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亞洲的聲明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敘述中日關係近代史，幾個重大關鍵歷史事件一直貫穿影響著中日關係的發展，從清朝在甲午戰爭中失敗割讓臺灣和遼東半島開始、接著是中國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戰勝國，但青島卻從戰敗國德國手中被轉交給日本，致而引發1919年的「五四運動」；不久之後發生了「九一八」事變和八年抗日戰爭，日本戰敗，中國戰勝。雖然中國戰勝，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日兩國社會發展程度的距離反而拉大了。劉亞洲將軍是對中日兩國關係的反思基礎上發表聲明的。
劉亞洲在這個聲明的第二部分點出了中日兩國差距的原因。劉亞洲等人認為「日本人的傲慢、放肆、猖狂和挑釁，難道不是以我中華民族兩百年來的自卑、自大、自縛和自亂為前提的？而這一切，都最終鑄成了、甚至還在繼續鑄造著彼強我弱。而弱、就說不起硬話，弱，就要被人鄙視、弱，就得受制於人。」他這些話是建立在現實的事實依據上面：「日本以其僅中國1/25的國土，1/10的人口，創造出今天3萬美元的人均產值，這是中國900美元的33倍（2002年）。按世界銀行WB於1995年的新計演算法，中國的人均財富僅名列世界第162位，為世界人均水平的1/13。」 而在二次大戰後戰敗的日本和戰勝的中國的差距沒有現在這麼大。
劉亞洲在聲明中寫道：「約兩百年前即1800年，中國GDP是世界第一，佔當時全球總量的33%，1900年降為6.2%，1955年降為4.7%，1997年降為3.5%。在1913年，中國經濟總量是日本的3倍，而到1995年日本則為中國的8.5倍。」這些對比的數字說明，在中日甲午戰爭中國失敗後，中國的GDP仍是日本的3倍，但在二次大戰中國戰勝後的50年，日本超過中國8.5倍。事實上，二次大戰後，在美國佔領下的日本制定了和平民主憲法，推行憲政，走上了民主化道路，之後的數十年，中日兩國在各個領域差距在拉大，這個差距的趨勢仍在擴大。
另外還有數據說明中國在許多方面落後日本，例如「日本文盲率為0；中國為10%，1.3億，超過日本人口總和。日本1905年適齡兒童小學就學率就達96%；而中國1997年則僅為65%。日本的教育經費近10年一直保持在國家總預算的約8-9%，而中國則徘徊於2%。我國的教育經費，只相當於日本的1925年，這在當今世界151個國家中，名列第149，落後於許多非洲窮國。」一個國家的教育落後，則缺乏人們的創造原動力，那末在現今以全球市場自由經濟和科技發展為主導的人類社會中一定是處於落後地位。
講到人的創造原動力就一定會涉及到思想自由和資訊自由流通的問題，沒有這兩項自由就根本談不上創造原動力。我們再看看中日兩個對比：「日本是亞洲媒體自由度最高的國家，而中國則在193個國家中排名第173。日本文化，只不過是華夏漢唐文明的一個分支。既然中國人不懶不笨，那日本人憑什麼能後來居上？憑勵精圖治，憑優勝劣汰的制度優勢。中國人這二百年來弱就弱在制度，輸也就輸在政治制度上。」 劉亞洲身為一位中共現役高級將領把問題提出來了，但胡錦濤不准他召開軍方「中日關係研討會」，要方設法把問題掩蓋起來，這是很愚蠢的駝鳥政策。
劉亞洲在聲明中把中日兩國的差距歸結為人文社會政治制度的差別。他寫道：「而今天，日本有哪一個政府官員敢用公款賭博和公款嫖妓或腐敗曝光後執政黨敢不謝罪下臺？而我們的貪官污吏則如雨後春筍，前仆後繼。在今天這個信息時代，在這個誰站在信息科技之巔就站在全球之巔的時代，彼方是信息無障礙地交流、碰撞、激勵和競爭，而我方則是絞盡腦汁地封網、過濾、鉗制和內耗；彼方是最大限度地調動和激發全民族的創造力，而我方則是最大限度地將民間思想火花扑滅於萌芽之中。這彼我雙方兩種截然不同的人文社會體制，難道不最終都會反映到國民的綜合素質上？難道不最終都會落腳到綜合國力上？那種認為只要西方技術，只需引進硬體就行，那種將先進技術與產生這種技術的先進人文環境分離的思維，從當年的「洋務運動」到今天的「改革開放」，已經一次又一次地被證明是一條將中華民族引向自甘落後、自取其辱之路，可今天卻還是有人要硬著頭皮繼續走。」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到劉亞洲把中國的落後歸結為政治制度的落後，向中共政權挑戰。
劉亞洲等人在聲明中呼籲推行政治體制改革，原文如下：「創造一種機制，展開中國政府與民間力量之間的對話，共商國是，以形成全民共識，尋求一種有步驟、有秩序地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案。」劉亞洲將軍等人拋出了這個球，提出這個要求是正確的，是符合中國實情，更符合中國百姓的要求。我希望中國政府接這個球，同樣，民間也應該接這個球，我們《獨立評論》製作組作為民間的一個小團體願意接這個球，共同商議，如何推動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
