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曉農：父親陳伯達最後八年(1901─89)

　　記得一九八八年夏天，香港一家刊物在一篇文章中披露，陳伯達曾在內地刊物上發表過文章。為此，引起過某些讀者的疑問。

　　一個從一九七○年起就被打翻在地，關進囚牢，長期受官方文件和報刊批判辱罵不止，十幾年後也不過是保外囚徒身份的人，竟在刊物上發表了文章，這在中國內地似乎是件破天荒的事，這其中的原委究竟如何呢？

　　事情先要追溯到一九八一年六月《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通過。這篇決議有關「文化大革命」的部分在提到「中央文革小組」時，點了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的名字，卻沒有點陳伯達的名字。這是當時中共中央在清理了大量文革時的檔案併進行了許多調查後，鑒於瞭解到的許多過去不為人知的情況，所做的一個決定，即不在這份正式的歷史性文件中對陳進行評價。

　　歷史問題決議通過後不久，七月十五日上午，中央委派兩位工作人員到公安部管轄的復興醫院犯人病房探視了陳伯達，向他口頭傳達了中央精神，其大意是：「這幾年陳寫的東西有些是好的，有些是為自己辯解的，以後不要再在細節問題上糾纏了。對於文革中的事情，有些他是知道的，但多數他是不知道的，這些情況中央是瞭解的。他過去也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與那幾個人是不同的。現在先找個地方住下來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

　　半個月後的一天，恰是白樂天《苦熱》詩：「頭痛汗盈巾，連宵復達晨」的時節，筆者正在石家莊製藥廠針劑車間揮汗做工，廠傳達室轉來一封北京來信。信中轉述了中央的精神和我父親的近況，希望我盡早到京商量父親的治療問題。讀罷信，我對家事稍作安排，向工廠請好假，並開具了探監的介紹信，隨即搭車北上。

　　探監在當時實非一件易事。我第一次探監是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在此之前，有九年多的時間我對父親的下落一無所知，用工廠同事的話說：是「生死不明」。第二次探監是一九八○年五月初，第三次是父親判刑之後不久，即一九八一年三月。幾次探監，其間種種詳情，在此不能備述。這一次該是第四次探監了。

　　我於八月五日到達北京，八月六日一早就趕到了復興醫院，監管幹部卻告訴我，陳伯達已於昨日出去了，現在住進一家大醫院，已不歸他們管了，歸北京市公安局管。我當即按照他們給的電話號碼與北京市公安局王申科長取得了聯繫，隨後按他的指點到北京友誼醫院做了探視。

　　父親住在友誼醫院幹部病房二樓頂西頭一間，房子不大但很潔淨涼爽，通走廊處有帶浴盆的衛生間，下午定時供應熱水。父親自病後已幾年沒洗過澡，現在有了條件，就痛快地洗了個澡。總之，無論是居住條件，還是伙食，與復興醫院的犯人病房比起來，差別是非常明顯的。當時公安局安排科員蕭清河和一位姓趙的同志輪流照顧他。

　　八一年底開始照料父親

　　在我探視陳伯達期間，公安局王申科長與我商議了治療、護理等事項，至於以後怎樣安排，一時還定不下來。幾天後，我又回到石家莊上班。

　　醫院本非久住之地。兩個月後，友誼醫院就催陳伯達出院。陳家早已沒有了住處，家庭成員都四散各地，公安局只得尋找一新的安家處所，考慮到陳伯達腰腿有病，開始還想找平房，但平房實不易找，當時已經天寒，而有暖氣的平房更不易找，幾經周析，最後還是把家安在東郊新居民區一幢六層樓的頂層。

