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去世的那天上午，我正好去《世界經濟導報》，具體是為了什麼事情，我已經記不清了。當時，因為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與《導報》正在進行當代中國憲政改革計畫，我常常去《導報》辦事。我既是《導報》的特約記者，又代表研究所出面主持這一計畫，而《導報》方面主事的則是張偉國。偉國在京城是消息靈通人士，胡耀邦去世的消息就是他告訴我的。我記得當時我聽到消息後，心中猛一驚。但是，在我的意識深處是沒有想到要立即打算作什麼事情的。後來圍繞胡耀邦去世出現的一連串事情，既有必然性，也有相當大的偶然性。
回到我的南平房，我的心情就一直鬱鬱不樂，有一種說不出的壓抑。當天晚上7點新聞聯播之前，我將這一消息告訴了住在這裡的教師們。沒想到，發生在南平房的事情驚動了中南海。
南平房是政法大學的一個具備寫小說素材的絕好地方。這兒不僅有年輕的風華正茂的單身教師們留下的諸多風流韻事，而且當今的政法大學的大批教學、科研骨幹都來自南平房。發生在1987年的"分房風波"在政法大學的歷史上是十分稀罕的校史故事。1989年之後，政法大學的悼胡時間、遊行事件、"佔領"新華門長達數十日，其源頭都在南平房。
1983年，前北京政法學院更名為中國政法大學，1986年，基於學校擴大的需求，這個學校更名後的第一批研究生大多被動員留校當老師，我記得當時的校長對我說：要不惜代價"買雞下蛋"。不惜代價的舉措之一就是任何1986年留校或者分配到政法大學的教師，都可以得到一間房子，不管是否已經結婚。在北京，新分配的大學教師得到這樣的待遇是十分罕見的。政法大學的這一舉措確實留住了大批人才，但是也為自己埋下了"地雷"。
首先是早已答應分配給這些青年教師的住房沒有及時分配到他們的名下，而且一拖再拖，最後導致這些青年教師與校方攤牌。這些總數有60－70人的青年教師擬定了一個兩階段的鬥爭策略：第一階段：實行集體罷課；第二階段，則是按照策劃好的行軍路線到天安門和新華門靜坐。（1989年"六四"期間，中國政法大學的青年教師們"佔據"新華們數十日，終於將1986年的計畫付諸實施了。）第一著剛一出臺就幾乎使政法大學的教學癱瘓，這些年輕教師幾乎承擔了大學本科、函授以及研究生課程的大部分，如果罷課，這所大學的教學基本就癱瘓了。當時的校長在黨委書記的監督下只得舍命與教師談判代表簽署了"城下之盟"，而且，在協定中還被迫答應：如果在規定的交房日期之前沒有交鑰匙，校方要被罰款，作為這些青年教師的防暑降溫費，而見證人是當時的司法部教育司司長。
1989年，南平房住的大多數是光棍漢，平房的地理優勢適合交流、串聯，一呼百應。大家的資訊和感情交流幾乎沒有什麼障礙。當天7點新聞聯播過後，我的房間裡專為聚會購買的轉角沙發上就坐滿了幾乎與我心情一樣的人。而僅一門之隔的鄰居，號稱對政治問題"從來不感興趣"、後來帶領青年教師"佔領"新華門的北大校友吳仁華（他與我是北大分配過來的僅有的兩人）從我回來後就幾乎沒有離開過我的房間。在打破沈默後，一個悼念胡耀邦的行動方案很快出臺：隔日下午1點，不管人數多少、"風雨無阻"地在教學主樓前集合，向天安門進發。為此，一個相對細緻的分工方案也很快通過：XXX負責撰寫海報，並將之貼在大學佈告欄的醒目之處；XXX負責聯絡參與人員；XXX、XXX負責扎花圈。
