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俊國：認清中共是清除黨文化的開始
曾經參與六四學生運動，目前是律師的劉俊國說：我們之所以現在要求民主，是因
為共產黨給了我們一個反面教材。共產黨的獨裁統治，幾十年內導致了8千多萬中國人的非正常死亡，還不知道有多少中國人雖然沒有失去生命，但身心受到了創傷。這是一個不可饒恕的罪惡。
劉俊國還從法律角度談了共產黨文化對中國人的摧殘：沒有民主和民主所帶來的對
政府機構、權力的制約和平衡，沒有民主和民主所帶來的對個人生命、財產的保護，對基本人權的保護，法制是一紙空文。中國也有法律啊，中國也有憲法啊，中國的法律也規定中國人有說話、集會、新聞、宗教的自由，但50多年的中共統治，我們什麼時候得到了這種自由呢？沒有。
劉先生進而舉了最近發生在中國的一個法律案件：一位被冤屈入獄11年的中國農民佘祥林(音)，出獄後面對記者提問時，他的第一句話是「相信政府，要相信政府」。他已經為這個冤枉弄得家破人亡，但他居然說的是「相信政府」。這就是黨文化毒害太深了。這就是中國人要醒悟的原因。
聶森：從退黨現象看中共面臨的統治危機
美國天主教大學教授聶森說：在大紀元的網站上現在已經有210萬人公開退黨(團
)了，現在的統計數據是每3秒鐘就有一個人退出中共的組織，每天有近3萬人。退黨現象是中共統治危機中比較典型的一個現象，被在使用最大力量在掩蓋的，是很微妙的在發生著作用，可能是中國現代面臨的最大的一個新聞。並會在不久的將來陸續得到證實。
《九評共產黨》的出版，不僅是第一次系統的分析了共產黨，把中共統治的謎底，
它起家的角色，有系統的寫出來了，出版了書。同時，它還被翻譯成了20多種不同語言的特刊，還有一批人義務幫助推動散發「九評」。這造成了一個很好的環境，讓海外4千萬的華人，還有臺灣、香港、中國大陸的民眾有機會開始看到真相。
陳奎德：事實就是事實，殺人就是殺人。我們要回到常識
21 世紀中國基金會理事，《觀察》主編陳奎德博士在發言中指出，有人認為六四事件已經成為過去，其實六四事件仍然是當代中國政治生活中，包括社會生活中的一個活躍的因素。這一頁並沒有翻過去。因為16年來，每年的六四，全中國上上下下，中國當局、民間、中國的自由派知識份子或者中國的各種各樣的人都想到這個事情，都因為這個事情有很多動作。有些人甚至被驅逐出境。國內有人統計，這16年來中共陸陸續續的抓捕的、屠殺的、死亡的各種各樣的人數，已經超過了 1989年6月3日-4日死亡的人數。這本身也說明瞭這個事件沒有結束。一個事件從來沒有在它的發生地、發生國，公開的傳媒上討論過、辯論過，從來沒有公布過死亡人數，那這個事件怎麼能說是歷史事件呢？當然沒有。
陳先生又說：中共當局除了在仍舊把六四事件鎖入黑箱，希望人們忘卻，掩蓋罪惡外，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似乎出現了發展的局面，中國似乎財大氣粗了，又出現了一些公開的辯論。一些學者開始採用非常曲折的、學術化的、用所謂理論上「反思」的形式為鎮壓辯護。我稱之為「理論上的趙高主義」。也就是把一個非常簡明的是非問題把它模糊化、複雜化，一匹鹿就變成了一匹馬。然而所有辯護的核心就是「我們當初殺人是為了讓其他更多人的長遠利益而犧牲你們」。然而，這種所謂的「歷史決定論」是完全虛妄的，根本不可能是說你犧牲了當下這些人的生命就能確定的保障其他人的長遠利益。沒有這種邏輯鏈條。第二條，誰有權力代表其他或下一代的名義，或以富裕的名義，或以長遠利益的名義，或以其他人的名義來屠殺當下的這麼眾多的活生生的人？沒有人有這個權力，誰有這個權力？誰授權給你？你通過什麼程序獲得這個權力？根本沒有這個權力。所以我們不要被一些花裡胡哨的東西搞亂了一個簡單的常識：野戰軍進入街道殺死手無寸鐵的市民這個事實是鐵板釘在歷史上，你不管用什麼理由來解釋、用什麼反思來弄，事實就是事實，殺人就是殺人。所以我們要回到常識，把殺人就看作殺人，罪惡就看作罪惡。