　　根椐中央的有關條文，在徵得我母親余文菲（已於一九四八年與父親離婚）的贊同並對她的生活作了安排之後，一九八一年底我離開了已做工十四年的工廠，告別了在我極端困難時曾給予我生活勇氣和諸多幫助的同車間工友，攜妻帶子，遷來北京，照料已是風燭殘年的父親。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六日，我同陳伯達以前的秘書王保春、王文耀一起，由公安局王申、蕭清河等人陪同，乘一輛麵包車，到中南海西苑門內中央警衛局一庫房領取了上面發還的陳伯達的衣服被褥等生活用品。這些東西有些還能湊合著用，有些則已破損不堪，只能當廢品賣掉。

　　衣物中除了夾有兩本袖珍本《毛澤東選集》和幾冊《毛主席語錄》外，陳伯達過去花費大部分工資和稿費（陳只使用建國初期的稿費，一九五八年以後的稿費都已捐給科學院圖書館）購買的書籍卻一本也沒有。陳平生購買的書籍，以學術書為主，古籍碑帖也較多。碑帖為當世所輕，雖稱文物，卻少有問津者，陳懼碑學衰亡，故留心蒐集。字畫等物陳也少量買過一些。統共算來，陳的文物與他昔日學生田家英的一千五百多件真偽藏品相比，無論數量或價值，都只是田的零頭。

　　陳伯達保外就醫後，每天都要讀書寫作，由於過去的書籍去向不明，書的來源就成了一個問題。他先托熟悉的同志從有關部門借了一部分書，又從當時每月一百元的生活費中節省近三分之一出來，用於重新購書並訂閱一些報刊。直到一九八三年二月，他的生活費增加為每月

　　二百元，購書用錢始覺稍寬鬆一些。

　　出獄後的寫作情況

　　陳伯達保外以後寫作的文稿，研究經濟問題的部分佔有較大的比例。他最初寫的供有關部門研究的建議，大致有三個方面：一是引用大量材料論證在迅速發展的世界新技術潮流中，電子技術起著舉足輕重的主導性的作用，其發展水平的高低不僅對各個工業領域的技術水平而且對整個國民經濟的現代化水平都具有全局性影響，建議國家對此予

　　以充分重視，加速發展和普及電子技術，改造原有企業的陳舊技術；

　　二是建議縮短工時，將八小時工作制改為六小時，或每週工作六天改為工作五天，這樣做的好處不僅是提高工作效率、增加工人休息時間、擴大社會就業面，而且主要是可為提高工人的文化技術水平提供必要的學習時間，以適應工業新技術的發展；三是建議發展中小城市和鄉鎮企業（當時是叫社隊企業），限制大城市的過度膨脹，縮小工農差別，減少工業污染。

　　在哲學方面，陳伯達一九八二年寫了《黑格爾反對絕對化》、《科學．假設．實踐》、《認識的漸變和突變──從〈壇經〉看中國佛學上的頓漸兩派》和批判四人幫以儒法鬥爭解釋中國歷史的《儒法兩家「其實是兄弟」（評四人幫雜記）》。另外，他還寫了些文學評論文章，最初的幾篇是《〈石頭記〉裡的一段公案》、《讀〈儒林外史〉雜記》、《求知難──記讀〈西遊記〉》等。

　　陳伯達在保外就醫的初期，有一條與胡耀邦為總書記的中央書記處聯繫的渠道。他寫作的文稿被直接送交胡耀邦、胡喬木和書記處政治研究室。胡耀邦並多次對他的寫作有過具體的指示，例如胡耀邦曾提出：

　　「陳伯達不要老寫讀書筆記了，可以就中國近代歷史中一些重大的問題，寫些可以對後代起教育作用的東西。」但陳伯達認為當時研究經濟問題更迫切，就沒有及時採納這一建議。陳伯達在一九八三年六月寫的《同痛苦轉變進行搏鬥》一文的篇首，借用西班牙人士的話，強調提出：「出路在於革新。不革新則滅亡。」開宗明義地點明瞭經濟問題的迫切性。陳伯達寫讀書筆記，是想借他人的話來表達自己的意見，因為他明白自己只是個犯人，人微言輕。

