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兩年，國內能源危機顯現，精明的溫商湧向山西，一個通行的說法是，溫州煤商控制了山西省60%的中小煤礦，煤炭年產量8000萬噸，佔山西省煤炭年總產量的1?5，全國的1?20。
有關初步統計稱，在晉溫州煤商有500多人，但記者調查得知，實際可能有2000人左右。在山西省任何一個產煤縣市，基本上都活躍著溫州煤商的身影，不少地區，隨手攔下一輛高級轎車，坐著的十有八九都是溫州煤商，對此，不少山西人心情頗為複雜。
半年來，圍繞溫州「炒煤團」的諸多爭議持續升溫，男子言語謹慎，他說自己原本做服裝生意，2003年下半年，一名在山西經商的朋友回家勸他一起購買煤礦，朋友說，眼下，在山西，煤炭有如「黑金」，投資一兩千萬元兩三年就能收回，「很多老鄉都賺瘋了」。
他因此籌資500多萬元入股與朋友購買了山西一個年產量6萬噸的鄉鎮礦，效益很快顯現，收入豐盈，但不久前，因小煤礦事故頻仍，山西省規定中小煤礦停產整頓。
「我還沒收回成本，停產一天，損失就是好幾萬，要命的是，由於小煤礦安全隱患問題嚴重等原因，山西省規定，2005年年底淘汰所有年產量9萬噸以下的煤礦。」
山西目前有各類煤礦3991座，礦井4691個，在這些礦井當中，年產能9萬噸以下的佔到70%。而溫州商人承包的礦井，基本產能都在9萬噸以下。
溫州煤商承包的煤礦，承包期多是6年，長的達30年。這意味著，在承包期內，溫州煤商集體退出的可能不大，由於投資大，中途退出損失必將慘重。
但不走人就必須接受改造，要麼擴增產能，完善安全生產條件；要麼走重組聯合道路，也就是同一地區的幾個煤礦重組為一個煤礦，由此突破9萬噸產能的規定。
太原市區，黃塵瀰漫，在一棟綜合樓的四層，面對記者，山西省中小煤礦井巷企業協會辦公室主任閻敏才也是一籌莫展。閻是山西人，原是浙江省人民政府駐山西辦事處的一名工作人員，與早期來晉的溫商甚有交情，退休後便被溫州煤商請來坐鎮協會辦公室。
部分在晉溫州煤商半年前開始籌辦「山西省浙江煤炭企業協會」，這個名稱去年已經通過山西省有關部門的批准，但就在臨掛牌之際，又突然被要求「去浙江化」。「去年12月，協會成立大會就已經舉行，但至今未能在有關部門通過註冊」，閻敏才說。
協會成立的坎坷同樣與圍繞溫州「炒煤團」的激烈爭議有關。而此時，在太原某高級賓館內，協會的秘書長，在晉溫州煤商的代表人物許方楷心中同樣經歷一場沙塵暴。最近一段時間，山西省一些「封殺」溫州「炒煤團」的舉措已經見諸報端，溫州煤商們也確實感受到了「四面圍堵」。
用一些溫州煤商的話說，他們遭遇了生存危機，正處風頭浪尖，國家也嚴命五類礦井停產、四類礦井取締，而溫州煤商的煤礦，大多在此列。溫州煤商們抱怨，一些人將他們視為蝗蟲，將他們妖魔化了，「我們絕不接受溫州炒煤團這樣的說法！」
1990年代，煤炭市場持續低迷，山西省出現「有煤賣不出，賣出討錢難」的窘迫，那時候，山西省各界出省推銷煤炭，誰買了山西的煤就算給了很大的面子。
「大礦都生計艱難，小礦更是舉步維艱，不少鄉鎮礦、村礦停產。新建礦井逐年減少，掘進市場隨即萎縮。不少礦付不出井巷工程款，更無資金添置生產設備，地方礦主便將採礦權交給溫州井巷工程隊，頂替工程款。」
