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好還是說清楚點，那時，我的領導老出國，一出國都是去考察，我就強烈地建議(好像有三次)他去看看外國的街道有沒有當街晾內褲的，他不但沒有理我，反而越來越恨我，至最後，國外考察報告會也取消了我的資格。
我就這樣被一步步趕出了公務員的大門，並從此開始在全國暴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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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又去了一趟上海，感覺照樣好極了，去時朋友老金就給我說，近幾年的上海，一入夜來會生出一股巨大的吐納聲息，那是一陣低頻的嘯聲，是從肺裡發出來的，是天地常新的吐納，是地氣與人氣的膠合，迫人奮激，震人心魄，引領著人的血液跳舞。我以為一個城市年輕，正該有氣勢和魄力，大概這就是上海給人的最為生動的直觀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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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太讓我留戀了，哪怕只是在紙面上翻翻各路過客的留言，哪怕只是看看各路人馬對它的挑剔或是嘲諷－－我以為，上海是中國當得起任何責難與質詢的地方。
開篇就說：「在上海生活，穿時髦衣服的比土氣的便宜。如果一身舊衣服，公共電車的車掌會不照你的話停車，公園看守會格外認真的檢查入門券，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門丁會不許你走正門。所以，有些人寧可居斗室，餵臭蟲，一條洋褲子卻每晚必須壓在枕頭下，使兩面褲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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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更便宜的是時髦的女人。這在商店裡最看得出：挑選不完，決斷不下，店員也還是很能忍耐的，不過時間太長，就須有一種必要的條件，是帶著一點風騷，能受幾句調笑，否則，也會終於引出普遍的白眼來……所以，凡時髦女子所表現的神氣，是在招搖，也在固守，在羅致，也在抵禦，……她在喜歡，也在惱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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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對上海的印象跟他老哥比也好不到哪裡：「上海灘本來是一片洋人的殖民地，那裡的文化是買辦流氓與妓女的文化，壓根兒沒有一點理性與風致。這個上海精神便成為一種上海氣，流布到各處去，造出許多可厭的上海氣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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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是上海風花雪月象徵的張愛玲說：「上海人是傳統的中國人加上近代高壓生活的磨練。新舊文化種種畸形產物的交流，結果也許是不甚健康的，但是這裡有一種奇異的智慧。誰都說上海人壞，可是壞得有分寸。上海人會奉承，會趨炎附勢，會混水裡摸魚，然而，因為他們有處世藝術，他們演得不過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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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同學《上海人的尷尬》也被廣為引證：全中國都有點離不開上海人，又都討厭上海人，這種無法自拔的尷尬境地，也許是近代史開始以來就存在的。「精明、驕傲、會盤算、能說會道、自由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大起領導、缺少政治熱情、沒有集體觀念、對人冷漠、吝嗇、自私、趕時髦、浮滑、好標新立異、瑣碎、市儈氣……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外地人心目中的上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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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本土持續有影響的王安憶則說到了具體的上海豫園：(她)是供人欣賞精微、欣賞小的秒處，針眼裡有洞天。山重水復，作著障眼法，亂石堆砌，以作高樓入雲，迷徑交錯，好似山高路遠。它亂著人的眼睛，迷著人的心，它是炫耀技巧和聰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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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東平《上海人與北京人》說：上海人的性格特點是：機敏、行動快，具有中國人所沒有的不拘泥於過去歷史的性格，其中有些人愛虛榮，外表的氣派重於實質的內容，有剎那主義的傾向，他們創意優異，但有時也擅長玩弄技巧，也就是說，也有可能進行不負責任的交易，上海人還喜歡乘勢推展的步調，不習慣於樸實和按部就班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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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分析算是一個意見的集合，然後來說說上海的根：大名鼎鼎的余秋雨同學為上海找到的一個源頭是這樣的：
「早期的上海人也就是華亭人。……我認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明代進士徐光啟，他可算第一個嚴格意義上的上海人……今天上海人的某種素質，可在徐光啟身上找到一些蹤影。」接著，余秋雨說，這位對儒學侵淫很深的年輕人拜訪了傳教士利馬竇，知道了「宗教、天文、曆法、數學、兵器、軍事、經濟、水利、無所不及」，然後還「痴痴迷迷」地與利馬竇一起翻譯了《幾何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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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啟當然可以算是上海人的精神之祖，這可能也很巧合，因為他最初的學問是跟數學有關的，可以就近習得「對實際效益的精明估算」，他又是最早跟外國人「混」的，所以，上海很容易就在這兩方面跟全國其他地方拉開了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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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過松江華亭，這地方實則還有一個人，如果是他成為上海人的精神之父，情況又會朝向什麼方向呢？也許與今日就大異其趣了，但可惜的是，他死時太小了，不足以當得父親之任，而且死的時代又靠得太后了。此人就是抗清的小將夏完淳，被捕後毫無懼色，大罵漢奸不止，所留《南冠集》悲愴淒烈，絕不是今日上海的那些風花雪月可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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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確實是有著很濃的洋風氣的所在，外灘一帶的歐洲古典風格的建築群素有「萬國博覽會」之稱，這也使得上海很有文化底蘊似的。洋人帶給了上海人太多東西，因為這地方就是一個最早能大規模跟洋人接觸的地方，很多種語言，很多種膚色雜匯於此，這跟一個從僻遠邊野進城的鄉民炫耀的資本差不多，衛慧也許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國人都該去鍛練身體。我想，其邏輯大致是是這樣的：中國人跟在洋人屁股後邊干了太久的事，受氣也是提面子的事，畢竟，洋人是從更「文明」 的國度來的，這個上海人還是有鑒別的，外國人走了，輪到上海人自己抖起威風來。因為早先什麼都見識過了，一切都照著外國的規格來，面子能撐到多大就是多大，所以衛慧有她驕傲的道理。