　　陳伯達還對一些朋友提出希望他寫點回憶錄，以澄清一些是非的建議，表示不以為然。他說：「有比寫回憶錄更重要的事。東隅已逝，桑榆非晚。我不想浪費時間，也不能不顧大局。有許多事，我自己一人吞下了就是了，應當關心的，不是個人的名譽，而是國家今後的發展。」

　　由於各種複雜的原因，陳伯達與中央聯繫的渠道在一九八四年夏季以後不復存在。

　　和周揚長談四小時

　　一九八一年下半年，中央對陳伯達實行與四人幫有區別的政策的落實情況，曾在高層瓴導閱讀的內部簡報上通報過。作為實行這一政策的推動者之一的周揚，對陳的情況十分關注。眾所周知，周揚是文革時最早被打倒、受衝擊最大的人，而陳也曾在公眾場合講過批判周揚的話。為甚麼周揚會力主對陳實行有區別的政策呢？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些歷史檔案可能不再封存，許多被一時的表面現象所遮蔽的真相有可能昭示於世，到時人們將是會理解的。在此，筆者只談史實，而不加以解釋。

　　儘管實行了有區別的政策，陳伯達晚年仍基本處於與外界隔絕或半隔絕的狀況。凡要求與他相見的人都要經過公安部門的批准。只有兩位他過去的秘書──王保春和王文耀獲準可以經常探望，而王文耀在五十年代曾在周揚處工作過，與周很熟悉。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二日，記得是個星期四，離五一勞動節放假只有一週了，王保春和王文耀於傍晚時分來探望陳伯達。王文耀談到，他最近剛去看過周揚，周揚說願與陳見見面，但周本人並不方便提這個問題。便由陳伯達向他提出：希望見見周揚，請公安局向上級請示，如果允許相見，見面的時間、地點請公安局安排。當天公安局方面答覆說：經過請示聯繫，同意相見，當晚七點在周揚家裡見面。

　　這一天，即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星期五，在陳伯達晚年的清冷生活中，無疑是重要的一天。傍晚六點半左右由公安局蕭鍵和老岳兩人陪同，乘坐警員高英魁駕駛的轎車前往西單西絨線胡同附近周揚家中赴約。

　　按照公安人員的意見，我未能陪同父親前去，只好坐在家中靜等。原估計談兩個多小時也就差不多了，因為周陳兩位都已上了年紀，談話過久會很疲勞。但時間過了十點，外面已是夜深人靜，卻仍不見父親回來，我不免有些著急。一直等到晚上十一點一刻，父親才終於回來，因時間已太晚，父親沒能多談就休息了。

　　第二天早上，父親起床比平時稍晚，吃完早餐，他跟我講了與周揚晤談的詳情。他說，周揚住的地方原是黃炎培先生的舊宅，是個比較大的四合院；晤談是在會客室進行的，參加的共有四個人，除了他和周揚外，還有周揚的夫人蘇靈揚和周揚的秘書譚小邢；同去的公安人員沒有在場，他們在另一間房子休息。

　　陳伯達向我講述的他與周揚談話的內容，我曾簡要記下一些。

　　陳伯達對周揚談到做中央文革小組組長時說，周總理找我談話三次，要我當組長，我都拒絕了。最後周總理說：「你是共產黨員，難道中央不能安排你的工作嗎？」他這樣說，我無法再推辭，只好當了。至於排第四位，開始調整常委的名單就是把我排在周總理後面，我不同意，找到主席，說無論如何不能把我排在那樣前面。主席拿起筆來把排在最後一位的陶鑄同志的名字勾到我的名字前面，對我說：「你看這樣行了吧？」打倒陶鑄同志是後來的事。