當時有「大包」和「小包」之分，「煤市看不到前景，山西人急於脫手，將煤礦低價轉給溫州人，當時十幾萬元就可以拿下一座年產量10萬噸的礦，也就是大包，地方礦主只管收錢，溫州人挖15萬噸一年，20萬噸一年，他根本不管。」
當年的日子確是非常慘淡，煤商周時選說，他1999年承包了一個礦，1噸煤開採成本30元，售價20元，不生產虧，生產更虧。「很多溫州煤老闆苦不堪言，煤礦無法脫手，只好硬挺著。」閻笑稱：「市場是公平的，周時選他們熬過了最艱難的日子，2001年煤市開始復甦，煤價飛漲，用一夜暴富形容不太確切，但他們確是由最大的輸家變成了最大的贏家。」
第二批溫州煤商基本是在2002年後入晉的，佔在晉溫州煤商人數的一半以上。煤炭市場經歷特困期後逐步復甦，尤其是隨後兩年的能源危機，電荒、煤荒困擾全國，大量以前從事其他行業的溫商開始把目標聚焦到山西煤炭。溫商中傳說著這樣一個細節：2002年，浙江省省長北上求煤，長驅山西、內蒙古等地，但收穫寥寥。這在溫商中反響強烈，其強烈的市場信號，刺激了相當多的溫商前往山西。
原先的井巷包工頭搖身變為家纏萬貫的煤老闆，這樣的消息迅速傳回溫州，煤炭的巨大的利潤空間有如一塊巨大的磁鐵石。大量蒼南、平陽人湧至山西，在晉城僅來自平陽水頭鎮的煤商據說就有近百人，投資高的可達七八千萬元。
記者瞭解在晉溫州煤商多是家族成員或朋友集資，組團入股購買煤礦，也有通過民間借貸，也就是地下錢莊的，還有抵押房產向銀行貸款的，山西人對溫州人的這種大膽很是欽佩。
但這批人純屬外行，是純粹的投資客，很多對煤礦生產一竅不通，因此，他們便高薪聘請專業人才。最典型的就是陳德偉。據說，這個目前僅有31歲的小夥， 2003年攜帶1億元的資金前往山西，成立了山西育材能源投資有限公司。由於沒有煤礦從業經驗，陳自己並不參與煤礦開採，生產任務由高薪聘請的礦長負責，陳德偉在山西沁水縣投資的煤礦正是如此，據說其所聘的礦長年薪高達百萬。
目前仍有溫商陸續來晉買礦，但勢頭明顯削弱，因為投資煤礦的成本和風險都已大增。在太原，很多高級賓館和消費場所都對溫州煤商的闊綽深表感嘆，山西於溫商而言，與其說埋著的是煤，不如說埋著的是一車子一車子的鈔票。
一名溫州煤商告訴記者，溫州人承包的幾乎都是山西省的鄉鎮礦，多在偏僻山溝，「富礦、大礦，他們能給我們？！」實際操作中，外省人不能成為山西省煤礦的法人，因此，溫州人投資煤礦的方式主要是私下承包或買斷礦井幾年經營權，包括地下煤礦資源。
「山西一些村礦、鄉鎮礦荒廢多年，也有一些礦設備簡陋，礦主不願投資，轉給溫州人，自己坐收漁翁之利。鄉鎮礦的實際控制權在村長手中，因此溫州人一般將村長搞定，由村長疏通各層關係。」
記者瞭解，不少溫州煤商雇佣山西本地政府部門的退休人員擔任煤礦管理人，「實際看重的是他們在當地的人際關係。」一名溫州煤商直言不諱，「工人來自河南、湖北、四川等地，每天工資一百元，幹活很賣勁。」
在晉城，有人給記者算了一筆賬，那裡的煤價300多元一噸，可以淨賺220元，甚至更多，一個煤礦假若日產300噸煤，煤商每天即可進賬6萬多元。因此，有煤商向記者證實，在晉城地區，投資一兩億元，一兩年收回成本，「不是希罕事。每噸煤的開採成本基本都在30元左右，即便在煤價只有140元的原平縣，一噸煤也可淨賺近百元。」
記者瞭解到，這些煤商所說的還只是計畫煤的價格，市場煤的價格更甚，難怪不少人將採煤叫做「挖黑金」。來自蒼南的徐老闆原來做服裝生意，2003年春節剛過，他就帶上800萬元，踏上山西挖「黑金」。他投入700多萬，承包了兩家小煤礦，聘請了當地縣裡兩個退休下來的局長做礦長。