第二日中午，約有十多位青年教師，加上上百位聞訊趕到的政法大學學生加入了從政法大學到天安門廣場的長達將近12公里的步行送花圈悼念胡耀邦活動。一輛小三輪車載著南平房教師們連夜製作的花圈，不知誰還在花圈上吊了一個"小瓶子"。這樣，1989年4月胡耀邦去世之後的第一起集體遊行事件開始了。在北京大學師生們得知政法大學師生已經到達天安門後，他們急忙將"中國魂"的巨幅標語連夜送到了人民英雄紀念碑。而參加北大橫幅製作的前北大學生、政法大學教師劉蘇裡第二天從北大匆匆趕回政法大學對我說："我真沒有想到政法大學走在最前頭。"
在絕食開始以前，政法大學一直走在這場運動的前列。胡耀邦追悼會、"4．27"遊行、對話團、高自聯等政法大學的師生幾乎扮演了主力角色。這使政法大學在"六四"在北京的聲譽飆升。在這之前，北京人大多知道政法學院，而不知道有政法大學。（4．27遊行之後，中國歷史博物館曾經派人到政法大學，商量將政法大學在"4．27"大遊行中打出的寫有中國憲法第45條的巨幅招牌收進博物館收藏。）就在絕食開始前的兩天，政法大學黨委派人到我住的南平房4號，通知我立即到黨委辦公室。我到政法大學為人師表之後，從來沒有與黨委辦公室有過往來，這使我頗覺意外。到了辦公室時，當時的黨委副書記解戰元立即告訴我，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統戰部部長閻明復先生想約見我就當前的學運事態聊一聊。一個法大的年輕教師，如何能夠驚動閻明復先生？在第一次出面斡旋的晚上，我有機會見到另外幾個一直在統戰部和學生之間奔走的知識份子，他們是鄭也夫、李肅、周舵。他們告訴我：悼胡事態演化為嚴重事態之後，閻明復找他們談話，探討化解之道。他們建議閻明復找幾個在大學中對學生有點影響的青年教師談談，我的名字，就是他們開給閻明復的。
斡旋之初：絕食開始
與閻明復的聊天沒有開始，我便通過另外一個機會與閻明復照面了。時間是在學生絕食事件發生的當天下午。當時，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的全體所務委員正在《經濟學週報》開會，研究研究所內部事務。在這以前的4月底和5月初，研究所已經確定了對學運的大致應對措施，多數所務委員被要求繼續貫徹執行職責範圍內的分工事務，《經濟學週報》也被要求擺脫前一階段學運的影響，繼續致力於塑造其專業形象。只有我與王軍濤的工作分工可以說與學運有關係。會議完成半數議程後，會議室的大門被猛然推開，我們看到的是氣喘吁吁的北京社會科學院的鄭也夫先生。他的急切，使他忘記了向房中的主人打招呼，對其他人他也視而不見。看見我之後，他說："閻明復要找你！"接著又對軍濤說："還有你！"待他點完名之後，這才平靜下來，開始對陳子明解釋事件的原因。他說：學生已經決定絕食，事態非常嚴重，閻想找辦法將事態平息下來。但是，陳子明仍然堅持要將研究所的所務會議開完，鄭也夫堅持說："必須馬上走！汽車就在外面等著！"我們打開門一看，一輛統戰部的至少可以容納20人的豪華考斯特就停在報社大門外的胡同裡，馬達仍然在發出低沉的聲音。在這種情況下，陳子明決定我與王軍濤等先行離開報社，其他人繼續開所務會議。
汽車載著我、鄭也夫和王軍濤等人馬上離開了報社。時間是傍晚時分，汽車經過天安門，廣場上的人看得十分清楚。透過車窗遠遠望去，在廣場之間，有黑壓壓的人群，那大概就是絕食的學生和業已形成的觀眾包圍圈。汽車沒有在廣場上作片刻停留，而是經二環路很快地來到位於薊門橋西南角的政法大學。在政法大學的正門，我跳下汽車，按照預先從鄭也夫那兒得到的吩咐，到政法大學去找所有我能夠找到的學生領袖。很幸運，離停車地點只有一百碼左右距離的對話團正在辦公樓的頂層舉行會議，我從裡面將對話團團長項小吉請出，當時，我並不認識他，他因成為媒體曝光率很高的高校對話團團長而聲名鵲起。此外好像還有對話團秘書僮屹以及其他學校的對話團代表。我們幾乎是沒有停留地上了汽車，然後，汽車又向人大和北大方向開去。至於這輛大汽車中最後坐了哪些人，我已經沒有什麼印象了。
