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體制的確創造出經濟奇蹟，不過他無法像臺灣一樣在政治上邁出民主的一步。這個國家雖然有法院，不過法院卻能配合政府的無理做為，不許當地法輪功學員像其他國家的學員一樣派發傳單。這個國家雖然有媒體，不過他的新聞自由在全球166個國家中排行第144。這個國家也說有人權云云，不過，他竟還保有野蠻的鞭刑。
如果說這就是亞洲價值，那麼日本、韓國、臺灣應該要大聲抗議。
那麼，新加坡的李家政權到底是什麼政權呢？筆者仔細思索了一下，他應該是海外的一個山大王政權，說白了就是流寇建政，比中共也好不了太多。
說到流寇建政，歷史上有一例子：李自成的大順朝。筆者查了網路上的一篇佳作《甲申三百六十年祭－－李自成「寇者氣象」面面觀》。讀畢後發現，新加坡的李氏政權之心態與習性只有李自成式的「寇者氣象」差可比擬。
所謂「寇者氣象」表現在哪裡呢？首先，新加坡的嚴刑峻法是有名的，很多人誤以為該國是「法治社會」。其實，新加坡的法治並不是西方式的；而是闖王式的。西方法治講正義，闖王式的法治其實是獨裁者用諸多刑罰特設的一座巨大的監牢。
我們看到新加坡法院將兩名法輪功女學員黃才華和程呂金以「未經申請非法集會」，並加控「擁有及郵寄未經批准的光碟」等八項罪名定罪，分別判罰款20,000新元和24,000新元。當兩人拒絕接受該判決，表示要上訴時，她們被帶入樟宜女子監獄，可能被監禁最長24週。
她們做了什麼呢？只是由於她們2003年2月23日在濱海公園煉功而已。
我們看看闖王時期的情況，根據《甲申三百六十年祭》一文，李自成一夥的就是專用酷刑的，「許多刑名刑具是聞所未聞的，都被大順軍用上了」。截至今日，全世界都步向文明的時刻，這個號稱亞洲四小龍的新加坡堅守的「亞洲價值」並未深入儒家文化的核心，例如用仁義禮智信等來善化人民；反而保留酷刑，做為李家人的統治工具。因此，「酷刑」不可不說是新加坡李家父子對於「亞洲價值」的嚴選傳承。
第二點其實更能說明李家父子的山大王心態。《甲申三百六十年祭》一文中指出，李自成是「一個『山大王』的集大成者」。
該文中寫到：「當發現了崇禎屍體後，李自成曾對帝屍大放悲聲：『我來與汝共享江山，如何尋此短見？』可見李自成對當皇帝心中怯然，不認為自己有受命於天的資格，欲走以往「造反／招安」的老路；既想割據一方像山大王那樣不受節制，又能得到正統「真命天子」的蔭封，這實在是歷史上寇們的共同心態！」
李家父子對中共匪酋的心態也是如此。他們孤懸於南海諸島的一嶼，自然不可能「受命於天」；不過他們倒是很想到北京去「共享江山」，一方面受到紅朝主子的蔭封，再方面也可繼續在新加坡維持其獨裁政權。
李氏父子與李自成的「寇」的心態其實很相似。而且，為了得到紅朝的蔭封與經濟上的利益，李氏父子常與中共中央「保持一致」。除了隨著中共法輪功的邪惡政策起舞，壓制新加坡法輪功學員合情合理合法的自由煉功活動，李氏父子更巧為中共的說客，壓制臺灣的民主。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光耀自己誤信了中共設下的經濟圈套，導致新加坡在蘇州工業區的投資損失。他不僅不警告其他想到中國投資的人，反而在對臺灣及李登輝態度附和中共，甚至幾乎可說是淪為中共的一個附庸的打手。
這就是李光耀的寇性，也就是他的真面目。
同為李氏宗族，李登輝先生根本不買共產黨的帳。可是，李光耀在台海兩岸看似居間遊走，充當「傳話人」，實則為北京遊說縱橫。李光耀靠向中共，除了經濟上的利益外，政治上他也妒忌李登輝先生在臺灣推行民主的成就。他不願新加坡走向民主，是以幫著北京對付臺灣。這是兩李的最大差異。
其實，新加坡也是被迫宣布獨立的，早年也是反共的。不過，當臺灣想要獨立之際，新加坡卻不准；當臺灣還要反共時，新加坡已經為中共拉攏臺灣的親共政客。我們不禁要問：新加坡如果這麼愛中共，為什麼不趕快宣布新中統一，宣布新加坡是中共治下的一個特區呢？
尤其是配合中共的邪惡步調，新加坡成為海外第一個將和平煉功，營救國內受迫害的同胞的法輪功學員判處有罪，雖然該國的法院是李家父子開的，他這麼做終將留下一個污點。日後清算中共時，新加坡的執政者必將做為「幫凶」論處。
新加坡標榜的「亞洲價值」其實是其不願推行民主的一個美麗的口號，他海外山大王的一寇之心態不僅表現在內政上的刑罰，也表現在其對中共的媚態。這是亞洲價值？不！這是新加坡李家父子用亞洲價值與西式文明的表象來包裝其草寇政權的一個說詞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