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說，這一年平均每天不到兩對夫妻結婚就有一對夫妻離婚，北京市的離婚率已經成為全國最高。不僅如此，調查還表明，北京市的結婚率在持續下降，婚齡在推遲，丁克家族和不婚者的數量在不斷攀升。唐燦還告訴記者－－相對於選擇性不婚者，國內相當一部分人屬於被動不婚者－－由於社會男女性別比例的失衡，造成婚姻市場擁擠併進一步形成婚姻市場供需的矛盾，找不到結婚對象。
據競報報導，唐燦的這份報告還指出，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的離婚率持續上升。離婚水平已超過鄰國日本和韓國，與新加坡同屬亞洲離婚率較高的國家。
案例一：我為什麼要離婚
採訪對象：伍先生 34歲 某美國IT企業駐京首代
伍先生與前妻是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相識，經過3年交往順利結婚的。然而婚後僅5個月，前妻就提出了離婚的要求。「當時覺得非常突然，因為我認為並沒有遇見很嚴重的問題，而她卻非常堅決。」伍先生對記者說，「離婚後一段時間，才知道她是因為有了外遇。當然，這只是現象，離婚的責任我覺得是一半一半。我的工作非常繁忙，經常滿天亂飛，夫妻間缺乏起碼的溝通，隨之而來就是心靈上的空虛。此時恰好有人填補，而我又沒有注意到問題的嚴重性，導致感情的完全破裂。」伍先生目前還沒有再婚的打算，他說，他已經不再信任婚姻甚至懼怕婚姻再一次為自己帶來傷害。
唐燦分析：目前還沒有北京市的離婚率為什麼會攀升不止高居全國首位的相關分析。一些人口學家和社會家的研究表明，我國離婚率呈U字型分布，即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人口和文盲半文盲人口的離婚率都比較高，而中等文化水平人口的離婚率則比較低。此外離婚率在城鄉間也分布不均勻，城鎮婦女的離婚概率比農村婦女高出 58%左右。我國建國後出現的離婚率變化，城市的增長一般高於鄉村，如，1979年至1989年的十年裡，上海和北京離婚率分別提高了5.2倍和3.9 倍，而同期全國離婚率只上升了2.1倍。另據對離婚率影響因素的分析表明，城市化及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家庭規模小且總負擔係數(比如經濟、老人等社會責任)較低的省份，以及少數民族自治區的離婚率普遍較高。這些研究大概能對我們理解北京這樣的經濟比較發達，高文化人口密集，家庭小型化的大城市離婚率攀高的現象有所幫助。
案例二：我為什麼不結婚
採訪對象：李小姐 32歲 某美國知名消費品公司市場部經理
很多人都說李小姐看起來頂多27歲，172的身高和修長的身材，知名公司中層管理的職位以及萬元以上的薪水都是讓很多女性羨慕的條件。李小姐說：「很多人覺得我離過婚，這是可以理解的，就好像很多人不理解為什麼我沒結婚一樣。其實我的條件很簡單，只要是個能照顧好我的男人就可以，可是總找不到合適的。工作非常忙，全中國的飛，既沒有時間也沒有精力去接觸其他人，而且我還在讀MBA。」她還告訴記者，現在追求她的人，要不就是條件相差太大要不就是年齡相差太大。「緣分這個東西只能等待，到了我這個歲數，急也沒有用了。」
唐燦分析：近年來，北京市的初婚人口比例有逐年下降的趨勢。2000年北京市的初婚人口為 136500人，佔當年戶籍人口的比例12.33‰，2001年初婚人口133259，佔戶籍人口比例為11.87‰，2002年初婚人口126371，所佔比例為11.12‰。與此同時，初婚年齡也出現逐步向後推遲的趨向，晚婚的比重逐年加大，而且，女性較之男性的晚婚比例更高一些。雖然北京的人口比例裡男性多於女性，但是現在的婚姻市場存在著很大的供需矛盾，即兩極化現象，低端男性人群與高端女性人群成為了結婚的困難戶。女性和男性之間尋找配偶是階梯型的，男性可以找比自己矮一個台階的，而女性往往要找比自己高出一個台階的人。隨著女性受教育的程度不斷提高，她們在社會中的作用何地位不斷增加，這個矛盾也越來越嚴重。面對這種矛盾，目前並沒有有效的解決辦法。我們能做的就是，改變婚姻觀念。比如對配偶的年齡、職業、家庭背景等條件的要求不要過於嚴格，比如社會和政府出面建立安全有序的婚姻中介市場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