汽車將我們載到離天安門不遠的中央統戰部的禮堂時，天已經完全黑下來了。統戰部的大禮堂中間的會議桌和周圍的凳子上已經坐滿了從四面八方請來的人。他們幾乎都是周舵和李肅等人請來的。這些成員包括各個學校的學生代表--對話團代表、高自聯代表、還有頭上紮著絕食標誌的絕食學生以及我認識的知識界代表。最初與閻明復接觸的鄭也夫、李肅、周舵也在其中，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出場的有王軍濤和我。此外還有團中央、全國青聯等官方代表。會議主持人是在整個斡旋事件中扮演關鍵角色的後來被開缺的閻明復先生。
透過整個斡旋過程，我可以感覺到斡旋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發生的："4．26"社論的發表，標誌中共黨內對學運的強硬路線佔了上風。當時，這一社論並沒有解決事態，反而導致了"4．27"大遊行，"4．27"大遊行的勝利，實際上是中共黨內對待學運強硬派的失敗。
在這種情形之下，趙紫陽通過對亞行代表的講話，將學運的基調重新定位，一時，公眾輿論反映良好，學生甚至開始復課。在這種情形之下，黨內強硬派被迫將處置學運的主導權交給開明派。
但是，黨內開明派接手處置學運的好景實在太短。絕食事件的發生，使中共黨內開明派處置學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而1989年5月13日在統戰部禮堂召開的"斡旋"會議實際上是中共黨內開明派處置學運危機的開始。
趙紫陽以及閻明復等將處置學運的主導權拿到手後，他們的前幾手較快地緩和了學生、知識份子與當局的緊張關係。他們得分確實不少，但是，由於否定"4．26"社論和直播對話兩條沒有得到解決，趙紫陽和閻明復實際上接手的是刺手的玫瑰。
在學生方面，他們堅持徹底否定"4．26"社論是他們無法後退的底線，而趙紫陽、閻明復等中共黨內開明派雖然被推向直接面對學生，但是，他們手中的權力根本無法滿足學生的要求，來自天安門廣場的絕食方面的壓力增加後，"直播對話"這一條事實上已經滿足，只是因為當時決定對話的時間太倉促，沒有讓天安門廣場上的絕食學生親眼目睹。這使"斡旋"從一開始就面臨必然失敗的命運。從而最終釀成了許多中共黨內開明派、知識份子和學生的悲慘命運。
在當時，中共處置學運的遊戲就像打擂臺賽，誰打輸了，誰下臺。第一個回合，是以"4．26"社論為代表的強硬派出場，第二回合是趙紫陽的"亞行講話"。當趙紫陽、閻明復等中共黨內開明派不能將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在蘇聯總統戈巴契夫訪華之前請出廣場，他們實際上已經輸了，然後又該輪到中共黨內強硬派上場玩第三回合了。
在斡旋的過程中，閻明復先生從頭到尾在前場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在他身邊經常閃現的影子還有李鐵映以及團中央、全國青聯的負責人。據我觀察，閻明復先生當時直接向趙紫陽匯報"斡旋"事態的每一步最新進展。這也許是他後來下臺的原因。而同樣處於"斡旋"情景中的李鐵映以及其他成員卻有驚無險。
第一次斡旋的結果如同閻明復在開場白中講的那樣，他只是代表中央書記處來聽取大家的對時局的意見。至於要想達成解決問題的方案則根本沒有可能。當閻明復坐下來聽取了學生們的要求後，他立即意識到當局與學生的訴求之間的距離太大。對話代表團的成員們、絕食團的代表們堅持的是否定"4．26"社論和直播對話這兩條，如果不滿足這兩條，絕食就要進行下去。儘管閻明復曾經象徵性地嘗試詢問到底應該對學運如何定性，但是，學生們在堅持學運是"愛國民主運動"這一點上堅持不得有絲毫的退卻。當時，閻明復根本無法解決學生們提出的上述兩個問題中的任何一點，閻明復先生充其量只能是向上面反映大家的意見而已。在這種情形之下，黨內開明派說服學生從天安門的絕食場退出幾乎是枉然。