向東：黨文化滲透在我們的方方面面
六四時期的大學生，《新唐人》電視節目主持人向東說：中共以前指鹿為馬是「我就指鹿為馬了，我就說它一千遍它就是馬，那就是馬了」。那麼現在就是在這個基礎上把一件很簡單的事情學術化了，複雜化了，那麼人們就慢慢覺得是這樣。我舉一個例子，去年香港的經濟學教授郎賢平代表很多中小股民的利益發表很多文章，他認為在中國走向私有化的過程中出現了許多不公平的現象，出現了貧富差距等不應該有的現象。而中國的知識份子在沉默了一段時間之後有些人就跳出來反對他，寫了很多文章說「郎賢平教授反對的是中國經濟改革，反對中國經濟向私有制轉變」。其實郎賢平教授反對的不是這些，他反對的是在向私有制轉變過程中的不公平。這種偷換概念的現象就是黨文化的一個怪圈。
向東進一步說：我們很多人都是在中國大陸長大的，很多的概念，很多的思維方式都是在共產黨的灌輸下形成的，都存在類似的偷換概念，非邏輯的現象。共產黨其實不是一個簡單的政黨，與西方國家的政治集團，黨派不同。美國的民主黨、共和黨等黨派只是提出它的政治主張，我怎麼統治這個國家。而共產黨不是這樣，它不但要管國家，還有管你的人，管你的行為，管你的思想。它還管天管地，它誰都代表了。
拿六四來說，很多人說：我要是鄧小平我也鎮壓。那麼這樣講的中國人有沒有想過你的這個想法是從哪裡來的？這真是你自己的想法嗎？還是你從黨文化裡得到的？
再說說經濟。六四之後，很多人認為中國經濟發展離不開共產黨，大家又有沒有想過你的這個想法是從哪裡來的？你為什麼認定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共產黨帶來的呢？我舉個例子，在許多西方國家的大城市裡都有中國城，而且都是在最繁華的地段。而且建立中國城的這些中國人來的時候都幾乎是身無分文，有些是賣苦力來的。他們在海外用自己勤勞的雙手開創了這樣一片天地，這跟共產黨又有什麼關係呢？80年代的改革，從嚴格意義上來講不是一種改革，而是「松邦」。一「松邦」後中國老百姓的智慧就發揮出來了，用自己的雙手創造了很多社會財富。從一個意義上來講如果共產黨不去管你的話，中國經濟會更好。遭殃就遭殃在共產黨還要去管，它一管就使這個改革出現了許許多多不公平的現象，把國有資產通過一種很快速的方法變成私有財產。
上個禮拜，上海股市已經跌破一千點了，從 2001年最高的時期到現在，很多股民還在希望中共能拿錢來救他們。我看這也是受了黨文化影響。他們不知道中共從改革的一開始，從股市的一開始就注定了有這一天。現在上海、深圳兩大股市加起來不到一萬億人民幣，也就是從2001年到現在它已經蒸發掉一萬四千億人民幣的財產。如果以7千萬股民來算，每一個股民開戶的就損失了2萬人民幣。
所以現在我們不但是自己要脫離黨文化，還要起到一個啟蒙的作用，告訴中國人去除黨文化的道理。要啟蒙就需要後一個平臺，能讓中國人看到。我在新唐人，大家知道新唐人最近跟法國衛星公司的事情，法國衛星公司受中國政府壓力要取消我們對中國大陸的信號。這首先就是我們要努力的目標，保住像新唐人、大紀元、希望之聲，能夠把我們的訊息抵達到中國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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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還宣讀了從中國大陸發來的趙昕、曾仁全、未子游等人的書面發言，回答了記者提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