也因為有著這個底子，時裝風潮、遊樂方式，或者吃穿用度吧，上海天然地就該引領全國時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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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灘最好說清楚點，這個被稱為「世界萬國建築博覽會」的臨江大道，始建於1845年，當初主要是海關銀行、洋行報館、港口碼頭、飯店總會的集中地，今日的外灘還主要是以此為基礎，並成了上海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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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前後兩次到上海拍就的照片與畫片上的老上海反覆比較著，指認著它的神秘，親近著它的獨特－－這是我熱愛上海的主要方式。
有些地方現在已不能去，當年也去不了，但你總是想去，那是一種尋找與融入的衝動，比如那個由英、美租界結合而成的公共租界和獨立的法租界，進入它就是進入舊上海的一百年時空。西風滋生，洋氣蔓延，各種高視闊步的洋人，跑馬飛車，各種巴洛克式、新古典主義、早期現代派、折中主義的「萬國建築」雜陳其間，洋櫥窗洋文洋貨，路牌、店招與廣告，這一切都把五洋雜處的大上海交融成了一個真正的國際性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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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著模仿老上海賺錢的電視或電影都學會了《夜上海》，這是那個年代的聲息，是那個年代喉嚨裡的渴望，那個年代的心跳，舞榭歌臺，紅燈綠酒，聲色流波，窄窄的嗓音，尖細的唱針，就為著在半明半昧的夜晚，給不盡的情慾一個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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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教會了人們享樂，「不到大世界，枉來大上海；淳淳海派風，濃濃上海味。」這說的是號稱「遠東第一遊樂場」的「大世界遊樂中心」，它曾給幾代中國人帶來奇妙體驗、童年幻想以及對城市的憧憬。戲劇、木偶、皮影、雜技、魔術、哈哈鏡、小吃……你能想到的玩樂都能在此找到。想想，在中國，在近代，還有什麼盛況堪與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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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雜誌，老封套，《良友》，或是舊上海月份牌，或是香菸、肥皂與花露水的廣告，圖片上的女子大都一例的短袖，雪白的臂膀，明眸俊秀，體態嬌媚，彷彿側著身只為著要把你往她懷裡引。她的袍角是生著風的，她的嘴角是微微笑著的，她的眼波，則定是斜斜地飛來，想把你勾著的。許多人就是從這些老廣告女郎開始愛上上海的。
我的情況也差不多，可是，一到上海，我卻只顧著尋找最現代的風情－－因為這些東西都是撲面而來的，容不得躲閃，也不需矜持，你的視線就在它的色彩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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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歷史，總是就近地引誘著你，逼使著你去儘可能地瞭解它。
舊上海多黑幫，多燈紅酒綠，多男女浪漫，多慾望糾纏，合在一起，就是上海風情，《花樣年華》、《情深深，雨濛濛》、《像霧像雨又像風》以及更早的《風月》、《搖啊搖，搖到外婆橋》、《胭脂扣》、《紅玫瑰與白玫瑰》、《半生緣》、《海上花》啦，都是用來懷舊的，或是在某種意義上意淫的。
於是，張曼玉、鞏俐、梅艷芳、陳沖、葉玉卿、周迅、趙薇，一人一個上海，或露個虎牙，或扭個腰肢，或塗個紅嘴，或拋個媚眼，或亮個乳溝，或脫個半身，或剪個開衩，都是慾望夢想中上海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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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衩的旗袍是上海的招牌。有人說它是一種厚重的、老於世故的美，「細瘦渾圓的衣型下最適合包裹一顆受著慾念和矜持雙重煎熬的心」。不錯，是這樣的，胡蝶要把它改良成從旁邊開衩，大概魯迅是知道的，所以，要順著開衩往大腿根部一點一點地遞進嘲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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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上海，舊中國的花花大世界，公認的冒險家樂園，最常用的詞彙－－也是同時供批判和引人羨慕的－－燈紅酒綠，醉生夢死，笙歌艷舞，爾虞我詐，很多人只要能把這些詞中的一個跟自己掛起勾來，就不會抱恨終生了。
老上海，大上海，還因為它和世界、特別是巴黎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有人作過認真統計：它們同是歷史文化名城，都崇尚文化、藝術和思想自由；他們都擁有著眾多的大學、文化機構和文化名人；他們都擁有各種宗教的經典建築；都擅長烹飪，崇尚優雅和時尚；都有標誌性的塔；有著名的咖啡館；都有蜿蜒幾公里的著名大樓；都有一流的劇院，有堪稱一國之最的商業大街，甚至大世界和迪斯尼都是一一對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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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臭蟲符是上海的一個老行當，臭蟲俗名臭虱，亦名蟲壁虱，「香娘子」，上海人喜愛睡棕棚，但無奈臭蟲太多，常常把人咬得鼻青臉腫，而且被咬的還多半是窮苦力，於是，賣臭蟲符的人應運而生，這些精明的小販一再強調臭蟲符必須回家後方可打開，否則不靈，於是有買者趕緊乘車回家，打開紙包來看，卻見內裡寫著兩個大字：勤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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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皮包也是老上海一門職業，其法是偷、騙、搶三者的結合，常常的情形是這樣的：在輪船碼頭或火車站，突然過來一人，朝一位婦女懷中的小孩頭上一巴掌，挑起事端，小孩的母親當即不依，肇事者就一邊賠罪，一邊掏出五元錢說要給孩子買糖吃，並強行將錢塞在小孩手中，婦女隨後低頭一看，原來放小皮箱的地方卻只放著一隻咖啡色的大皮箱，婦女又驚又怕地正要查看，於是又過來一位西裝革履的先生，說這箱子是他的，正在這時，又來一個穿鐵路制服的青年對婦女說：「還在這吵哩，我明明看見有人把你的皮箱拎走了，還不快跟我去追？」