　　對於監獄中有所優待，陳伯達說，我自己以為優待我是因為我在阜平時救過毛主席。四八年春天國民黨飛機轟炸阜平，那天早上我聽到飛機響，趕緊跑到毛主席那裡，他正在猶豫，我說飛機就在頭頂上，要趕快走。他聽我一說，就走了。他繞過一道牆，聽警衛員說我還未走，回頭喊了我。我催他快走。看到他已走到安全地方，我趕快離開，剛跑到院子外，炸彈就已經投下來了，正好炸在院子當中，房子玻璃全被彈片打碎了。如果晚走一步是很危險的。這件事本來從沒有對別人說過。七一年逮捕我，我在監獄門口不肯進去，大聲說過：「我救過毛主席！」開始關我的地方條件很差，大概我說的話傳上去了，幾天後把我轉到一個三層樓上，生活很優待……。

　　陳伯達告訴周揚：「我垮臺主要是因為和江青發生衝突，在廬山我還和周總理談到過：江青曾幾次想離開主席。……我沒有提過林彪當國家主席，我只提過請毛主席當國家主席。」

　　十多年第一次春遊香山

　　五一節過後，市公安局安排了陳伯達十多年來的第一次春遊，這使他在長期與世隔絕之後，有了一次重新置身於稠人廣眾之中的機會。春遊的地點是北京西郊香山。但令我和父親都感到缺憾的是，公安局沒有讓我陪他一起去。從此我也明白了，除了陪父親去醫院治病外，他的外出性活動，我都是不能參加的。

　　儘管如此，陳伯達春遊時的興致還是很高的。那天恰好氣溫宜人，天空薄雲舒捲，郊外惠風和暢。公安局的蕭清河講到，老人邊走邊歇地爬上了香山「鬼見愁」的半山腰，途中還遇到一位熱心的遊客過來閒聊，當遊客聽說他已經七十八歲了，還豎起大拇指以示稱讚。

　　總之，一九八二年是陳伯達自倒臺以來情緒最好的一年，也是他寫作精力最旺盛的一年，幾乎平均不到一個月就有一篇文稿完成。他的幾篇涉及文學問題的稿子亦如願被送交周揚閱讀──這些我們都是事後才知道的。

　　光陰荏苒，轉眼已是初冬。記得是十一月的一天，王保春和王文耀又來探望陳伯達。他們剛剛落座，尚未寒暄，王文耀即從提包裡抽出一本三十二開本的印刷品，遞給了陳。原來這是一本十月十日出版的當年第十期《讀書》雜誌，裡面刊登了陳五月二十二日寫就的一篇文章，題目是《求知難》，原文的副標題「記讀《西遊記》」沒有印出，作者署名「紀訓」，這個筆名倒是原來就寫在稿子上的。

　　須要說明的是，陳伯達在保外期間所寫的文學、哲學類學術文稿，仍保持自二、三十年代以來形成的寫作習慣，差不多每篇寫好的文章都要署上一個筆名，還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一九八三年七月，中共中央出版了《鄧小平文選1975-1982》（第二版時改稱《鄧小平文選》第二卷）。該書有一篇重要文章《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是鄧小平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的講話。鄧小平講話稿中有一句的原文是：「林彪、『四人幫』，特別是所謂理論家陳伯達、張春橋，歪曲、篡改毛澤東思想。」講話稿在收入《鄧小平文選》時，這句話改為：??u『四人幫』，特別是所謂理論家張春橋，歪曲、篡改毛澤東思想。」明眼人一看便知，此話改寫，是為了刪掉陳伯達的名字。這是當時中共中央和鄧小平同志貫徹歷史問題的決議，不在正式文件中點陳名字的一個明證。遺憾的是，這種對歷史問題決議的認真態度並沒有持續多久。

　　陳伯達曾談到，在獄中寫不涉及現時政治的學術文章而得到發表，在世界很多國家並不鮮見；解放前陳獨秀被國民黨政府判了刑，當然也是被剝奪了公民權的，陳獨秀在獄中寫的《實庵字說》、《老子考略》等文就曾在《東方雜誌》發表。

