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國神社成中日關係癥結
靖國神社的問題，一直是中日關係中的一大癥結。據臺灣媒體報導，今年清明節前夕，台聯黨主席蘇進強和多名台聯黨成員，前往位於東京千代田區的靖國神社進行參拜活動，成為首位參拜日本靖國神社的臺灣政黨黨魁。蘇進強稱，台聯除了對過去為日本國「犧牲」的日本國民表示欽仰之意外，也要對奉祀在靖國神社的二萬八千多個臺灣人「英靈」表達追思之意。此次蘇進強參拜靖國神社，使得臺灣因素進入已經相當敏感的中日關係的棋局之中，大大增加了東亞地區安全的變數。
任何一個有民族情懷和基本良知的國人，當然應該譴責蘇進強的可恥行徑。靖國神社是日本本土神道教的重要建築，是日本國民信仰的重要組成部分。二戰之後，神道教不再是日本的「國家宗教」，靖國神社不再屬於「國有」，天皇也由「神」回歸為「人」。但是，戰後半個多世紀以來，日本的朝野各界仍然利用「宗教信仰自由」的遮掩，營建出一整套「戰爭有理」的歷史表述和邏輯推理。可以說，靖國神社乃是日本「恥感文化」的象徵，也是阻撓日本國民正確認識戰爭罪行的「雞肋」。
毛澤東比蘇進強過之無不及
中共的官方媒體也加入了討伐蘇進強的聲浪之中。然而，蘇進強所做的這一切，半個多世紀前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早已做過，甚至做得比之更加過分、更加不堪。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蘇聯派遣彼得ܧ弗拉基米洛夫到延安擔任塔斯社隨軍記者。蘇聯的塔斯社與中共的新華社一樣，不僅是新聞機構，而且還負擔著蒐集情報等使命。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享受到了極高的待遇，在長達三年多的時間裏，他與毛澤東、康生等中共高級領導人朝夕相處，有諸多近距離的觀察和感受。雖然有著共同的意識形態背景，但當時中共方面消極抗日甚至破壞抗日的卑鄙行徑仍然讓他無比厭惡。在《延安日記》中，弗拉基米洛夫以比較客觀的態度記載了他的所見所聞。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七日，他寫道：「我看，中共領導人希望得到武器，並不是為了向侵略者展開武裝鬥爭，而是為了同國民黨鬧摩擦。這使東京的人感到多麼高興呀！」同年九月，他又寫道：「八路軍同敵人和平共處。日本人舒舒服服地準備在佔領地區過冬了。而八路軍部隊就在附近晃晃悠悠。」
鴉片基地和漢奸中心
延安曾經被中共形容為抗日的燈塔，其實它是烏煙瘴氣的鴉片生產基地和漢奸中心。在一九四二年八月二日的日記中，弗拉基米洛夫寫到了這樣的場景：「毛澤東邀請尤任到他的住處去，要教尤任打麻將。在玩牌的時候，尤任問道：『毛澤東同志，特區的農民往往由於非法買賣鴉片受到懲辦，而現在甚至連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和機關也在公開生產鴉片，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毛澤東沒有吭聲。」在次年一月二十九日的日記中，他又寫道：「解放區出現一片奇怪現象。中共的部隊同樣出現了這種怪現象。它們全都在儘可能地與淪陷區的日軍做生意。到處都是非法的鴉片貿易。例如，在柴陵，遠在後方的步兵一百二十師師部，撥出一間房子來加工原料，製成鴉片後就從這裡運往市場。實際上晉西北各縣都充斥著五花八門的日貨。這些貨物都是由淪陷區倉庫直接供應的。……這一切都是奉命行事的。例如，已經嚴令八路軍和新四軍各部隊不得對日本人採取任何有力的作戰行動。一句話，就是不准打仗，遭到攻擊就往後撤，有可能就休戰。」弗拉基米洛夫還有這樣驚人的發現，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的日記中記載說：「我無意中看到了一份新四軍總部的來電。這份總部的報告，完全清楚地證實了，中共領導和日本派遣軍最高司令部之間，長期保持著聯繫。電報無疑還表明，與日軍司令部聯繫的有關報告，是定期送到延安來。後來我證實，中共軍隊和日軍的參謀機構之間的聯繫，已保持很長時間了。聯繫的兩頭是延安和南京。」