不久前，我到紐約參加「聲援百萬人退黨自由民主大遊行」的活動，在那幾天裡，我把劉亞洲將軍等人的聲明和許多朋友交談，並詢問應不應該接劉亞洲將軍的球，他們一口同聲回答要接這個球。可見推動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的願望。
我們應該研究劉亞洲將軍提出的呼籲，並提出我們的意見，供各界參考，希望更多的不同聲音和意見出來，以形成一個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熱潮。
我們《獨立評論》製作組先帶個頭，對劉亞洲將軍作個回應。由一群中國軍隊中現役高級軍官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要求，其意義深遠重大。我特別注意到這句話：「展開中國政府與民間力量之間的對話」，從字面上來看，共產黨似乎不在對話之列。這個寫法很微妙，在中共政權高層對外公布領導人的新聞消息大都是以「黨和國家領導人」來稱呼；對外發表文件是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並列，都是以中共放在前面。而在實際政治操作又是中共中央領導國務院，黨領導一切。那末如何真正實現政府與民間力量對話呢？在我看來，應該是政府和中共分開，政府不受中共的領導，才能達到劉亞洲將軍的要求。
怎麼樣來實現劉亞洲將軍的呼籲就是一個很嚴肅的政治問題。這裡我想提一個問題，在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過程中，中國軍隊將扮演什麼角色？是繼續扮演中共的私家黨軍，以維護中共一黨私利的角色，還是扮演真正維護國家和民族利益的看護神的角色？這是兩個根本不同的出發點和立場，在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過程中將會有完全不同的結果。
這個問題點到了要害，中國軍隊領導人不可能迴避這個問題。劉亞洲將軍在《信念與道德》一文中講道，中國軍隊擁有眾多的改革派精英，自許在中國改革過程中不會缺席。
現在的問題是中國共產黨己經成了腐敗的黨，是特權既得利益的團體，己經喪失了理想和為人民服務的熱忱。在這個腐敗的黨絕對領導下，人們懷疑中國軍隊的改革作用。既然軍隊要參於政治改革, 中國軍隊領導人面前有兩條：其中一條路是中國軍隊仍在中共嚴密控制和領導下，以貌似改革者面貌出現，但仍然執行中共的現行政治路線，這是挂羊頭賣狗肉，不會有前途，也不會改革成功。另一條路是中國軍隊完全擺脫中共的嚴密控制和領導，真正成為中國國防軍，在中國改革過程中扮演真正維護國家和民族利益的看護神的角色，這是一個有獨立人格的政治力量。這才是劉亞洲將軍和他的同夥們應該走的道路，將會在中國歷史上名留青史，功德無量。
最近幾個月，退出共產黨的活動正在海內外熱烈興起，己有超過一百萬黨員、共青團員和少先隊員退出共產黨和相關組織，我們簡稱「退黨」。在此，我們《獨立評論》製作組回應劉亞洲將軍的呼籲，也向劉亞洲將軍提出呼籲，中國軍隊為了國家和民族利益，願和民間力量合作介入政治體制改革，中國軍隊領導人的第一個政治改革行動是要想方設法擺脫中共中央對軍隊的嚴密控制和領導，秘密的退出中共組織，巧妙的拒絕執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回顧歷史，1989年6月4日中國軍隊執行中共中央絕密命令，向學生、工人和市民開槍鎮壓民主運動。那場鎮壓挽救了中共政權，但喪失了中國人民對中國軍隊的信任和尊敬。因此，今後中國軍隊無論如也不能執行由中共中央發出屠殺百姓的密令。在中國現在政治局面下，中國軍隊領導人怎麼做才是上策呢？我建議你們大批的、秘密的退出中國共產黨，只有這樣才能達到劉亞洲將軍聲明的目的。
一旦中國軍隊自師級以上至中央軍委的各級領導人秘密退出共產黨，不執行中共中央命令，那末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就立即挎臺。中共政權一直奉行「槍桿子裡出政權」，用軍隊威嚇百姓和各級政府。當中共中央號令失效之後，中國社會的穩定將依靠各級政府的運作，依靠全國百姓的合作和軍隊對政府的支持。當這個政治局面出現之後，全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就相當容易推動了。但是，中國軍隊不能走軍政府的道路，在世界各國的現近代史中，軍政府的壽命都不長，名聲也不佳。結束了中共一黨專政之後，應推行民主憲政，還政於民。
在中國軍隊領導人秘密退出共了產黨之後，應該把中共規定的「支部建立在連隊」的規定取消，把共產黨組織從軍隊中清除，把黨軍分開，也把各級政治委員和政治部等人員和機構從軍隊中撤消，真正的把中國軍隊建設成為中國國防軍，不受任何黨派的領導。只有這樣，中國軍隊才能成為改革力量，人民才能信任軍隊是改革力量，才能在政治體制改革中起作用。
其實，當中國軍隊成了國防軍，有了法律地位，其軍隊的尊嚴也提高了，並且，現役和退役軍人的福利待遇將會有法律保障，就比較容易吸收優秀人才進入軍隊，對提高中國軍隊的素質和戰鬥力是大為有利的。可見，就國家利益和私人利益而言，中國軍隊國家化都是正確的方向。
伍凡
2005-04-29
(看中國首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