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新富流行「借腹生子」

2005年5月的一天，某私企老闆黎平急匆匆地趕到北京某醫院，看著自己的孩子從一個陌生女人的肚子裡降臨塵世。一年前，黎平通過代孕中介請了一個北京某大學畢業的漂亮女生，將受精卵植入該女生的子宮，讓這名女生幫助他的家庭生出未來一代。當孩子被抱回家後，黎平的母親皺起了眉頭，她始終不能原諒兒媳不肯懷孕的行為，認為這樣的女人不足以成為一個合格的母親。她的名言是：只有自己生的孩子才知道疼。

女大學畢業生二次代人受孕

為什麼要請人代孕？黎平的妻子王柔回答得異常清晰：第一，怕疼，代孕比較安全；第二，怕影響身材，普遍認為女人在生育後身材會變差；第三，收入不錯的她不願意因為懷孕影響自己的工作，更何況她目前還有升遷的機會。

由於王柔的堅持，黎平經過了一段時間的思想鬥爭，總覺得這與傳統的道德倫理不符，但最終還是同意了妻子的要求，著手尋找合適的代孕人。黎平在見到記者時描述說，「當時在網上『見』了幾次，印象還可以，後來由於中介是一個熟人介紹的，我還相對來說比較放心。事成之後付了中介1萬元，再加上代孕人懷孕期間的一些費用，一共花了大概15萬。」

代孕中介對黎平來說是一個新鮮的事物，這個發軔於替不孕不育夫婦尋找代孕人的中介機構，如今已經在中國的許多城市幫助年輕的新富們尋找「代孕機器」，滿足他們在生子上這一人生大事上的新需求。

代孕中介負責人高鳴戲稱自己是「人口販子」，只是結合了一些時代的「最新特色」。他對記者說，孕母的收費從4萬到十幾萬不等，主要取決於「代孕機器」的相貌和學歷，如果你是本科且相貌不錯，拿到10萬報酬的機率很大。

據高鳴介紹，他們通過一些渠道找到一些急於用錢的學生，並且根據她們的條件實行評級，最終的費用是剔除了懷孕期間生活費等諸項支出後的純收入。

高鳴曾經找到一個北京某大學中文專業的畢業生，名叫李雲。2003年畢業後，李雲長期找不到工作，開始做起代孕的工作，目前正處於第二次懷孕期。李雲介紹說，自己第一次做孕母是為一位家住溫榆河畔別墅群的新富太太代孕，她對記者說：「孩子生下來後，我就再也沒有見過他，畢竟在自己的身體裡呆了那麼長的時間，還是有感情的，所以打算把這單做完就不做了。」

據李雲介紹，目前的代孕中介一般來說都會把客戶與孕母分開，以免日後產生不必要的糾葛。一般來說，代孕者的材料和照片都會被發給那些中介公司的客戶，如果實在需要見面的話，都只安排網上的視頻聊天，雙方的錢從銀行轉賬，具有較高的保密性。

高鳴向記者解釋了這樣做的原因，「這是為了保護雙方的利益，因為許多孕母在生下孩子後，不願意歸還，常常引起很大的麻煩」。

王柔對此亦有同感。她向記者舉例說，她的一個朋友曾經請人代孕，但是在代孕的過程中和孕母關係甚為親密，為了讓自己的孩子身體健康，還經常給孕母送去補品，雙方的關係一直很好。但是後來孩子出生後，孕母已經與孩子有了感情，經常到這位朋友的家裡要求見孩子，引起了很大的麻煩。王柔感嘆說：「現在孩子還小，等長大了如果情況還是這樣，就更麻煩了，所以我的朋友已經在考慮搬家了。」

新富為什麼需要代孕？

和從前那些由於不孕不育而引起的代孕案例不同，這一批尋求代孕者的新富階層顯然是有意為之。由於很多女性目前都在事業上有所發展，所以害怕懷孕給她們帶來諸多不利的影響。王柔的朋友杜麗就為當初沒有尋找孕母代孕而深感痛心。本來在一家通信外企工作的她已經要獲得晉升的機會了，但卻因為生孩子而錯失良機，最後還差點被列入裁員名單。

杜麗認為，既然社會本身不會同情處於弱勢的女性，不能為她們生育後的生活提供保障，那麼就不應該拿道德倫理來教訓別人。她對那些批評代孕的人很憤怒，「今天他們提倡婦女要珍惜生育的權利，要遵守所謂的道德倫理，明天他們就會把那些因為懷孕耽誤工作的女性從自己的公司中趕走。」所以王柔和杜麗堅持認為，如果一個家庭有了一定的經濟基礎，在面對生育這樣的問題時，就可以有別的選項，保持整個家庭利益的最大化。

從北京到上海，王柔的朋友圈子裡已經有將近三分之一的人選擇代孕這種方式，她對記者說：「沒有辦法，工作壓力太大，更何況不懷孕有助於保持一個更為良好的個人形象。」

另外一種情況則出現在已經有一個孩子的新富階層家庭。據高鳴透露，很多新富階層的家庭由於還想要一個孩子，但又憚於國策，所以找人代孕一個孩子，以掩人耳目。

據瞭解，這種情況主要出現在一些經濟實力較為雄厚的家庭，由於女性常年在家主持家務，有許多空閑時間照顧孩子，但是礙於計畫生育政策，不能有自己的第二個孩子，往往就會尋找代孕中介幫助他們實現自己的願望。

新富階層的這一新需求刺激了中國代孕中介的發展。目前，在蘇州就出現了專門的「代孕」網站，而其他一些城市，如長春、寧波、溫州的「代孕組織」也漸成氣候

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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