此前幾年全國煤炭市場剛經歷一個困難期，作為產煤大省的山西，自然是這股「煤炭寒流」最嚴重的受害者。因此，吸引外地商人來晉投資煤炭業，就成了山西很多地方政府的頭等大事。
煤炭回報驚人，山西人大呼溫州人怎麼就那麼精明！「但媒體報導對我們很不公，說我們整天過著鈔票不斷增多的日子，一覺醒來賬面上就多了幾百萬元，把我們說得像葛朗臺、錢瘋子似的。說開豪華汽車，四處購買房產，養二奶，奢華消費，成為我們的生活常態。」不少溫商抱怨。
「其實，有三分之一的溫州煤商虧本，甚至血本無歸。」一名溫商說，「我們人生地疏，受到一些地方煤礦的欺騙，花數百萬元甚至上千萬元買下採礦權後才發現，礦區已經枯竭了。」
周時選也說，煤價跟煤種、煤層和地區有很大關係，容不得半點閃失。「煤礦是一個高風險行業，一旦出了事故，我們可能萬劫不復，你們不能忽視這一點，高風險與高回報是對等的，你們敢投資嘛？」有溫商反問。
對溫州「炒煤團」指責最多的是：「他們炒高了煤價，乘機牟利，擾亂了市場，加劇了能源危機。」這給溫州煤商帶來了很大的輿論壓力，在雲南省，有關領導特別提醒，要以山西為戒，「防止溫州炒煤團擾亂雲南煤炭資源。」
一位山西地方煤礦的老闆指責說，不少溫州老闆一方面利用「市場煤」價格完全放開的政策空間，採用囤積居奇、與經銷商勾結等手段，聯合哄抬煤價；另一方面，超限度降低成本，減少或根本沒有安全投入。這樣一來，煤炭暴利自然形成。
同時，溫州人認為，他們相對保護了當地資源，從前，山西很多小煤礦大多是「獨眼井」，生產效益很低，很多煤礦只採了很少的一點就被廢棄，浪費嚴重。由於引進了先進技術和設備，以前年產3萬噸的煤礦，在溫州人投資後，年產可達20萬噸到30萬噸，但這也被當地人指責是在掠奪性開採。
一公里外的另一個溫州煤礦的吳老闆則介紹，他們六七個人投資2000多萬元承包了一個年產量15萬噸的煤礦，「這是一個廢棄了十多年的礦，我們讓其起死回生，僅從井下抽水就花了大半年時間，又花費1000多萬元掘進、鋪設生產設備……」
「我們小心翼翼，爭取確保安全生產，早日收回成本。」吳估計，如果管理得當，明年可以收回成本，「我們承包了10年，接下來7年就盈利了。」溫州煤商時常與當地村民發生衝突，來自溫州水頭鎮的魯老闆介紹，當地人認為溫州人在掠奪他們的資源，「錢都被溫州佬賺走了。」
山西省多次強調並沒遏制溫商在山西投資的意思。今年3月，朔州市平魯區還專門赴杭州盛邀浙江民企投資煤炭產銷和加工轉化企業。這是山西首個拿出煤礦資源向浙江民企推薦的試點，有官員表示，平魯的態度說明政府正有意識地引導民資的投資行為。
山西省社科院能源所工業經濟研究室主任夏冰說，溫商在中國最為市場化，資本的基本規律是向最能產生效益的地方流轉，從這一點上說，溫商滲入山西煤礦無可厚非。「山西省煤炭工業長期處於計畫經濟統治下，市場化程度很低，溫州資本的進入激活了山西煤炭產業，這是一個好事。」
「山西應該持更加開放的態度，對溫商一視同仁。對山西省政府而言，無論是山西人，還是溫州人，誰投資都得向政府交納稅金，而事實上，溫資進晉恰恰提高了山西的財政收入。」不少山西人對溫州人在山西煤炭產業中擁有越來越多的話語權心存顧慮，夏冰認為這是一種很封閉的思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