毛澤東中共和日寇的合作
當年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與日寇的合作，是中華民族偉大的抗戰事業中的一顆大毒瘤，以一黨、一人之私嚴重地危害了國家和民族的生存。弗拉基米洛夫在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九日的日記中，對蔣介石和毛澤東作了如下的比較，認為他們「都為權欲迷住了心竅」，但兩人仍有本質的不同，「如果說，一個是在重慶公開這樣幹，但至少他還在抗拒外國侵略；而另一個卻忘記了自己國家的榮譽和苦難，欺騙了黨，毀了受到愛戴的黨的領導人。」弗拉基米洛夫對毛澤東極度惡劣的個人品質洞若觀火，他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日記中寫道：「毛通過拚命奪權來壓制每一個人。他的全部『理論』，只不過是為這種一直縈繞心頭的目的打掩護而已。」他發現，毛澤東平時從來不閱讀馬列著作，只是研究中國古代史書和小說中的權術鬥爭。他認為，毛澤東根本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在延安，這個喜歡說粗話和隨地吐痰的狡詐的農民，儼然就是掌握了所有人生殺予奪大權的皇帝。但是，毛澤東也有懦弱的一面。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蘇聯紅軍進攻東北的日軍，弗拉基米洛夫發現毛澤東立刻像變了一個人似的：「中共中央主席卻完全不知所措，幾乎嚇昏了。這幾天，毛的懦夫本性暴露得特別清楚。他往常那種皇帝的威風早已不知去向了。我看到了一個意志薄弱的渺小人物。從一切的表現來看，他簡直都要嚇癱了。」
延安的腐敗遠超重慶
延安不僅與日寇暗通款曲，其腐敗程度也大大超過重慶。作為名義上的基督徒，蔣介石的生活相當簡樸；而毛澤東卻以窯洞為偽裝，過著奢華的生活。在一九四三年二月七日的日記中，弗拉基米洛夫描述了毛澤東的一次宴請：「要把待客的七十道菜都一一列舉出來，是不可能的。餐前小吃和酒都很豐富。有沙拉，捲心菜，鴨子，不同燒法的肉，鮮美的海味……看，海參端上來了。毛澤東猛然起身，小心翼翼、鄭重其事地夾起一塊海參，站著就吃。康生的高級廚師原是中國末代皇帝、當今偽滿皇帝溥儀的廚師。」這就是在抗戰最艱苦階段毛澤東的真實生活情景。
殘酷的整風運動
比腐敗更可怕的是毛澤東所發起的整風運動，它比當年斯大林的清洗還要徹底和殘酷。同年七月二十九日，弗拉基米洛夫評論說，所謂的整風運動，其實「是在恐懼的基礎上向人們灌輸盲目的奴隸主義，延安的整個氣氛就是恐懼，除了恐懼，還是恐懼」。他對從蘇聯回國、將克格勃的一套手法玩弄得青出於藍勝於藍的康生尤其厭惡：「康生的親信殘暴得無惡不作，甚至下得了手去逮捕懷孕的婦女。我不禁要想，這些『人』所具有的究竟是什麼樣的道德品質呢？」而康生不過是毛澤東用來打人的棍子罷了，他的作用與此後的江青相似。
大流氓和小流氓──一丘之貉
毛澤東本人是一個流氓頭子，自然會重用一群流氓：「他們都是一丘之貉，具有跟性慾衝動一樣粗野而原始的人生觀。他們大都野心勃勃，而又沒有什麼實際成就可言。值得注意的是，在這裡的各個懲罰機關中擔任職務的，就是這些腐化墮落的無知之徒。他們動輒行使暴力，製造偽證，把人處死，寫告密信，以此來保證他們慢慢地然而是穩步地升遷，尤其重要的是，這使他們有吃有穿。」延安時期，中共已然喪失了一個現代政黨的所有特點，而完全淪落為血雨腥風的水泊梁山。在同年十月二十八日的日記中，弗拉基米洛夫寫道：「人們都無意維護真理和保護被誣陷的同志，也無意聽取對這個或那個問題的解釋。人人為保命而鬥爭。不用說，好多壞蛋玩弄『忠於毛』的一套而爬上去了。作這類事情，專業知識、貢獻和經驗都不必要──重要的是表明對毛澤東忠心耿耿，對此大肆叫嚷，同時誹謗自己的同志。黨的原則為個人鑽營、毫不掩飾的獻媚和自我貶損所取代。」這些「壞蛋」中就有劉少奇和彭真等人，當然他們後來又都被毛無情拋棄了。
毛堂是中國的「靖國神社」