在這次會議上，王軍濤和周舵等知識份子代表已經明確地指出：如果當局和學生之間無法達成妥協，學運事態的進一步發展將無法控制，將可能導致更嚴重的危機。
二請斡旋：戈氏訪華之前
戈巴契夫訪華是中蘇關係的重頭戲，受全世界矚目，也可以說是鄧小平外交的絕筆之作，在這個意義上，鄧小平將中蘇外交置於比處理當時的學運還要重要的地位。儘管在第一次"斡旋"之後，趙紫陽、閻明復等人沒有在處理學運問題上有任何重大進展，但是，戈巴契夫對中國的歷史性訪問再次給趙紫陽、閻明復提供了擔綱解決學運的機會。這是當局開始第二次更大規模的"斡旋"事件的大背景。在這次"斡旋"中，中共體制內的開明派真是煞費苦心，後來被中共當局逮捕、監禁、判刑以及批判的許多自由派知識份子成為閻明復邀請的對象。在1949年之後的中共歷史上，中共上層像閻明復這樣對待自由派知識份子的實在不多見。這也是被學運逼出來的。
我已經忘記這一次我是如何進入統戰部的。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的畢誼民先生不知從哪兒找到我，見到我的時候，他說已經找我有一天時間了，然後很快地用車將我直接送到統戰部大禮堂邊的小會議室內，這時，天已經完全黑了。
穿過禮堂的時候，我看到的禮堂已經完全不是我第一次來這兒目睹的井然有序的樣子。這兒到處是散亂的凳子和桌子，上面有未吃盡的食品，還有躺在凳子上打鼾睡覺的人，他們像是在這兒"斡旋"了一整天時間。
到達統戰部的時候，我只說我的名字，便被大門衛兵放行，但我不知道是誰要找我，到底要我來這兒作什麼？進入房間後，我看到電視上正在播出閻明復等中共領導與學生的對話，這說明當時閻明復不在統戰部。由於上層決定直播的決策過程具有突發性，廣場上的學生幾乎都不知道直播的事情。儘管中共當局已經作出了相當大的讓步，但是，由於學生的另外一條關鍵性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學生們從廣場上撤退的可能性越來越渺茫。
這兒到處是稀鬆散亂的人群，沒有人組織，人群分散在大禮堂、小會議室和過道裡，只見到對斡旋起很重要作用的陶斯亮，她當時好像是統戰部一個叫知識份子局的局長，她認識周舵，在兩次來統戰部後，我們之間也就算彼此認識了。這次與她談話時，我在無意之中告訴她：在中國政府的眼光裡，我們這類人不屬於"白道"上的朋友，而是"黑道"上的對手。我心中納悶的是：為什麼當局連這些事情都忘記了？從統戰部的慌亂場面中，我似乎第一次產生了一種不祥之感。
我進入小會議室之後不久，這兒的工作人員開始清場。很顯然，他們內部有一個名單，陶斯亮和這兒的工作人員開始按照這個名單決定哪些人應該留在統戰部的小會議室，哪些人則不應該留下。待清場完畢，房間裡面剩下的人只包括周舵、李洪林、包遵信、于浩成、董XX等後來倒楣的清一色的我認為是"黑道"上的知識份子代表，大約有15人左右。一會兒，李鐵映推門而入，他在與每一個人握手之後，只是說謝謝大家。我記得李洪林、包遵信等當著李鐵映的面，措辭強硬的譴責政府不應該固守"4．26"社論的結論，從而導致學生在戈巴契夫訪問的時候，學生們仍然佔據天安門。而李鐵映則是針鋒相對地站在維護"4．26"社論的立場與他們進行了一輪簡單的辯論。隨後，李鐵映離開這間會議室。到位於過道盡頭的電話間打電話。
