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京生是中國著名的人權活動人士，是和魏京生同期的老資格異議人士。李衛平是1989年學生民主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他們都因組建自由民主黨被判過刑。
大紀元記者秦越採訪了諮詢中心的創辦人李衛平先生。他說成立這個中心的目的是想通過加強權利機構的工作人員的人權教育，達到預先防範違反人權的事情發生，以改善中國人權狀況。
「這個目地是為了改變中華人民權的狀況幫助中國公民一些維權的活動,我們大概的 一些想法是現在國際上一些維權活動都事後的一些補救,我們想的一些事後補救就沒有 一些事先的防範更好,因為這個事後的補救,不論你做的多麼即時,多麼週全.這個傷害已經發生了我們也無可挽回了,但事前防範,就不會出現這種情況,這是第二,那這個第二就是這事前防範那,這需要的資源比較少,而事後補救啊,需要的資源比較多,這法律司法及 行政上資源的浪費就比較多。」
李衛平說，該中心的計畫是邀請法律專家對權利機構人權加強人權教育。
「我們通過的這個途徑就是通過這個權利機關的工作者，進行人權教育及人權培訓，比如說北大的有一些人權學者。法律專家為他們舉行一些人權講座，我們設計的一些課程是這樣的，第一，首先講的是人權，你為什麼要尊重人權，第二。人權的內含很嚴格，第三是聯合國人權協會文件的內容，第四是結合他們的本質工作與行業特點怎麼做能做他們的本質工作做好又能達到維誰人權的重點，所以整個是一天六個小時的課程，就這麼設計，就藉著通過培訓的方式，來進行提高公權力及公權力人權意識及人權 水平。」
在籌建中心的過程中，李衛平等通過函件知會了國務院，國安部，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的答覆是：一切按法律辦。因此他們依法申請了執照。
「所以我們從一開始就告訴他們我們在成立這樣一個單位,在準備運作這個一件事情,我們就和相關一些部門取得連繫,我就通過函件知會了中國中央.國務院.國家安全部.公安部.然後呢我們又通過個人通知了北京市公安局,一個是呢告訴他們我們在做這個事,另一個就是希望呢以後有一些合作,我們甚至呢希望呢我們的第一個講座呢就是希望和北京市公安局來講,可是呢一開始他們的態是度呢就是說一切按照法律來,按法律來呢,只要你不觸犯法律,跟我們就沒有多大的關係,那我們就是說,那他們把自己定位在一個執法者的這個角度,他們就完全按照法 律的角度來做,我們當然就很高興,我們就一直按照法律來做。」
該中心在籌建過程中，得到了兩個國際基金會的支持：福特基金會和歐盟注華代表團的人權代表團基金均表示願意提供資金。 該中心也得到法國駐華大使館人權事務官員的支持。
「我和法國注法使館的兩位秘書會見了一次,然後把有關的一些設計思想及計畫如何操作等等等等和他們交流一下,也表達了一些思想希望能獲得他們的支持,比如說他們是法國搞人權的歷史方面比較攸久.經驗比較豐富,我們希望他們能跟我們介紹一下相關的民間機構或相關的維權機構,大家相互的交流一下,他們的態度很積極呀,他們願意無條件的給以幫助。」
但是在召開新聞發布會的時候，租用場所的友誼賓館取消租約，當天晚上北京公安局人員找他們談話，警告他們關閉該中心，他們說：中心不可能拉到業務，也絕不可能拿到基金會的錢。在中心被迫註銷之後，兩個基金會和法國駐華使館官員均表示十分遺憾。
談到當局強迫中心關閉的原因，李衛平說他也不清楚，可能因為當局缺乏自信，對主辦者的民運人士身份感到不安。
「為什麼會缺乏自信，到底什麼原因呢？真是讓人覺得很奇怪，按說中國經濟一枝獨秀，經濟在發展，社會在發展，人們的生活也在提高，這樣的話，國家當局應該是自信心愈來愈強，愈來愈強啊，怎麼連一個民間小小的維權機構都不允許存在呢？」
李衛平說，2004年人權入憲，但是公民維權卻依然艱難，這是個令人費解的問題。
「你說說維護人權不光是對這個老百姓也好，對這個政府也有好處，現在政府不是在講這個構建核心社會嘛！以人為本嘛！維護人權都是以人為本也是構建核心社會非常好的一個手段嘛！他為什麼就…費解，這個我準備以後向這個有關部門，另外向一些學者去請教請教，看看這到底是為什麼？真是奇怪這個讓人摸不著邊際，按照說法的話，你看這個就2004年這個人權入憲了，那麼人權就做為一個可以浮上枱面上來做了，以前的話所謂人權都是資產階級的一個範疇，資產階級西方的一個範疇，那麼現在中國人也可以享有人權啦！可以堂而皇之的談人權問題啦！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那麼現在我們正大光明的開始談了，怎麼就談不下去，這個我不清楚這到底是部門原因還是因為政府原因。」
中國人權主席劉青表示，對中國政府迫使專業維權的努力夭折深感不滿。他說：「中國政府對於他們這種努力加以取締，這等於是在扼殺社會的積極因素、主動因素。中國政府僅僅靠扼殺和壓力解決不了社會普遍存在的維權問題，只會使這些矛盾越來越尖銳越來越複雜，越來越難以解決。」
劉青說，希望中國政府能撤銷對華夏公維諮詢中心的這種作法，在法律和政策上找出一條渠道，使民間社會主動維權有自己的活動空間和活動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