人們在譴責蘇進強的叛賣行為時，很容易擁有一種道德上的優越感，很容易佔據一個道德上的制高點。但是，在「忘卻」、「愚昧」和「無恥」這些方面，大部分中國人跟蘇進強之間並沒有本質的區別。有多少人敢於直面毛澤東及其領導的政黨的罪惡呢？作為中國大陸公民，我們不能忘記的是，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北京的中央，矗立著一幢與靖國神社同樣可惡的建築，那就是「毛主席紀念堂」──它就是中國人為殺戮自己同胞的屠夫修建的「靖國神社」。
本民族獨裁者對同胞的殺戮
從江西時代的肅反、延安時代的整風、兩次大規模的內戰，到中共建政之後的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等一系列政治運動，毛澤東及其政黨殺戮了四五千萬國人，再加上大躍進中餓死的三四千萬冤魂，死在毛澤東手下的國人的數量三倍於死於日寇手下的國人。毛澤東不僅殺死人的肉體，還殺死人的靈魂，他摧毀了中國傳統文化的血脈，也斬斷了中國與西方近代文明的聯繫，造成了殆害無窮的國人信仰的泯滅和道德的淪喪。毛澤東不僅殺人，還荼毒中國的天空與土地、森林與河流，對中國的自然環境造成了不可挽救的、毀滅性的破壞。然而，這個人民公敵的頭像，仍然被印製在各種面額的人民幣上，每個人時時刻刻都得面對之。既然我們理直氣壯地譴責異族對本民族的殺戮，那麼為何要忘卻本民族的獨裁者對同胞的殺戮？當我們譴責日本政要、日本國民以及某些臺灣政治人物參拜東京的靖國神社時，有沒有想過應當拆除「毛主席紀念堂」這座位於北京心臟的「靖國神社」呢？當我們譴責日本學者不斷修改歷史教科書，抹殺南京大屠殺、化學戰和慰安婦等滔天罪行時，有沒有想過自己的歷史教科書上仍然在歌頌毛澤東這個比東條英機和日本天皇還要凶殘的劊子手呢？
挑戰北京「靖國神社」的勇士
近日，據說大陸網路上有上千萬人簽名反對日本加入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反對日本修改歷史教科書、反對日本侵佔我釣魚島。然而，在兩年前由我和友人發起「呼籲遷移毛澤東屍體」的簽名時，卻只有數十人簽名。呼籲書發表之後，有一個毛派網站刊登文章，公布了他們調查出來的每個簽名者的簡歷，號稱要將這些「褻瀆偉大領袖」的簽名者統統絞死。十多年前，曾經出現過挑戰北京的「靖國神社」的勇士：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期間，三位英雄──湖南省瀏陽縣小學教師余志堅，《瀏陽日報》美術編輯喻東嶽和長途汽車司機魯德成，用充滿了顏料的雞蛋成功地塗抹了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像。他們還在天安門城樓主門洞兩側張貼出橫幅「五千年專制到此告一段落，個人崇拜從今可以休矣」。隨後，他們被學生糾察隊拿獲，由高自聯決定將其送交廣場的國家安全部門。一個多月後，北京中級法院以反革命破壞罪和宣傳煽動罪判處余志堅無期徒刑，喻東嶽有期徒刑二十年，魯德成有期徒刑十六年。在被關押了十多年之後，余志堅和魯德成先後出獄，喻東嶽由於備受虐待已精神失常。據說喻東嶽在監獄中堅持自己的信念，崇拜毛的獄卒往地上吐痰，強迫其趴在地上舔乾淨。這就是一個不覺悟的民族對待自己的英雄的方法，其卑劣程度超過了「不憚以最大的惡意揣度國人」的魯迅的想像，比當年吃夏瑜的人血饅頭和炒徐錫麟的心肝還要殘酷。有了這樣的「前車之鑒」，大部分國人都知道，批判東京的靖國神社不必付出什麼代價，還會給自己帶來「愛國」的名聲；而反對北京的「靖國神社」──「毛主席紀念堂」──則需要付出相當的代價，需要直面法西斯分子的恐嚇以及中共當局的迫害。因此，前一個簽名會有上千萬人，後一個簽名只有幾十個人。然而，一個在自己的首都修建「靖國神社」的國民，有什麼資格去譴責別的國家的人們參拜他們的「靖國神社」呢？
首務是根除毛澤東崇拜
只有到了我們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主席紀念堂」──的那一天，只有到了我們從天安門城樓和人民幣上去掉毛澤東的頭像的那一天，只有到了我們從每一個國民的心中根除毛澤東崇拜的那一天，我們這個民族才得以恢復基本的尊嚴與自信，才有資格去譴責那個位於東京的靖國神社。
(爭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