婦女就跟假冒鐵路人員去追，西裝先生乘機拎起大皮箱－－原來這只是個空套子，是為了把婦女的小皮箱套進來罩著眼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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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皮包讓我想起了另一件事，記不清是哪一年，總之是前幾年，上海的某條街道上張布出這麼一條橫幅：如有人從後邊拍你的肩頭，千萬別回頭。這是什麼意思呢？原來騎車人在等綠燈時，一人從後邊拍，在你一回頭的同時，前邊車兜裡的東西就被另一人順手牽走了。這事普遍到要拉橫幅，也是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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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把上海當作國際大都會的主要是外國人。愛狄．密勒總結得很好：「上海，這華洋雜處的大都會，這紙醉金迷的遊樂場，這遍地黃金的好地方，正是冒險家的樂園……最愚蠢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變得聰明；最忠厚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變得狡猾；最古怪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變得漂亮；拖著鼻涕的小姑娘，不多時可以變成捲髮美人；單眼皮或扁鼻子的女士，幾天後可以變成儀態大方的太太。」
這些說法在類似《子夜》的小說中有著充分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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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曾是個花花世界，嗜嫖成風，賈客、名士、官員、包括革命者，沒有不喜歡嫖的，公開的方式就有叫局、吃花酒、打茶圍、聽書、弔膀子，其中有些「科目」也為工匠車伕之類的人而設，大家都有得玩，玩得火的，還要爭風吃醋，不惜傾家蕩產也要把個花花妓女娶回家去，娶頭牌戲子大概就是這麼來的，當然，戲子歷來都是跟文化嫖客連在一起的，比如，什麼開花榜吧，文化人的那個勁頭可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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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清代末年間有稱為「書寓」的高級妓女，主要以彈唱陪客為主，賣唱或加上賣身，漸漸就有了些名妓，於是就生出些無聊文人，辦報吹捧妓女，或公開選舉妓女中的「四大金剛」、「花國大總統」、如1917年第一屆的「花國總理」王蓮英，出客赴宴，珠光寶氣，還和當時一位震旦大學生閻瑞生如膠似漆，誰知沒過多久，閻瑞生就把王蓮英帶至郊外，夥同早埋伏好的同夥將王蓮英勒死實施搶劫，後真相暴露，閻瑞生及其同夥被捕，後被判為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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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高級的或有個什麼藝名的妓女，更多的妓女則是被稱為「野雞」的苦出身，她們或是韶華已過的青樓女子，或則太醜，被老鴇看管著，如果沒本事和運氣，一夜也拉不到一個客，就要被老鴇用竹板打鞭子猛抽，這些老鴇十分狠毒，折磨妓女的方法簡直層出不窮，如將老貓放在妓女的褲襠裡，紮緊褲腿褲腰，拚命想逃的老貓就亂咬亂抓，弄的妓女常常下身血流如注，更有甚者，她們還會將頭髮剪成細渣，撒在妓女的陰道裡，使其奇痒難忍，只有拚命地接客，方才得以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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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樂門舞廳是上海著名的綜合性娛樂場。1932年，中國商人顧聯承投資七十萬兩白銀建成，號「東方第一樂府」，最大的舞池計500餘平方米，舞池地板用汽車鋼板支托，跳舞時會產生晃動的感覺；大舞池周圍有可以隨意分割的小舞池，既可供人習舞，也可供人幽會。舞廳有過許多光輝的歷史，張學良時常光顧；陳香梅與美國飛虎將軍陳納德在此訂婚；徐志摩與陸小曼是其常客；卓別林夫婦訪問上海時也慕名到此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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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樂門舞廳還培養出了許多娛樂明星，如梁實秋晚年的妻子韓菁菁就是著名的百樂門「一代歌後」與「大眾情人」，她11歲那年，就曾在3000多名應考者中以《賣鞋歌》、《夜來香》、《海燕》三首歌脫穎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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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上海這個花花世界，人口稠密，到處都是露天唱曲賣藝的，什麼寧波灘簧蓮花落，揚州花鼓淮揚腔，常錫文戲的篤班，紹興亂彈小堂名，以及蘇灘、本灘等等，整個兒一個江南民間曲藝大舞臺。
如下這些小知識是那個年代最需要隨口而出的，否則別人會以你不齒，因為你竟然連這些都不知道：杜月笙最愛吃的是德興館的生炒圈子、糟缽頭，阮玲玉偏愛的是美心酒家的雲腿青魚餃、紫蘿金針菇，汪精衛最欣賞的是松鼠魚、鳳尾蝦和美人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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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話說：一隻破箱進上海，滿船財寶返故鄉。這絕不是幾個上海流氓大亨的神話，其中也就包括好些外國人。
1874年，一個叫歐斯愛．哈同的英國籍猶太人從印度來到上海租界準備發財，他最初
在一家洋行裡看大門，業餘做點煙土生意，幾年之後他把積攢下來的錢款一次性投資購買了當時還十分荒涼的南京路西段地皮，19世紀90年代，哈同的主要精力就只夠用來數錢了，當初以每畝20兩銀子買來的土地已漲了兩萬倍。於是，遠東第一富翁就這樣誕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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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亨一詞可能就於同期出現，其最初意思是專稱為霸一方的幫會頭目或達官巨富的。但它的來歷卻很有趣，19世紀中葉，英國人約翰．亨生發明瞭一種名為 「亨生」的馬車，這種在車後駕駛的雙輪小馬車進入上海後，被稱為「亨斯美馬車」。第一個擁有這種馬車的華人是《申報》老闆史量才，而且是花費了數十萬銀兩從一個德國人手中買來的，於是，當時的上海人就將擁有這種馬車的人稱為大亨，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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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就說到了幾個著名的大亨。
