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儘管有克格勃的殘酷鎮壓，蘇聯東歐叛逃的事件仍然接二連三。為了追尋自由民主，成千上萬的民眾冒著生命危險，衝破柏林牆的封鎖，投奔到了西方。近30 年間，至少有239人在試圖翻越柏林牆或潛渡施普雷河時喪失了生命。1989年六四以後，人民對共產暴政的血腥鎮壓更加憤怒失望，無數東德人通過新開放的匈牙利和奧地利邊界逃離東德，還有一些人尋求大使館的屁護。在這段時間裏共有22萬人離開了當時的東德。
在共產黨國家裡，不但民眾官員叛逃，甚至連斯大林和古巴總統卡斯特羅的女兒們都出走美國，背叛了冷血的父親母親祖國。大家不會忘記，偉大的六四民運之後，東柏林的民眾如潮水般的穿過鐵絲網，越過高牆，演出了蘇東滑坡的最後一幕，留下了柏林牆上萬眾歡騰的歷史鏡頭。
最近，中國外交官陳用林在澳洲叛逃。其實，和當年的許家屯比起來，陳的地位級別並不算很高，但是，結合目前世界風起雲湧的告別共產黨活動，這個事件，對共產主義最後一個堡壘的崩潰，一定會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
老毛髮動文革後，中國人的叛逃潮流曾經讓世界瞻目。北方的往蘇聯逃，南方的甚至不惜逃到越南緬甸當了游擊隊員。我有親屬在香港，他們說當地的報紙，每天都有報導大陸人偷渡香江，有幸的成了高人一等的半洋港人，不幸的則葬身怒海，幾十年以來，餵了白鯊的真的無法計數。文革初期，著名音樂家馬思聰出走西方，其故事情節動人心弦，成了控訴東方共產主義強有力的經典。
二十多年前的八十年代，我曾被派往香港短期進修。進修期間，我對領隊的管理作風十分不以為然，加上又和進修班的幾個黨棍產生了矛盾，他們決定要把我中途遣送回國。理由當然由他們來決定，因為，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是強權暴政的拿手好戲。他們抓不到我的任何把柄，於是就給我安上「妄圖叛逃」的罪名。
後來我才聽說，此事報告到國內總部，在徵求我們單位意見的時候，遇到了強烈抵制。當時我單位的領導人很開明地反駁說：這個罪名根本不合邏輯，是莫須有的，因為我在海外有直系親屬，開放後要出國很容易，怎麼看也看不出來我非得要冒這個險。事過之後，當我和單位領導人匯報時，再聽說這個故事，不由得令我倒吸了一口冷氣。假如當年我遭厄運，我人生的故事將又是一個版面。
實際上，八十年代初期，正值中國叛逃事件層出不窮的時候。當時，魯迅的孫子周令飛公開宣布退出中共，跑到臺灣結婚。不久，又發生了著名的網球運動員胡娜叛逃美國事件。緊接著又有一幫人劫持飛機逃到南韓臺灣。所以，那個時期，中共對出國人員防範十分嚴密，如果不是我單位的領導持負責任的態度，在一個專制集權的國家，用企圖叛逃的罪名整倒一個人，實在是官僚黨棍們很常用的一個藉口。
有人說，現在的中國可以和歷史上的盛唐相比，也有人稱現代的神州是盛世中國。可是，打開每天的新聞網頁，中國人偷渡的浪潮此起彼伏。最近， 更有報導說許多國家原來同意對中國旅遊者開放簽證，但懾於偷渡叛逃風越演越烈，不得不對中國護照的簽證規定了極其苛刻的限制條件。
如果說，當年的柏林牆的坍塌是東德人民叛逃的結局，那麼共產主義最後一道防線必然崩潰在暴政統治下人民的叛逃的時代大潮流中。
不是嗎？你看：當年柏林牆的高壓電鐵絲網都攔不住人們對自由的渴望，待遇良好的外交官員也無懼於恐怖威脅叛逃西方，集權統治下的人民沒有言論選舉權，但是他們的雙腳，表達了一個強有力的意志。
暴政不倒，叛逃難消。
公元2005年6月14日 箋電閃雷鳴暴風雨 《半仙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