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有一次美國前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駐日大使曼斯菲爾德請我吃飯。當時，我正在華盛頓做訪問學者。一天，曼斯菲爾德辦公室打來電話，說是參議員要約一個方便的時間，請我共進午餐，並約定派他的專車來接我。到約會的前一天，我意外地又接到他秘書的來電，說是為了訂明天參議員的午餐，希望知道我選擇哪種三明治（他報了幾種名字；無非是火腿、火雞、乳酪、牛肉……），語氣十分慎重而客氣。次日，參議員的司機如約來接我。那司機滿頭白髮，態度和藹，禮貌週到，令人想起英國的管家。
到達後，秘書已在門口迎接，我是惟一的客人，榮幸地受到了貴賓待遇。不過吃的內容真的就是一盤事先預訂的三明治和少數幾樣供選擇的軟飲料。事後我知道，生活簡單樸素、飲食節制，是這位參議員一貫堅持的原則。
多年來因工作關係與美國人交往較多。一般說來，美國人對請客吃飯比較隨便。約會交談常常約在午餐時，因為這樣比較節省時間。地點大多在本單位食堂，豐儉不一，大體適中。
有一年，我連續訪問英國和法國，在吃飯問題上也留下深刻印象。一次，我去訪問劍橋大學的一位教授，時間約在下午4時，從倫敦坐火車去劍橋大約1小時，我本來打算談完後乘火車回家，估計6點半左右可到住處。但是到劍橋後，那位教授說，他要主持一場報告會，而報告會臨時提前了，因此在會前與我談話時間太短，我如願意，可以參加報告會，
以後再同他討論。報告會與我的研究課題有關，我對這個機會當然有興趣。會後，那位劍橋教授又說，他按計畫要請那兩位報告人吃飯，但我不在預算內，所以不能請我參加，是否可以等他們吃完飯他再同我談？如此不近人情，實屬罕見，我當即告別，乘車返倫敦了。這是在英國遇到的最極端的例子。在倫敦惟一請我吃飯的是一位老中國通，他是倫敦大學東方和非洲學院的資深教授。他常去一家中國餐館，凡有中國朋友來訪大多請到那裡。
他一進去就用廣東話點菜，菜餚相當地道。
離開英格蘭，到了蘇格蘭和威爾士，訪問對象也是大學教授，情況就大不相同了，不但被請吃飯，而且頗為豐盛。在威爾士，甚至還被邀請在一位教授家過夜。那位教授曾在美國留學，說是受了美國人的開朗性格的感染，決心要改變英國人的矜持作風。
從英國到法國，情況更是不一樣，談話幾乎都是在飯桌上進行。法國的食文化是與中國齊名的，文人之於美食也與中國同。巴黎每一條街都餐館林立，門面大多不大，但裝潢各有特色。那些教授幾乎每人在附近都有自己經常光顧的餐館，而且每人都是點菜行家，
知道各家餐館的拿手特色。就這樣，我吃了不少不同檔次、不同規模的餐館，菜幾乎沒有重樣的，都精緻而可口。有時談得投機，意猶未盡，接著再到另一家咖啡館喝咖啡，又是一番情調。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訪問蘇聯，印象深刻的是盤子和菜餚的量都大得驚人，就飯量一項，對「老大哥」就得甘拜下風。服務員（當時多為老大媽）還在一旁熱情地勸你多吃。不過到六十年代就大大縮小了，甚至我國代表團的小夥子有吃不飽之說。不知是由於供應問題還是兩國關係惡化之故。以後我再沒去過，不知現在盤中是何光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