張嘯林綽號「三色大享」，浙江慈溪人，1912年隨青幫流氓季雲卿到上海，先做鴨子賣補藥，一步步混成法租界青幫頭目之一，開賭城、辦妓院、玩女人。其涉獵過的生意有鴉片、紗布、交通、銀行等，上海淪陷後組織「新亞和平促進會」，為日軍購運軍用物資。後接受日偽委任，準備出任偽浙江省長。1940年8 月被國民黨特務收買其保鏢林懷部，遭槍殺而亡。電影也是這樣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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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流氓大亨」黃金榮，1900年法租界擴張，決定招募華人巡捕。曾當過裱畫匠，後又在上海縣衙門裡做過一陣子捕快的黃金榮隨即被錄用。黃金榮長得五大三粗，但腦子活絡。他用「黑吃黑」網羅線人，用賊喊捉賊的辦法提高自己的威信，並因破得幾起大案，而升任華探督察長，從此飛揚跋扈、膽大妄為，自稱 「天字輩」青幫老大，此後，他利用手裡的權力，販賣鴉片、開設賭場、合夥開跑狗場等，不到幾年就成為上海灘裡的頭號大亨。直到他60歲生日後去職督察長，法巡捕房警務處還繼續聘請他擔任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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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是近代上海青幫中最著名的人物，十四歲到上海十六鋪鴻元盛水果行當學徒，日夕與流氓、歹徒為伍，後進入黃金榮公館，得其賞識，負責經營法租界三大賭場之一的「公興俱樂部」，慢慢發跡，販賣鴉片、開設賭臺，並善於籠絡社會上各種人物，如善待下臺總統黎元洪，多年來堅持購買預防傳染病的藥水送到浦東老家免費發放。每逢上海及附近地區發生災害，他必定出面組織賑濟，有時出面調解勞資糾紛，並一改傳統流氓打扮，身著長衫，廣結名流，大學者章太炎、名士楊度、名律師秦聯奎都是他的座上客。他甚至還出錢購買了1600套《魯迅全集》。但這些都不能掩蓋他的罪行，他設計騙殺了上海工人運動領袖汪壽華，第二天凌晨「四．一二」政變發生時，八十萬人的總工會一下子陷入了群龍無首的境地，幾千名工人慘遭殺害……杜月笙為此得到了蔣介石的褒獎，被封為少將參議；黃金榮看到了自己門下的老辣，就此退隱；杜月笙一下子躍為幫中第一人。後又創辦中匯銀行，涉足金融業。1937年日本發動上海的「八一三」事變後，杜月笙參加了上海各界抗敵後援會，參與勞軍，籌集了大量毛巾、香菸、罐頭食品，送到抗敵後援會。他弄到一些軍中急需的通訊器材、裝甲保險車送給抗日將領。他應八路軍駐滬代表潘漢年的要求,將從外國進口的一千副防毒面具，贈送給八路軍使用。上海淪陷後，杜月笙拒絕日本人的拉攏……
總之，這是一個極其複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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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又是專門叫人憐惜的－－因為幾個著名的女性。
胡蝶，原名胡寶娟，廣東鶴山人,1908年生。從1924年至1965年，相繼拍攝過《戰功》、《秋扇怨》、《梁祝痛史》、《珍珠塔》、《火燒紅蓮寺》、《歌女紅牡丹》、《自由之花》、《落霞孤騖》、《啼笑因緣》、《女權》、《胭脂淚》、《錦繡天堂》、《街童》、《兩代女性》、《後門》等影片， 1933年英商中國肥皂公司發起的力士香皂電影明星選舉及1934中國福新菸草公司發起的中國電影皇后競選中，她連得兩元，被人們稱為「老牌影后」。 1960年，《後門》一片獲日本第七屆亞洲影展最佳影片獎，1965年，胡蝶正式告別影壇，到臺灣居住。後隨兒子到加拿大定居，1986年出版回憶錄，同年獲臺灣金馬獎，1989年3月23日在散步時跌倒引發中風，隨後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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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玲玉，1910年生於上海，祖籍廣東中山縣，少女時代歷經貧困與屈辱。自16歲伊始，共出演《掛名夫妻》、《自殺合同》、《故都春夢》、《野草閑花》、《人生》等29部電影，塑造了從農村少女、丫頭、女工、女學生、小手工藝者、女作家到交際花、歌女、舞女、妓女、尼姑和乞丐等角色－－這些角色都有一個悲慘的結局，這些結局似乎也影響到了阮玲玉本人，她從一開始就婚姻不幸，張達民把她當作搖錢樹，唐季珊把她當作專利品，社會上各種流言蜚語、黃色報刊的攻擊，終於逼使善良而懦弱的阮玲玉不堪忍受而服毒自殺，年僅25歲。
阮玲玉曾有一隻小籐箱，裡面裝滿了青年男子對她吹捧與求愛的信，她既不加以嘲笑，更不忍心撕毀，加把鎖，一直隨身帶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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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悲劇主角是周璇，她生前拍攝了四十多部影片，錄製了兩百餘首歌曲，從懂事起她就在尋找自己的母親，以證實自己的出身，至1945年拍攝《鳳凰于飛》，幾乎是用影片的方式公開尋母，仍舊未果，事態炎涼，周璇整日以淚洗面，悲苦哀泣，終至絕望，於1957年9月22日發瘋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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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要說到張愛玲，原籍河北的她家世顯赫，曾祖母是李鴻章的女兒，祖父為清朝大員。童年時在北京、天津度過。1929年遷回上海。中學畢業後到香港讀書。1942年香港淪陷，未畢業即回上海，開始文學創作，1950年參加上海第一屆文代會。1952年移居香港，1955年旅居美國。1995年9月8 日，被發現老死於美國洛杉磯公寓。
張愛玲已被公認是上個世紀以來最優秀的作家之一，她一出生似乎就陷入了悲劇，童年時父母離婚，父親一度揚言要殺死她，逃出來投奔母親，母親不久就又去了英國，她本來考上了倫敦大學，卻因為太平洋戰爭只得去讀香港大學，要畢業了，又遇香港淪陷，她與胡蘭成的婚姻也是一個不幸……好在讀者睜眼，自她被從宣傳機器的重重重壓下透出一點氣來，就一直是最受歡迎的幾位作家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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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個美女陸小曼，一九○三年九月出生於上海。通法文、英語。九歲由父母作主嫁給江蘇無錫人王賡。陸小曼對他敬多愛少。徐志摩與王賡是好友，日久生情，徐志摩試圖遠赴歐洲逃避，但終因陸小曼病重又奔回北京。後，兩人終成眷屬，卻又讓徐志摩的嚴父不待見，被禁錮在老家浙江海寧硤石，自負自尊的陸小曼隨即染上肺病。後，過慣了豪華奢侈生活的陸小曼要求到上海生活，徐志摩只得花月租100多大洋租了一層樓，又雇了十四個佣人，養了車，陸小曼每天總是跳舞、打牌、票戲到半夜三更，還因體弱多病而染上毒癮，揮霍無度，逼得徐志摩南北奔波賺錢，最終為貪便宜，搭了一架免費的郵物飛機而意外死去。
