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週澳大利亞的政治，在政府與反對派的躲躲閃閃與含糊其辭中，成為道德上令人厭惡的一週。直到昨天，工黨的如迪（Kevin Rudd）發表聲明說：「反對派得出的結論是無需新的和強制性的證據，這是一個證據確鑿的案子，陳永林現在應該得到適當的保護簽證。」
絕對沒有理由延長這個過程，使陳用林和他的家人不得不繼續躲藏。陳如果被送回中國，是絕對可鄙的一件事，霍華德政府將失去所有由於支持美國解放伊拉克的勇敢之舉所取得的信任。
如果為了抽象的人權而情願去打仗，卻似乎從不關心自己權力範圍內，人的人權正在受到侵害，是要負全責的。把人排除在外的人權將只是一個使人痛苦的口號。
但是在事情遠沒有解決之前，期望陳能最終獲得保護簽證似乎是合理的，儘管他要求的是政治避難。畢竟，沒有一個頭腦健全的人會得出如果他被迫回中國卻不會被迫害的結論。
像其他記者一樣，這星期我採訪了陳，他聲音中明顯的緊張和害怕，還有盡力壓制著這些情緒所作的聲明：「不管發生什麼事，我對得起自己的良心。」都震動了我。
在陳背後各主要政黨[綠黨除外，綠黨在這件事上的表現是完全欽佩可敬的，還有零星勇敢的後座議員像工黨的丹柏（Michael Danby）]難以置信的緩慢給人這樣一個感覺，中國已經把澳大利亞人的頭腦弄亂了，我們現在是如此小心不要做什麼冒犯中共的事，以致有關人的尊嚴和政治本質的價值都顯然可以拿來協商。
實際上，我們對雙邊關係的擔心幾乎肯定是過於誇張了。中國和我們做生意是因為我們以有競爭力的價格提供可靠的高質量產品，特別是他們需要我們的自然資源為他們的經濟增長作燃料。
政府尋求與中國的良好關係是對的，但是澳大利亞的官員們已經走入誤區。還有一個自尊的問題，一味磕頭是不會與任何人搞好關係的。
當然，如果陳最終獲得簽證，很可能會對澳-中關係產生一些負面結果。但是正如人權是一個廣泛關係的一部分，他們也不能不管這部分關係。特別是在我們處理我們管轄範圍中的個案時。
移民局建議陳不要尋求公眾支持，這僅僅因為他現在已成為熱點，如果被送回中國會引起社會公眾的憤怒。
從澳洲社會的觀點看，還有其他引起深切關注的問題。陳昨天對我說沒有任何人從澳大利亞聯邦警察局、安全部門或其他任何政府部門對他所提出的非常嚴重的指控探求進一步的信息，即中國政府部門在澳洲涉及綁架，並且有1000機構和密探在澳為中國政府工作。
澳大利亞官場似乎對陳不同尋常地漠不關心。如果不是怕得罪中共，一個外國外交官提出如此嚴重的指控，至少會使澳大利亞相關部門迅速做出反應。
如果陳現在回中國會面臨極端可怕的前景。從北京的觀點來看，他犯了重罪:他離開了外交官的職位，這在中共的系統中是絕不可以的;他透露了中共情報部門的高級機密；他和北京認為的最大死敵法輪功精神運動有牽連。
根據可靠消息，中國組織它的收集情報工作與其他國家稍有不同，它以大使館和領事館為掩護做一些事情，但主要途徑是它派出人員以商貿或在情報界稱為自然的面目為掩護。
西方國家典型的是在大使館的掩護下做一些分外的事，雖然他們也用商人、學生和其他的非外交人員，這些可能是在合法的公司裡工作的人，或有很少或真正顧客的「顧問」。這使陳聲稱的在澳大利亞有大約1000個中國機構與1000個領薪水的特工人員的指控有很大不同，無論如何，你肯定都會想全面調查這些指控。
陳原試圖悄悄地投誠但實質上卻被迫公開，他這樣做是對的，因為這使善良的澳大利亞人民知道了這個事情，他們比那些政治官僚值得信賴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