　　周揚八三年挨批再次會面告吹

　　一九八三年九月初，一夜寒風過後，陳伯達腿疼驟然加劇，一時幾乎完全不能走路，無奈，只得向公安局請求聯繫住院。那時聯繫住院，須層層報批，手續繁雜，往往要等候很多日子。陳伯達感到身體日衰，想趁等候的時間與周揚再次晤談，即請求公安局給予安排。幾天後，公安局答覆：周揚同意見面，但現在醫院也聯繫好了，他們的意見是先治病，待出院後再與周相見。陳伯達同意了。

　　很快，陳伯達被安排住進了位於北郊的解放軍二六二醫院。

　　十月下旬，報上開始點名批評周揚在五月份發表的有關異化和人道主義問題的講話。在此之前，雖然理論界對這個問題有各種不同的看法，但基本是在學術範圍內以討論的方式進行爭論的，而現在上綱為否定社會主義。

　　陳伯達感到很突然，他想到周揚的為難處境，他甚至懷疑是不是由於他與周揚的來往而連累了周揚，於是託人捎口信給周揚：為避免給周帶來困難，建議將再次見面的時間無限期推移。周揚表示同意。半個多月後父親出院了，但不久周揚就病倒了。

　　一九八四年秋，陳伯達本人也因薄一波（老奸臣，大惡人，學淵評）在大連突如其來的講話帶來的衝擊，健康狀況變壞，住進衛戍區二九二醫院。從此，周、陳兩人都處於新的困境之中。雖然困境的性質和程度並不相同，雖然他們此時的地位畢竟極為懸殊，但他們似乎忘了這些，仍常託人互致問候。

　　當陳伯達得知周揚已基本處於長期昏迷狀態時，他很難過，特地托與周揚相熟的王文耀向蘇靈揚轉達他的關切。蘇靈揚心情很不平靜地說：「他自己也很困難，還來關心我們。前幾年不是情況好一些嗎？怎麼現在又變成這樣？」在場的人都對出爾反爾的現象說了幾句牢騷話。

　　陳伯達曾對我談到：「陳獨秀被審判時，他早年留日時的同學章士釗出庭為他辯護，章士釗在當時名聲很大，敢於為國民黨的敵人陳獨秀辯護，是很不容易的。後來陳獨秀坐牢，胡適等還到獄中看他。現在革命勝利了，一個人一旦有事，大家就都六親不認，這個風氣實在不好。所以，我們要感謝周揚，還有幾位發表我的文章的同志。」歲月留給陳伯達與周揚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八八年於桑主持刑滿釋放儀式

　　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七日，陳伯達因前列腺肥大急性尿瀦留住進朝陽醫院治療，十月中旬，醫院因保守療法無效，決定手術治療。正在手術的準備過程中，陳伯達服刑十八年期滿的日子──十月十七日到了，公安部決定在病房內舉行一個簡單的釋放儀式。

　　十月十七日上午，陳伯達在單人病房裡吃罷早飯，坐在沙發上等候。

　　另一沙發空著，留給公安部的領導。我坐到沙發對面的病床上。

　　八點多鐘，走廊裡傳來了許多人走動的聲音，但他們沒有進病房，都走進斜對面一間空著的屋子去了。曲大夫進來照例查了病房，說：「他們好像已經來了，別著急，得等一會兒。」

　　過了半個多小時，不見動靜。陳伯達有些不耐煩，說：「我都八十五歲了，人都關到這個時候，不知道還要搞甚麼名堂，實在沒有甚麼意思。」我勸慰了他幾句。

　　又過了一會兒，進來幾個穿便服的年輕人，要支錄像機。因屋子太小，選支放點很費事，最後不得不把輸液架挪走，才在床腳前支放好了。我對其中一人說：「能不能請他們快一些來，老人的病不輕，這樣老等著，他精力堅持不了。」年輕人猶豫了一下，答應去催一催。