徐志摩一直想改造陸小曼，陸小曼一直躲避，但她終於徹頭徹尾的洗盡鉛華－－謝絕一切交遊，素服終生地整理徐志摩的文集，以此來表達她遲來的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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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正提到過商務印書館曾雇佣的一位叫黃警頑的專事應酬的人。「只要他見過一面，雖隔了若干年，偶又相逢，不必再請教尊姓大名，即隨口而出，稱呼什麼兄，什麼先生，連對方的工作職位、居住地點都一清二楚。」十里洋場就這麼鍛練人，當然，這主要是得益於上海人能有這樣的精明「慧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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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開(足旁)人《近十年之怪現狀》寫到一個陳雨堂，長時間困頓，好幾次想去跟一個熟識的伊紫借點錢，都沒有成功，因為他是窮人，可後來，陳燒著高香要去山東做官了，伊就主動地把錢送上來了，因為，不久以後，這當初的窮朋友說不定就有用得著的地方，至少，也算攀了個高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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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第一次到上海。
方言從來都是一個最近的入口。上海話的爭論一直很火熱，有人說上海人就是拿這個來跟全國人民劃清界限的，據我看這說得有點過了，上海人在一起只講上海話，跟任何方言區的人見了老鄉講方言是一樣的習慣，方便親切，不值得誇大。當然，上海話確實難懂、難學，客觀上也清晰地把外地人和上海人分開了，成就了部分事實上的 「排外」功能。在這之前，我學會了很多種方言，但上海話對我真是個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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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從另一個方面來反證，文化基礎好的地方總是不那麼擔心方言的「土」，不怕嘲笑，上海人可能有這點基於對文化的信任以及保守，再則，上海人又不是不說普通話，不但要說，而且還要說英語，甚至日語，這也是一種胸懷與文明積澱，它不是某些人理解的急著用語言同別的地方拉開距離與層次，而只是客觀上跟世界更同步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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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除了說人是外地人，不像個上海人(這裡是把上海人當品牌的)，還會罵人是窮人，這有可能是你真窮，可能是你摳門。所以，他們罵乞丐理直氣壯，乞丐均愧色而退。在這一點上，窮人和乞丐的分別是很小的，所以，他們要看不起你時，你的地位一下就沒了，可是，你要有一天請他一頓天價的晚餐，他立刻就對你恭敬起來。
這算是一些複合現象，可能是夾生的市民化、洋化、奴化的綜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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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的「排外」還有一大罪證是把一切外地人都稱作鄉下人。這也要客觀分析，有那麼一點這種心理不要緊，因為這東西是維護一種地域文化心理的稀缺資源。從歷史來說，鄉下人遭上海人看不起，在很長的時間內是上海在殖民地時期的跟國際風潮同步，幾十年繁華舊夢，張愛玲的舊式女人，殖民地建築，本土的黑社會與娛樂場，形形色色的洋玩意兒，讓上海人開了眼，得了洋風氣之先，自然就比外地人多了見識。最方便地把這種反差表述出來，「鄉下人」稱呼當然是一個最優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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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要是今天還以為上海人有著這種粗陋而不合適宜的意識，那就太看不起上海人了，人家那是什麼地方啊？歐風美雨的可比一般地方沐浴得多了去了。而市場經濟跟世界同步的結果是現代意義上的自由與平等等觀念，不是我們再小家子氣地以為他們還處在那個舊上海。
現在的等級意識主要是由金錢造就的，所以，在上海發了財的外地人非但不會有身份上的低人一等，反而有可能要把窮土著看作鄉下人了。這時，還在統一著口徑說上海人把外地人稱為鄉下人，就有點不負責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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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一般地稱「阿姨」是特指的保姆。這跟其他地方尤其是北方不一樣，在北方，人們注重親情，所以，保姆跟當地的人結婚，或是在一個教授家一邊保姆一邊就考上了大學，這樣的新聞不是一起兩起，而安徽保姆還幾乎成了一個品牌。只有上海不會發生這樣的奇蹟，保姆，就只是保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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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人的眼裡，保姆只是一種極為低級的職業，上海一個現今相當有名的女大膽作家，第一次見面就給我餵大麻，我只想跟她聊聊她第一次到上海做保姆的事情，結果她大為生氣，大麻也不給我吸，還拂袖而去了，我十分奇怪，這有什麼好丟人的呢？常人感覺丟人，你一個作家怎麼也這種感受？而且我問這話也有我的道理，畢竟我可是什麼苦活累活都幹過，甚至被幾個女演員攆得團團亂躲，這些我都還從沒叫過一聲苦，有啥？交流一下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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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女人見人有一個習慣，那就是盯著對方的衣服看，把這當作閱讀一個人秘密的所有材料，這對於像我這種故意打扮得很邋遢的人就機會不公平了，當然，我是特例，只要開口說兩句話，情況可能就會發生變化，喜歡我的第一個上海姑娘就是這樣上勾的，我過後還給她說，你對男人幽默的要求還很高的嘛！她說那可不是？你想想，不是個實用的短期情人，我還敢相信你每天都這麼好玩？我就說，最好的幽默我只留著來騙美國姑娘。這件事就不多說了，我也是後來才注意到上海姑娘原來真是為了穿著而不惜傾家蕩產的，所以，不是有人說嘛？上海女人所有打頭都在身上，家裡要著火讓它燒吧！不過燒之前她們肯定會給財產保個高額點的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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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女人上商店可不僅僅是去購物，它本身就是一種休閑的方式，去看看最新款式，去吸收點新潮元素，如此等等，也正因為這個原因，法國老牌時裝雜誌的《EILE》大陸版在1988年就在上海創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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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重利益，重到要把利益看得甚於一切，一見面就可以談了，我以為這裡邊有一個十分重要的觀點，那就是一切交給市場來辦，利益會阻止人們做壞人，利益會自動調節社會的需求與冷熱，利益才可以更好地合作，當然還可以這樣不停地列下去，說來說去都是市場經濟觀念比其他地方人吃得透，不相信人，不相信德，只相信制度與規矩，從這一點來說，深圳離上海確有很大的距離，它的觀念就沒有這樣徹底，所以，深圳有時會暴出一些讓人齒冷的低級新聞，或是出現一些非人道的政府不作為或亂作為。
