文。對他的文章中的一段話尤感興趣，此段話是「中國的自由民主，是一項神聖的事業。民主運動的中堅需要由一批具有聖徒情懷的獻身者構成。中國民運以往的歷史性挫折，都同某些自稱「民運人士」者的人格缺陷直接有關。」可能是本人孤陋寡聞，我從1978年以來，沒有見到過任何一個人或一個民運組織公開談到對參與者有人格的要求。至於對自己品性的修養，那更是無人提起。當時北京與上海聚集起一批自發起來民運人士，其中一部分人確實懷有自己的理想，甚至是信仰，因此這些人看上去很高尚，所以提出人格的問題好像個畫蛇添足的舉動了。其實這是一個巨大的誤解，因為人的理想、信仰與人格、品性是不同的概念，儘管這兩者有一定的關係，但我決不能認為有必然的關係。理想、信仰完全有可能因自己的遭遇變化而變化，甚至失去或丟掉；但人格、品性一部分是天然渾成，另一部分是環境影響和依靠自己的修養，它決不可能因自己的遭遇輕易變化、失去和丟掉。縱觀1978年到今天的民運，有過民運意識的人我們無任如何不能稱少，但既有民運意識，又有高尚人格的人我不敢斷言沒有，但稀少兩字似乎可以成為定論。現在有人為民運的式微感到痛心，有人為民運像一盤散沙而感嘆不已，當然造成當前的狀況的原因不少，但我認為其中有一個很重大也很深刻的原因，就是民運人士或多或少缺少了與他們相符的人格與品性。在國內，朋友之間有時會問起，某人素質如何？可見相互之間還是很重視友人的人格與品性。這是為什麼？道理很簡單，在遇見惡劣的境況下，個人的人格、品性比理想、信仰對朋友的關係而言應該更有價值。這還是小的方面，大的方面特別對一群人來說，核心者的個人人格與品性常常比理想和信仰更有作用。儘管人格與品性有如此的重要作用，但在民運人士之中卻很少談及，甚至對它的內容這輩子也沒有很好想過，更不用說公開提倡了。
更令人奇怪的是某些民運人士對人格與品性的問題毫無興趣，甚至對他人提起也要嗤之以鼻。我記得我有篇文章中曾提起這個問題，被某一先生斥為不地道。可能是我跟不上當代的潮流，還囿於這些陳舊的愚見。對他人這番好心的指責，思考下來總不能誠心接受。我記得我在1982年撰寫《回顧與總結》，擬了內容提綱。這篇文章未能寫完，被有關部門抄了去，作為定罪的一個內容。出獄後，想起此事，與他人談起時，我總很鄭重地說，此文如果現在寫，我一定要加上人品的內容。之後在分析民運的種種情況時，使我更加認為人格、品性對民運的重要性。幾年之前，我在翻閱《五四時期社團》一書，倒沒有像寒山先生那樣富有見地地去考慮問題，但是留給我深刻影響的是，幾乎書中介紹的社團，他們的章程都有對人格與品性的要求。他們的會費、支出以及自辦雜誌和賣出的書籍的賬目，都清清楚楚記錄在案。我讀畢真是感慨萬分，儘管那時這些人也是熱血沸騰，充滿自己的理想與信念，他們不僅要求增加自己的學識，同時也要求對自己人格增強修養。只有這樣的人，才能敢將天下之事肩負起來，為大義為國家犧牲自己的一切。
十幾年之中，我一直在思考民運人士的人格問題。我知道許多人對中國民主事業滿懷熱情，對自己追求的理想也信心堅定，但是他們很少有凝聚力。有時我不得不把問題歸到這些朋友本身身上，他們的講話、心胸、處事以及自己的個性由於缺乏修養和待人接物的技巧，往往不能使自己的朋友心悅誠服，而生出不能相容的情愫。這些事情看似不重要，但對一個能成為民運領袖的人物來講，極可能是個致命的弱點。
現在袁紅兵先生能公開提出人格的問題，並將此寫上了帶有章程性質的文件中，我認為不僅是好事，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有民主意識固然是要緊的，但沒有高尚的人格支撐著，對民主的傳播和民運力量的聚集是會受到限制與不利的。我們許多人經常談到孫中山、甘地等偉大的政治人物，我想不論是在當時，還是在今天，他們表現出來的不僅他們傑出的想法，同時也充分表現出了他們人格的魅力。
2005年4月5日寫於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