　　九點四十分左右，一位瘦高個子的公安部領導人在蕭鍵和醫院王浩書記的陪同下姍姍來遲。還有幾個不認識的人，每人搬把椅子，一起跟了過來。

　　病房內不到十平方米。除那位領導坐在沙發外，其他人都排坐在木椅上，有的人只好坐到敞開的門外面。

　　一位剛才來過的年輕人站在我旁邊，拿起照相機對著老人要照相，老人連連擺手：「不要照相！不要照相！都快死的人了，有甚麼好照的！」年輕人有些尷尬，但還是趁老人不注意時照了兩張。那個錄像機沒有聲音，老人倒沒在意。

　　蕭鍵先說了一句：「這位是公安部於副部長（過了很久我才知道他就是自中共九大之後連任多屆中共中央委員的於桑），請他講話。」於副部長面對陳伯達開了腔：「今天嘛，你的十八年刑期就滿了，以後我們就不管你了。把你安排到北京市文史館，由他們負責了。還有個附加刑五年，也都由下面的單位去執行了。生活待遇不變，考慮到物價因素，再加五十元，每月二百五十元。怎麼樣，老陳，有甚麼要說的？」

　　「附加刑五年」幾個字說得很重，「釋放」一詞卻不曾言及。於副部長話音一落，陳伯達的話脫口而出：「剛才你說甚麼？還要加刑五年是吧？我說，再加刑八年、十年、一百年，都可以，隨便加多少！」於副部長有點尷尬：「老陳，今天應該是你高興的日子。」陳伯達道：「我今年八十五歲了，又得了這樣的病，已經是快要死的人了，有甚麼可高興的？還要搞五年，我是不可能再活五年的。」

　　蕭鍵一看談話陷入僵局，不知如何是好，手裡擺弄著一張釋放證明。我問了句：「寫的甚麼？」。蕭鍵說：「嗨，甚麼也沒有。」我接過來一看，上面確實只寫著釋放日期，並沒有提到附加刑，看來於副部長是故意要強調一下附加刑的，他絲毫不考慮一個垂暮老人的心境。這個老人無疑是當時中國最年邁的犯人。

　　我是一隻螞蟻誰踩都可以

　　陳伯達瞥了一眼釋放證明，抬起了頭，凝重地說道：「中華民族是偉大的民族，中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經歷了多少艱難曲折呀！我個人是很渺小的人，怎麼處理都沒有關係。我不過是一隻螞蟻，誰要踩都可以，甚麼時候踩死都可以，沒有關係，聽天由命就是了。」於副部長道：「不是講唯物主義嘛，怎麼你還相信天，相信命？」陳伯達抬起右手向上一指，答道：「天就是黨。聽天由命就是聽黨由命。」於副部長：「哦，是聽黨由命。」

　　陳伯達略喘了口氣，又說道：「我只說一件事。一九四八年在阜平的時候，國民黨飛機來轟炸，我聽到飛機響，拚命跑，拚命跑。到了毛主席那裡，跟他說，飛機就在頭頂，要趕快走，趕快走。我看著毛主席他們走到安全的地方，才離開。飛機炸彈劈劈啪啪落了下來……」我聽到這裡，心頭一酸，實在忍受不住，失聲大哭了起來。室內一片肅穆的氣氛，持續了好幾分鐘。我擦乾眼淚，說了兩句希望。

　　蕭鍵談了將陳伯達安排到北京市文史館的情況，並站起來介紹了北京市文史館的書記兼副館長徐世正、辦公室主任範國慧等。徐世正代表文史館講了簡短的話。儀式結束後，公安局搞錄像的兩個工作人員過來和我握手，一邊說：「對不起，我們不瞭解情況。」

　　悄悄處理的遺體告別

　　時間進入了一九八九年。「何堪老淚交流日，多是秋風搖落時。」一九八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周揚同志與世長辭。八月，陳伯達用已不聽使換的手寫下了輓詞：「創延安魯藝，育一代桃李。悼念周揚同志仲晦一九八九年八月」。周揚親屬收到輓詞後，立刻寫了回信。