至於上海人罵人「癟三」，加上前邊的「鄉下人」，都直指貧窮為不齒，其實全國人民心同此理，不過是一兩個稱呼的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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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市儈當然也有我很不喜歡的，第一，他們還禮太快了。別人上門送情，必出門就還禮，沒有合適的禮品也要臨時去買，大致價格相當而略貴些。我曾接到一個上海姑娘托我轉給另一個要結婚的四川姑娘的禮物(我不知這兩個姑娘為我沒給她們中的一個結婚有什麼想法，我這人面子薄，很不好意思當面問，其實又很想知道，當然，結婚這種事對我來說膽量還需要大力訓練，那麼多人都敢結婚，我不應該這麼怕)，上面還連著一個標價牌，我一把就扯了。後來想起來確實不該把這個小牌子給扯了。
我為什麼要說這個習慣不好呢？在天津一章中我還會說，急於還禮是一種忘恩負義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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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人情是被置於一種高精密的儀器中測量的，這種儀器叫度量衡，度是揣度，量是丈量，衡是找平。比如，別人請你吃了一頓飯，他為什麼要請你吃這頓飯？此為揣度；他請你這頓飯花了多少錢？這是要留著丈量的；最後，我又在什麼地方回請他？而回請就有回請的規矩了，首先是地方要略好，而且價要稍超，這就是錢鐘書所謂請飯如播種，普撒一遍，挨著收穫，而且收穫越來越大。這顯然都是經過民間反覆計算和實踐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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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利的宿根當然還零散地深埋在上海的地下，比如，偶爾有人給你指了路要向你收錢，這就有點不好。還有一個例子是上海市第13屆中學生作文競賽，題目本是要求介紹一種技能，結果，作文多有如何作弊，如何騙人，如何吸毒的內容，看得老師瞠目結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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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才說我最初把上海女孩想成什麼了？莫泊桑說，站在櫃臺邊的女孩，目光中總有一種期許，沒有親情的單調午餐以及乏味的男店員，這使女櫃臺人員嘴角都自然帶有某種憤怒，一種想撕咬人、罵人的慾望(那麼多人都在說某地售貨員態度如何，由此可知態度好的反而都有問題－－她奉行的那些微笑很可能不是真心的，而付出極有可能是以麻木、變態等心理問題為代價的)，不知怎麼我就喜歡上了這種姑娘，而且我二十歲左右就肯定了這種姑娘只能到上海去找－－我那時哪知道北京的姑娘－－不但是售貨員，還包括餐館的服務員－－都可以朝我吼「自己去看」、「自己去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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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可以不怎麼穿，但一定要得體，有棱有角，要看得見牌子，頭要修剪，襯衣要燙，釦子要得法，皮鞋更不得馬虎，總之，衣冠禽獸、人模狗樣都不是罵人，這是為別人著想，當然，只有一個例外，如果你是名人，你就可以穿得很隨意了，這又成了別人為你著想。每一個環節都是有利益交換的、比照著的、互動著的，這也是一種規則，一種公認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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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一直跟著美國人看《慾望城市》，城市，國際大都會，就該從慾望上去想辦法，讓每個人都充滿慾望，當然，這是這部電視連續劇的被拔高了的意義，它的教育意義更多的是在更細小的地方，比如，它教會了更多的普通上海人到大賓館去吃早點，他們只要踏進這個地方，本能地東張西望了，他們於是就已被訓練得差不多快優雅了，因為他們又比別的地方人更多地掌握了「你用什麼來證明自己」的方法，不用再說吃啦穿的形下之物，慾望首先是為望眼而生的，其中心詞只有兩個：看與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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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的大都市特色也包括一般不往家裡帶客人，有人說這是因為上海的房子都太小，不好意思把客人帶回來，我不這樣看，皮蓬跟喬丹打了近十年球，去過喬丹的家嗎？科比跟奧尼爾做隊友也不短，只去過一次，還惹了事。家是什麼啊？貧窮時代互相取暖的一個容器，而且比心理容器更管用，這說明心靈的層次很淺，所以，才把將別人帶回來視為一種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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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是超越了這個的，是比這要求更多的。他們去一趟北京、香港，回來會炫耀嗎？不會，能記起的反而是香港人如何對上海的鍾情，至於北京或是其他外地，要對上海集體貶損，他們才不會在意。想想，你要說某人的城市不好，會有多少地方的人會跳起來！可上海不會，你儘管罵，說不定再過幾年，他們還會為你罵它而給你設個什麼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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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侃上海人的一些小市民習氣也是全國人民的一大樂趣，什麼上海會議代表搶會議餐，搶蝦吃，還強調自己吃得少；即使是個會議照，上海人也想法往中間靠；還有，上海人請客，如果不是生意上的，有可能會把你叫去一家沒什麼人的餐廳，點幾個菜，看著你慢慢地吃，然後一邊說，我吃過了。實際上，他帶你到這家餐廳也是早就偵察好的，他甚至還有第