我第二次去統戰部，似乎只看到知識份子"斡旋"的一個尾聲。而李鐵映的握手道謝似乎是在向當時"斡旋"的那些自由派知識份子說"再見吧！斡旋！"在當天晚上，只是在李鐵映握手道別之後，我見到從外面匆匆趕回統戰部的閻明復。在目睹陶斯亮與他進行了簡短的交談之後，我看見陶斯亮的臉色立即沉下來，我很快發現在她的臉上籠罩著一種不祥之兆。此外，閻明復幾乎沒有時間與小會議室內外尚在的"斡旋"代表打招呼，而是直接到走廊盡頭的一個電話間，在那兒跟一個似乎比他職位還要高的人打電話。我經過這個電話間的時候，只聽到他在電話中似乎在以請求的口吻說："請多準備一些擔架！"
從李鐵映下逐客令似的一一握手道別，到我看見的陶斯亮的臉色，最後到閻明復在電話中的哀求，我預感到事態的嚴重性。當局已經決定在這天的□晨3、4點鐘學生處於最疲勞的階段進行強制清場。
知識份子和中共黨內開明派在戈巴契夫訪問前夕的合作--"斡旋"就是在這樣一種情景中一步步走向失敗的邊緣。
從統戰部出來，已經是□晨1、2點鐘。我到天安門廣場絕食學生的現場看了一下，這兒的人們都已經知道當局要強迫清場的消息。儘管如此，他們沒有撤退的打算，他們仍然在等待著！
斡旋尾聲：最後的出擊
預定的清場最終沒有發生。歡迎戈巴契夫的儀式改在機場舉行，代替了原定在人民大會堂大門外舉行的歡迎儀式。在中共黨內開明派與強硬派的較量中，開明派再次以弱勢取勝。李鐵映雖然已經與"斡旋"代表們"道謝再見"，但是，在戈巴契夫達到中國之後，閻明復再次出場。上午他陪同趙紫陽接見了戈巴契夫，在中午，他手中端著盒飯再次出現在集中了斡旋代表的統戰部禮堂及小會議室之中。
在與閻明復的接觸中，我們不止一次地問閻明復：為什麼趙紫陽就不能到學生中去直接爭取支持？為什麼趙紫陽就不能公開站出來否定"4．26"社論？為什麼趙紫陽不能直接出來向大家作解釋？閻明復每次都以婉轉的語氣告訴大家：這些事情他都想作，但是，現在還不到時候。
當趙紫陽在電視中告訴戈巴契夫中共黨內鄧小平垂廉聽政的秘密時，我預感到趙紫陽與鄧小平攤牌的時候到了。我對一起與我們觀看電視新聞的閻明復說：這是否說明趙紫陽已經作好出擊準備？在閻明復聽到趙紫陽的講話之後，他並沒有特別的表情，他只是告訴我及在場的其他人：中共黨內確實是曾經決定讓鄧小平在退休之後繼續掌舵。
在趙紫陽道破鄧小平垂廉聽政的秘密之後，民間反鄧聲浪高漲，中南海之內的權力鬥爭開始向一個新的階段發展。這時，閻明復的表面沉靜已經絲毫掩蓋不住他內心深處的翻江倒海。與此同時，他從不斷請來的老師和學生代表口中知道絕食學生已經準備自焚。在這種情況下，他採取了其最具冒險的舉動：他要參加斡旋的老師、學生領袖和知識界代錶帶他去天安門廣場。在請示了最高層之後，他的請求很快獲得批准。雖然統戰部離天安門廣場很近，但這時已經無路可走，我忘記了這輛豪華考斯特麵包車是如何從禁閉的紫禁城竄出，經過天安門金水橋，然後閃電般地進入了天安門廣場。車上的20多個"隨從"為他打開了一條通往學生廣播站的通道，似乎是從病房裡跑出來的在學生中已經沒有多少影響力的吾爾開希為閻明復請求學生們安靜下來，讓閻明復給大家講幾句話。神情激動的閻明復在廣場用擴音器大聲向學生們喊道："那些沒有見到同學們狀況的人應該親自到天安門來看看！"這句話我到現在也不明白他講的是哪些人，接著，他幾乎是歇斯底里地向學生們請求說："請同學們給我們點時間，我想大家的要求最終會被滿足的。""如果你們不信，我可以與你們一起回學校當'人質'！""我請求你們珍惜年輕的生命。""請你們撤出天安門！"
閻明復流淚了，他的真誠和奮不顧身感動了許多人。在場的許多人也跟著他流淚，吾爾開希這個說過99個人服從一個人的前學生領袖也流淚了，他也以幾乎哀求的口吻向學生們說："請大家答應閻明復的要求。"但是，閻明復旋風只在廣場喇叭能及的範圍內產生了影響，然後很快被新的一浪激進的要求取代，新的"指揮部"和學生領袖又在那兒發出新的繼續固守天安門的指令。廣場又被新的新聞事件所籠罩。