　　一個多月後的九月二十日，陳伯達溘然離世，領導部門通知：後事悄悄處理。仍有數十位瞭解陳伯達的人聞訊後自動趕赴殯儀館向遺體告別。在哀樂聲中，人們悲慟的淚水奪眶而出，巨大的哭泣之聲驚動了室外過往的人們。據說，這種場景是近些年很少有的。而幾位從家鄉專程赴京的親戚因北京正在戒嚴，在天津遇阻，只得半途返回。

　　北京市文史館的書記、副館長、辦公室人員，北京市公安局的幾位幹部，朝陽醫院的醫生，中新社和香港大公報的記者，也參加了陳伯達的遺體告別。北京市文史館作為唯一的官方機構，送了花圈。

　　感念胡耀邦對父親的尊重

　　如今，參加過向陳伯達遺體告別的老人中，有好幾位已先後辭世了。他們當中有史立德、張楠、王拓、洪禹、葉茵、姚黎民、史鳳歧等，前三位曾是三十年代北平中國大學的學生，一二九運動的老戰士；後幾位是抗日戰爭時期參加革命的老幹部。他們不顧年高體弱，不避時忌，自動趕來參加陳伯達的遺體告別，實際上是代表了許許多多不知道陳伯達死訊的陳的學生和故友們的心願。

　　行文至此，還有一個人物是不能不提到的，那就是胡耀邦同志。從前文述及的胡耀邦對陳伯達的寫作所提的建議，可以看出，他對陳伯達不僅沒有像某些人那樣採取一筆抹煞甚或辱罵的態度，而且他對陳的人格是尊重的。正像一位朋友向我談論的：胡耀邦是一位在陳伯達已被推入絕境後仍把陳當人看的高級領導人，從這一點也可看出他實事求是的勇氣。是的，胡耀邦跟陳伯達過去並無深交，除了在五十年代時毛澤東曾吩咐陳幫助他擬定青年團的文件外，兩人幾乎沒有甚麼來往。胡耀邦是從他直接接觸的檔案材料中，從陳伯達曾為中共及其領袖艱難服務數十年的基本事實中，感覺到批陳運動中的那一套說法是荒謬而不合情理的。

　　早在七十年代末，胡耀邦任中央組織部長時，即在一次談話中對給陳伯達戴上無數帽子的作法表示了反感。一九七九年十月，他根據新瞭解到的事實，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的講話中第一次果斷地停止點陳的名字，而在原來習慣點陳的地方換上了康生的名字。一九八一年陳伯達保外就醫以後，正是在他的指示下，使陳的生活與醫療得到較為週到的安排，給陳的寫作創造了一個較好的環境。在百忙之中，胡耀邦不僅對陳伯達的每篇文稿都親自過目，而且曾親筆批示，要求中央書記處的有關人員關心陳伯達的寫作，在一九八三年那時的歷史條件下，陳伯達那篇談哲學史的文章如沒有他的首肯，也是不可能得以發表的。

　　令人想不到的是，一九八六年，薄一波突然向中共中央報送了《關於中央一級生活會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報告》，全面指摘胡耀邦的工作，並將該文件傳達到全國各級黨組織，迫使胡耀邦離開了領導崗位。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七日，胡耀邦同志不幸逝世。

　　時光似流水，往事如煙靄。

　　在此，筆者謹向曾在極其複雜的條件下對我父親給予諸多關照的胡耀邦、周揚等同志的英靈表達深切的感念之情。到今年，他們已去世十五週年了。

　　並向所有關心或幫助過我父親的相識或不相識的人們表達我誠摯的謝意！向北京友誼醫院、公安醫院、解放軍二六二醫院、二九二醫院和北京朝陽醫院的醫生護士表達我深深的謝意！我父親在八年間輾轉於以上各醫院，沒有一個統一的病歷，增加了他們治療工作的困難。他們中的許多人對我父親的境遇抱著深切的同情，在醫療護理上對我父親關懷備至，使他雖長期處於逆境之中卻仍以高齡辭世。尤其是公安醫院嚴大夫以及朝陽醫院陳大夫、徐大夫、駱大夫，他們高尚的醫德，我永誌不忘。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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