二備案，就是那裡比這更便宜，只不過，算算車費又確定了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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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這都有些什麼呢？上海人不爛酒，一路來都吃得快，趕時間嘛！至於吃蝦，這東西冷了就腥味兒，搶著吃是科學，會享受，照相之類，以上海為中心，也沒什麼不好，別的還有上海同學遇不認的字自己查字典，不與同學一起消費，即使消費也要看好是不是平攤。這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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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說上海人重實用還不準確，因為他們還要講求浪漫，這就使得他們的生活總是像安排在一方郵票上似的，比如，本是用來吃飯的餐廳，他們硬要從中去生出求婚的功能，而且是哪個年齡該上哪家餐廳，都分得一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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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在很多地方都很對我的胃口，比如，他們比較服大哥，不論你通過什麼方式證明了你是大哥，他們就會對你另眼相看，給你當眾擠牙膏，端洗腳水，旁若無人，好像是你幫他看清了他的本事，比如只適合做買辦什麼的，當然，他是有野心的，他只是暫時服你，為的是從你這裡學兩手，日後他一定會想法去生個自己的圈子，也當一回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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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規矩，必須要照辦的，從前是這樣，現在還是，這就說明它是禁得起考驗或是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上海有好幾年都沒有像北京似的到處翻挖開修了，一次性搞好，一次性形成規矩，這才是最省力的，我哪怕只為這個也極喜歡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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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歡上海人還因為他們常常能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做出你意想不到的事，或是你想做而不敢、不方便做的事。兩人鬧翻了，從前的交往便都要用來當眾清算，什麼哪天哪天你幫我買回來一兜子饅頭，而我另一次是給你買回的花卷，你雖然只抽了我兩支煙，但比你給我的三支煙還多出幾分錢，逗這種帳時上海人都很認真，利益基礎沒有了，友誼、感情全都四散凋零。正是「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恆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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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呆在上海的時候，聽說過這麼一起新聞，我最後想了很久，發覺這事本來像是我幹的似的。
新聞中說到三個人，鄧同學與譚同學、瀋同學相約到有地毯的邵同學家去玩。因要脫鞋，邵家此時已有一客人王同學的 「地愛多娜」運動鞋就已擺在那兒，鄧同學一見，便要借該運動鞋以便去舞廳瀟灑走一回。王同學當然不干，穿好鞋子就想走，鄧、譚二同學立即上前阻攔，一定要王同學脫鞋借給他們3天。王同學不從，鄧、瀋、譚三同學就聯手，將沒守住高檔運動鞋的王同學砍傷後跑了。
因為要讓這新聞有頭有尾，後來三同學就被抓回來了。這只是個新聞，說明這類事情有些影子，但不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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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的很多生活習慣與性格還與他們的居住有關，最典型的是石窟門建築，沒有專門的用餐地方，沒有廁所，也沒雜物間，幾口人把房子用木版隔一下，做什麼都不敢用勁出聲，公用的龍頭處、倒尿間總是擠擠密密，眉毛不對眼睛，瞅著瞅著就不順了，或吵或鬧，總之彆扭幾下，心裏的窩囊翻個個兒，人就要舒服一些，這也就是上海人談事情前的計較，主要是為著後邊順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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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守時，懂得節約時間，這有殖民時代的生活節奏影響，也跟後來上海的鐘錶業發達有關－－別小看了這一條，我從前跟父親抱怨說我時間不夠，父親常常都是這樣回答我：時間不夠用，再去買只表。這表就主要指的是上海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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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錶是很準確的東西，當然也古板，他們沒什麼表情，木訥而功於心計，按部就班地做著一切，所以幸好他們懂算計，算計著一切，也就不怕沒什麼根，有這麼市民化的生活，一切就已足夠了。當然，鐘錶還帶來「顯擺」，有點品味的一兩樣舊式傢俱，幾個老祖傳下的座鐘或老式唱機，一遍一遍地擦得鋥亮，供在最顯眼的位置，把個上百年不到的年輕古董硬生生地顯擺成金不換。這就叫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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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時鐘，還有一個著名的故事，說的是上海航運業的一個工人，司職舵手，由於擔心遲到，所以，一口氣買了五個鬧鐘，置放在臥室裡，這都不奇怪，奇怪的是他還一口氣堅持了三十五年，我覺著這事真的只有上海人能做出來。
至於五口鬧鐘，現在都已被收入上海博物館了，而在這三十五年當中，這些鬧鐘壞過沒有，它的主人沒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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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擠車，還不如說在大城市擠車的經歷都差不多，有什麼辦法呢？不擠上不去，常常都是這樣的，車還未到站，人群就帖著車身一分一寸地跟著，把著，腦袋使勁往門上靠，這是最裡邊的一層，或說是被推來搡去的人群眼中的就快得到實惠的一群，每個人都想成為這一群中的一個，都想搭上這一輛，都奮力向利益中心擠過去，於是，緊張、憤怒、責罵、木訥、懊惱，比較起來，當然寧要實惠，也不要這一堆情緒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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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老說「不得了啦」，其實屁事沒有，也許是張三走路濺了幾腳泥，也許是有人趕了一頭騾子從巷道進來了，總之，都「不得了」，這其實是洋人時代的一個活的語言化石，只有犯了跟洋人有關的事，那才真不得了，至「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就有點嚇傻了，這樣，又過了幾十年，才又恢復了「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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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有一個知名的交響樂團，比起北京的同類樂團來，上海有足夠的生存空間供它生長得很好，最近的新聞是把個音樂廳整體平移了一下，想想別處直播定向爆破，而它直播的卻是連地氣也一併搬移，這就足以給人一個信心，即使海平面再上升，把上海淹了，也還可以整體平移出一些東西，當然這也提醒上海，金茂之類的大樓也許就不要再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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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到底有多大吸引力？最近的一個出租司機給我們提供了一份獨特而珍貴的參考樣本：僅僅是因為聽客人抱怨了幾句在上海如廁難，這位司機就茶飯不思地只想著怎麼來解決這個問題，隨後，他花了兩年時間繪出了幾十公斤的上海廁所分布圖，拿到測繪局一問，不標準，於是，他又推倒重來，並邀約上了別的出租司機，又耗時費神若干，終於完成。