閻明復的天安門之行幾乎是中共黨內開明派的絕唱。在閻明復講完他的話之後，他便迅速地消失在廣場上的人海裡。我沒有隨這輛汽車重新回到統戰部。在這之後，我曾經也想再次嘗試做點這方面的工作，但是，陶斯亮問我："你是否知道你帶來的學生領袖在他回到天安門廣場後是否還是學生領袖呢？"我幾乎無法回答這個問題。直到最後，閻明復這條線仍然在嘗試發生效應，但是，他們最後發現：不知道要與誰對話了。
還斡旋以公道
1989年之後，儘管中共內開明派經手"斡旋事件"的人，如趙紫陽、胡啟立、閻明復等人統統下臺，而介入這一斡旋事件的體制外自由派知識份子也大多被逮捕、拘留、審查或者逃亡，但是，他們仍然飽受了種種責難甚至非難。
一些激進派學運人士不僅看不到這一事件的意義，而且指責"斡旋"事件是這些自由派知識份子"別有用心"。而另外一些對"斡旋"事件連起碼的常識都不知道的人卻在那大叫這幫"精英""實在太笨"，失去了大好機會。
斡旋事件的實質是中共體制內的開明派與體制外的自由派的合作事件。它是1949年之後中共黨內開明派與體制外自由派力量合作的典範。這一合作的失敗，主要歸咎於中共黨內頑固派和保守派的力量過分強大。
推動中國政治發展最具理想的模式是中共黨內的開明派與體制外自由派知識份子的合作。1978年之後，這種合作一共出現過兩次。第一次是1978年末至1979年初，鄧小平成功地利用民主牆打破了中共權力均勢，從而使政局出現了有利於他的局面，最終將華國鋒趕下臺，鄧小平奠定了他的所謂"第二代核心"的地位。
第二次則是1989年的統戰部"斡旋事件"。"斡旋事件"的出現是中共當局強硬派和開明派圍繞處置學運出現的力量均勢的產物。為了打破中共體制內的這種力量均勢的局面，中共黨內的開明派被迫向體制外力量尋求力量資源。一些激進派學生領袖天真地認為：為了保持學運的純度，不能讓學運與中共黨內鬥爭沾邊。這種不顧中國政治發展現實，抽象地強調民間力量的純度的浪漫主義是導致1989年民主運動失敗的一大因素。這種保持學運純度的浪漫主義的另一面是激進主義，這種激進主義使他們即使在明顯地看到中共黨內開明派在天安門廣場振臂高呼尋求支援時，他們也不願意對自己的主張作任何的妥協；這種激進主義導致了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而不是雙贏的結果。
斡旋事件的失敗，不僅暴露了中共黨內開明派力量的弱小，青年學生的對民主自由的浪漫主義情調和激進主義心理，也暴露了中國體制外自由派知識份子的弱點。事實證明：在社會發展的緊要關頭，各自為戰的自由派知識份子的影響力是相當有限的。在1989年，真正能夠對學生群體起到影響作用的是組織化的自由派知識份子群體。
說明：由於時間和記憶的關係，這篇文章只是大致地回憶了發生在1989年"六四"之前在中央統戰部與閻明復以及其他知識界人士進行"斡旋"的簡單情況，我無法肯定事件具有百分之百的精確性，甚至不能確認三次斡旋的準確日期，歡迎朋友們校正。
本文選自明鏡出版社出版的《浴火重生：「天安門黑手」備忘錄》。該書記載了中國的一群人、一組團體；它圍繞著一個重大事件：1989。1989事件並未結束，它還沒有進入歷史，它還在等待正義。它甚至還未曾被事件發生國的人們公開談論，公開評判，甚至事件中死傷的確切人數至今還籠罩在沉沉黑幕之中。且看這些當年被指為「天安門黑手」者的備忘錄吧：您不僅可以看到1989年民主運動的關鍵人物和重大事件的真相，而且可以從這些自由主義者的心路歷程和所作所為瞭解到這一事件的政治、社會、文化和思想方面的歷史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