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父親的歷史和家庭出身問題，運動一來便首當其衝。政治運動一個接著一個，父親無一次倖免。在共產黨的統治下，生不如死的苦難經歷使他悔青了腸子。在漫漫的黑夜裡，常見父親向長天哀嘆。如果父親當年要去了臺灣就好了，就不會讓共產黨害的這樣慘。
我的老家在山東省陽谷縣。祖上幾輩經商，家境殷實。父親生於1927年，是個獨生子。16歲那一年，父親考上了濟南師範學校。父親是個非常聰明的人，寫的一手漂亮的毛筆字，繪畫功底極深，又有很強的社會活動能力，在學校裡是個學生幹部，畢業後在濟南政府裡任職。
共產黨上臺以後，父親又去太原財經學校上學，立志獻身祖國的經濟建設。畢業後分配到當時的平原省工作。1955年調到天津，在解放橋貿易貨棧工作。
1956年的反右運動中因為父親的歷史問題被揪出來，下放到離天津不遠的大畢莊農村實行勞動改造。因為是屬於壞份子的一類，即使善良的農民也是躲的遠遠的，怕被牽連。干的都是又髒又重的活兒，起大早便去掃大街。農民苦，父親比農民更苦。過的是低農民一等的生活。
因為農村的條件極差，尤其在1960年前後大飢荒的時候，長期只有少的可憐的甘薯充飢。人餓得不行，不管什麼東西胡亂往肚裡塞。結果父親落下了嚴重的胃病。
1961 年底父親回原單位上班，接下來是64年的四清運動，又成了挨整的對象。還沒有等緩過勁來，66年文化大革命又開始了。牆上到處是揭批父親歷史問題的大字報。當時我家住在第一工人文化宮附近。祖上的家產早就被充了公，家裡已是一貧如洗。即使是這樣，仍然還是被紅衛兵抄家，搶走了母親僅存的首飾。父親又被趕到北郊區的一個煤場勞動改造。明令不許回家，被限制人身自由。
以父親一個富家子弟，一個才華橫溢的知識份子，何曾受過這般奴役，這等非人的折磨。縱有滿腹的經綸，在共產黨的統治下卻一無所用。更在暗無天日的牛馬不如的生活中度日如年。
那一年過年的時候，媽媽去看他，給父親帶去了一些過年的食物。母親看到又黑又瘦的父親，目光呆滯，一無以前積極自信的神采，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煤黑子。父親的內心世界裡在承受著怎樣殘酷的煎熬啊。父親住的也是破破爛爛的，父親不太會料理生活，身邊又沒有人照顧。而父親卻還在安慰著母親，臨別時父親的一句保重讓母親眼淚不停的流下來。
因為父親屬於勞動改造，也沒有工資收入，在家裡只靠母親微薄的收入省吃儉用，母親拉扯我們姐妹三人艱難的度日。
直到1971年，上級給父親平了反。父親回到了市裡，給安排到百貨商店當售貨員。
多年的政治運動，三番五次的挨整，父親的精神很壓抑，變得少言寡語，一天到晚總是悶悶不樂。經過先後兩次十多年的勞動改造，父親的精神極度消沉，原來樂觀自信的性格此時再也找不到蹤影，和同事少有交往，成為一個不合群的異類。單位裡幾次長工資都沒有父親的份兒。在抑鬱的生活中，後來父親患了腦血栓，落下了半身不遂的後遺症，父親的精神徹底垮了下來。
想父親當年由一個積極向上的青年，共產黨上臺以後，無休止的政治運動使父親過著豬狗不如的生活。當年的意氣風發和為國效力的志向都在地獄般的蹂躪下化為烏有，淵博的學識變得一文不值。父親在共產黨鐵蹄下悲慘的一生見證了共產黨是多麼的邪惡。
一個學有所成的青年，在政府中謀個職位為國家效力，加入了當時的正當社會組織，這是一個老百姓不能再普通的社會存在。父親有錯嗎？沒有！然而在共產黨的眼裡便成了彌天大罪。共產黨的邏輯是多麼的荒唐！多麼的沒有人性！
1977年，當年去了臺灣的父親的那個張姓同班同學回到老家來投資辦廠。那時候剛剛實行開放政策，他就回來了。張伯便專程來到天津看望父親，他的這位老同學。
同學相見，自有一番感慨。張伯在臺灣已經是一個事業有成的富人。這次回鄉辦廠縣裡的領導都是遠接近迎的。尤其是張伯帶來了發展經濟所急需的資金。此時的共產黨想抓經濟了，又搞起了統戰，所以對有錢的臺灣人很是高看一眼。
再看父親，貧困交加，心力憔悴，加上晚年患病，已經不成了人樣，住的依然是又破又舊的房子。張伯看到老同學的處境是如此的悲慘，就主動提出要給父親買所像樣的房子，又要送給父親一筆錢，以做補貼生活之用。
對比之下，當年的同學如今風光體面，功成名就，而父親則是這樣的窮困破落。一樣的同學，因為生活在兩個世界裡，他們的境遇竟是天壤之別。父親的心情是複雜的，一個勁兒的長吁短嘆，當著張伯的面留下了眼淚。那一定是後悔的淚水吧。
後來父親對我說：「當初走錯了一步，如果也去臺灣就好了，這是我自己的選擇，後悔也晚了，我這輩子都是毀在了共產黨的手裡。」
父親的一生是不幸的。而不幸的根源就是共產黨荒唐的統治，是共產黨把父親由人變成了鬼。如果時光會倒流，父親一定會選擇光明，遠遠的離開邪惡的共產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