這份上海廁所地圖後來就做成了書，並在短短的幾天中，就銷售了七萬多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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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還有一點是跟現代意義上的公民習慣靠得很近的地方，那就是不涉他人是非，不露自己隱私，使自己和他人都有一定的安全距離，這個習慣在學術上的養成余秋雨說得很明白：「在文化學術領域，深得上海心態的學者，大多是不願意去與別人『商榷』，或去迎戰別人的『商榷』的。」當然，他自己可能是個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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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來不及說更多的東西，但有一樣必須要說，那就是上海的房地產，很熱的產業，可是在它的廣告上，經常能看到「配套一般」、「生活環境有待改善」等字樣，我以為到處看謊話看多了，看上海人這種實話反而有些不習慣了，我想，這可能跟上海居住著一個提倡說真話的老人有關。
因為上海的真話，因為上邊所講到的一切，我想，這可能是我系列流浪的最後一個定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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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個人我要單獨說說，也就是傅雷，從某種意義上，寫上海的別的部分我都可以舍去，獨獨這一篇不捨得。我至今把傅雷看作是中國現代民族音樂的教父，我認為中國所有的音樂學院必須盡快地開設傅雷談音樂一課，至於講些什麼內容，我隨手列下一些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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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傅雷教會了我們什麼是古典音樂：「古典主義應是希臘精神包含的樂
觀主義，愛好的是健康、自然、活潑、安閑、恬靜、清明、典雅、中庸、條理、秩序……誤解古典主義精神為古板、嚴厲、純理智之人，實際是中了宗教與禮教之毒，中了禁慾主義與消極悲觀之毒，無形中使古典主義演變為一種清教徒主義，或是迂腐的學究氣，所謂的學院派……分不清這種區別，對任何藝術的領會與欣賞都要誤入歧途，更不必說表達或創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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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音樂理論落後或與實踐的脫節，傅雷質疑道：「要說中國人頭腦不夠抽象，明代朱載育(土旁)的《樂律全書》偏偏把音樂當作算術一般討論，不是抽象得很嗎?為何沒有人以這些抽象的理論去付諸實踐呢?西洋的復調音樂也近乎數學，為何法蘭德斯樂派、義大利樂派、以至巴赫、韓德爾都會用創作來做實驗?是不是一個民族的藝術天賦並不在各個藝術部門中平均發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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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於樂器之粗陋與落後，「一定要把土樂器提高，和鋼琴、提琴競爭，豈不勞而無功?抗戰前丁西林就在研究改良中國笛子，我那時就認為是浪費。工具與內容、樂器上的民族特性，顯然關係極大，但是進步的工具，科學性極高的現代樂器，決不怕表達不出我們的民族特性和我們特殊的審美感，倒是原始工具和簡陋工具，賽過牙齒七零八落、聲帶構造大有缺陷之人，儘管有豐富的思想感情，也無從表達，樂曲的形式亦然，總是把民間曲調記錄下來，略加整理，用一些變奏曲的辦法擴充一下，絕對創造不出新的民族音樂，我們連『音樂文法』還沒有，想要在音樂上雄辯滔滔，怎麼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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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音樂被戲劇侵佔，「我們的音樂不發達，是否同音樂被戲劇侵佔有關呢?我們所有的音樂材料，幾乎全部在各種不同的戲劇中，所謂純粹的音樂，只有一些沒有譜的琴曲，其他如笛、簫、二胡、琵琶等，不是簡單之至，便是外來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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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關於神話劇改編，「新編神話劇《白蛇傳》，古人編神話劇仍顧到常理，二十世紀的人改編反而不顧一切，視同兒戲……總而言之，無論思想、精神、結構、情節、演繹、演技，缺點太多了，真弄不明白劇壇老前輩的藝術眼光與手腕會如此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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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關於音樂的身體表達，「練琴重在於內心的修養，手的緊張和整個身心有關係，不能機械地把它孤立起來，練琴的時間不能過多，不能過少……你的身體居然不搖擺了，這不僅是給聽眾的印象問題，也是一個對待藝術的態度，掌握自己的感情，控製表現，能入能出的問題，也具體證明你能化為一個意念，而超過了被音樂帶著跑，變得不由自主的階段。(胸中的感受不能完全在手上表達出來，自然會搖擺身體，好像無意識的要『手舞足蹈』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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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關於以音樂為職業。「我從來不許他(指傅聰)選擇了彈琴作為終生事業，直到他十六歲，我對他的傾向與天分不再懷疑才准許……看著周圍的青年，很少真有希望的，不是指『專業』，而是人格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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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關於填詞，「對古詩詞的平仄韻腳沒感覺就談不上對漢語的音樂性和情緒有感覺……現代為歌曲填詞的人都是對音樂太門外，全不知道陰平陽仄，以致往往拗口，至於哪些音可拖長，哪些字音太短促，不宜用作句子的結尾，更是無人注意……電台上播送的中譯的西洋歌劇詠嘆調，往往無法卒聽。」
看看傅雷談的有關音樂的這些東西，有幾樣是有了切實的變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