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新：「那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經歷。之前我們已經在北京做了一年的報導，其中包括中國學生對政治問題多麼麻木不仁。當時，中國學生剛剛開始把心思集中在職業發展、掙錢這樣的事情上，外國媒體普遍的感覺是中國學生不再對政治問題感興趣了。他們的想法是致富，為國家的經濟服務。
但是，1989年春天胡耀邦的去世改變了一切。胡耀邦當時是最高領導人之一，在學生眼裡是中國主要的自由派領導人。胡耀邦死後出現了一些小規模的悼念活動，由此發展並爆發成為全國範圍的遊行示威。
*遊行規模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我當時在北京地區進行報導，其他記者則報導了北京以外其它地區的情況。這些遊行的規模實在令人難以置信。根據外國記者的估計，北京街頭有過兩次百萬人大遊行，前後只隔幾天而已。
從我住的公寓的窗戶望出去是一條通向天安門廣場的主要道路，我坐在家裡就能看見源源不斷的人流，有步行的，有騎車的，有坐大轎車的，舉著橫幅標語和旗子，湧向天安門廣場。那種場面簡直太難以置信了。
到了那個時候，遊行的已經不止是學生了。天安門民主運動毫無疑問是由學生發起、學生領導的運動，但是到了5月最後兩個星期，遊行規模在北京以及全國每個省城達到最大的時候，參加遊行的什麼人都有，有工人，有工會會員，有共產黨幹部，乃至醫生、護士和其它專業人員。那的確是一場全國運動，能夠親眼目睹真是我的榮幸。」
西瓦克：裴新，你能不能簡單地給我們講一講，6月4號那天軍事鎮壓最終發生的時候，你在哪裡？你看到了什麼？
裴新：「那時我們已經擔心了好幾天，害怕會發生什麼事。北京當時有一系列事件，導致政府無法更快地採取行動。首先是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的訪問以及中蘇分裂的正式結束，然後是亞洲發展銀行在遊行示威正在進行的同時在北京開會，所以政府不願意在會議期間採取任何鎮壓行動。
*記者預計會出事*
但是到了5月底這兩起事件都結束的時候，我們知道要出事了，這種局面不會被允許無限期地繼續下去。我們後來過了很久才知道，當時在私下進行著很多政治較量。
我記得很清楚，在六四前不久的一個晚上，時間已經很晚了，我和一些外國記者在天安門廣場上跟學生領袖一道站在廣場中央的紀念碑的一個平台上俯視著人群，我記得跟什麼人說，『這裡可不是個停留的好地方，因為肯定會發生事情的，出事的時候我們恐怕不想身處事件的中心，也許在邊緣上更好些，在正當中肯定不好。』
那天晚上沒有發生什麼，但是兩、三天後的晚上，中國軍隊開了進來。他們推翻了帳篷，高聲喊話，要求學生離開。在天安門以及北京的其它地方，當人們不照部隊的指示做的時候，部隊開槍射擊，很多很多人被打死，更多的人受了傷。」
*美國之音是主要消息來源*
西瓦克：在報導天安門鎮壓10天後，你被召到了中宣部，被勒令在72小時內離開中國。你曾經說，中國政府指責美國之音煽動民主示威。那麼美國之音在天安門事件中到底扮演了什麼角色呢？
裴新：「在那樣的情況下，消息是極端重要的。但是消息只有得到傳播和分享才有意義，美國之音在傳播北京正在發生什麼以及其它城市也在發生示威這些消息上肯定是起了關鍵作用，美國之音在那段時間內是主要的消息來源。
六四事件後幾個月，我在美國參加了一個小組討論，在座的還有一位流亡的中國學生領袖。當他被問到美國之音是否煽動了這次運動時，他說，沒有，這次運動不是美國之音煽動的。他說，煽動人的是消息。他說，『消息能夠煽動人心，這是一點辦法都沒有的』。」
西瓦克：我們採訪的是美國之音前北京記者站主任裴新。16年前，美國之音記者被驅逐、中國政府鎮壓民主運動導致美國之音和中國當局關係緊張。但是今天，美國之音仍然繼續從北京記者站為聽眾進行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