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將分成兩部分播出，今天播出的第一部分，陳用林將解釋他逃離中國領事館的原因，以及他以往的一些經歷
什麼樣的原因作這樣的決定？
記者：我們想首先問一下，陳先生，您是因為什麼樣的原因，作出了這樣的決定？
陳用林：我在五月二十六號離開中國駐悉尼總領館，是向世人表達我對中共政黨的這個強烈的不滿。主要是我自己的經歷，我感到我的良心一直都在遭受迫害，特別是我父親在1971年，文化大革命的時候，當時我父親是一個清華大學的學生，由於我父親寫了一手好字，所以他為當地的村民寫了一個大字報，然後當時的當權派就把我父親綁架，後來活活打死了。
記者：中國駐澳大利亞的大使說您這次的舉動，是為了留在澳大利亞，而不想回到中國去，您怎麼解釋他們的這種指責？
陳用林：我在中共的這個體制內已經忍受了很多年，我父親死後，這個陰影籠罩了我很多年，特別是八九年我在NBC實習期間，見證了六四的流血事件，我看到了，中國的政治體制，其實是我父親死亡的根源。從那時起我一直感到很壓抑，同時也很無奈。因為中國只有一個專制政府，也沒有反對黨，如果表現出任何反對中共政權的傾向，都會受到嚴重的迫害。當時，我一直是埋藏在心裏，到外交部工作，純粹是為了維持生活。後來被派到斐濟，我見證了中共政府不擇手段保住和斐濟的外交關係，利用中國使用金錢外交等手段。
然後到悉尼，主要是讓我監視民運和法輪功人員的活動，向國內匯報，他們好採取措施來對付他們。
對於民運，因為我本身在八九民運期間我就參與和支援了，我看到了中國老百姓都是支援的，我……
記者：等一下陳先生，八九年您還是學生，對嗎？
陳用林：那時候我還是學生，在外交學院唸書。
記者：當時您參加過遊行還有別的活動嗎？
陳用林：當時我快畢業了，是在實習期間，我在NBC實習，在他們的攝製隊當翻譯和嚮導。當時用不著我工作的時候，我就去天安門，參加了很多活動。當時有部分人絕食的時候，我也在場幫過忙。
記者：我想問一下，六月四號凌晨，六月三號晚上，您當時在什麼地方？
陳用林：六月三號晚上，因為當時沒有工作要我做，我們住的飯店是王府飯店，離天安門很近，所以我就去了天安門廣場。參加了天安門民主大學成立的儀式，聽了嚴家其先生的講話。我覺得他說得太好了，中國一直以來都是封建制度，君主制度，中共實行的就是一個專制制度，中國是一個完全沒有民主的社會。
記者：當晚天安門廣場清場的時候，您在什麼位置？
陳用林：當時我一直待到快十一點半的時候，突然從前門地鐵站冒出一批解放軍士兵，後來我就跟一批人手拉手阻擋解放軍向天安門前進。當時我覺得很緊張，也很害怕，我覺得生命受到威脅，但還是和大家一起手拉手去阻擋。後來解放軍停了下來，大概是在等待行動的命令。當時我很慌亂，就跳過一個欄杆，通過一個小胡同跑會飯店去了。
記者：但您知道，解放軍在長安街和天安門廣場附近開槍，有人被打死的時候，您怎麼想？當時的感受是什麼？
陳用林：當時在天安門民主大學的時候，遠處就已經有槍聲在響了。我回到飯店之後，就到樓頂上去看天安門那邊。那時已經是半夜了，聽到郊區有好多槍聲。有其他幾個同學也回來了，在解放軍行動期間，他們拍了六盤軍隊血腥鎮壓的錄影帶，我們也看了一下整個的情況。一個同學談到，他在經過王府井附近一個街道的時候，有一個女人拉著孩子，剛好要穿過馬路，被埋伏在那裡的士兵開槍打死了。我當時很震驚，覺得簡直是沒有人道。
記者：是不是可以這樣說，六四那一段時間，您對共產黨的認識就基本上定型了。
陳用林：那是百分之一百的定型了。很壓抑。當時我就想，我要能夠去別的國家，西方民主國家有多好，但是我那時候沒有錢。我很厭惡，我這個人也不是那種很勇敢的人，能夠站出來。我很欽佩那些民運人士，包括嚴家其，方勵之那些前輩，但是我沒有這種勇氣。
工作就像一個木偶一樣
記者：您是什麼時候到澳大利亞的？
陳用林：我是2001年4月份到澳大利亞的。
記者：那我能不能問一下，您為什麼要選擇到回國前才站出來？
陳用林：我從事的工作，主要是監察民運活動和法輪功活動。特別是我和法輪功接觸，認識到法輪功是一個很特殊的團體，是一個宗教信仰團體，反映出中國沒有宗教信仰自由。開始我都是堅決執行黨的政策，對法輪功進行監視和匯報。後來他們也要我做一些我不願意做的事，包括向警察投訴，提交涉，想辦法限製法輪功的活動。有些作法很不人道。特別是法輪功學員延期護照，中央的政策，是凡是法輪功學員延期護照，不但不能給延期，還要沒收護照。我覺得這個根本就是沒有人權。人家是你中國的國民，他總該是有一個身份證明，讓他可以旅行吧。
我做的工作，就像一個木偶一樣，他們讓我做什麼就做什麼，如果我不做，他們就給我壓力，經常在會上點名批評。因為我比較同情法輪功，比如法輪功要在政府和市議會舉辦的節日遊行啊搞些活動，他們讓我去向當地政府官員施壓，不讓法輪功參加。我認為，法輪功在澳洲是合法團體，他們很多活動只是宣傳法輪功而已，根本就不涉及……，但是我們的理由就是說，法輪功是中國政府禁止的邪教，就憑這點，就不應該讓他們活動。我覺得很無理，但執行這些政策是身不由己。
包括我自己的生活，我出領館就要上級批准同意，我才能出去，回來以後我必須向他匯報我出去幹什麼了，就像個監獄一樣……
記者：是所有的官員都是這樣，還是只對您這樣？
陳用林：對我是特別防範。因為我是政治領事官員，對外接觸的人比較多。我幾乎是沒有朋友。這次我出來，都說華人社區裡有好多人認識我，但我不敢去找他們。因為這些人和領館交往，都有他們自己的目的。
幫助刪除法輪功黑名單
法輪功問題上，我還作了一些事情，包括幫助他們的護照，還有名單問題上。原來法輪功名單有八百多個人，我們叫內控名單，就是黑名單。我把這個名單上的大部分名字都刪去了，如果我的繼任者來，會發現在執行法輪功政策方面，我有很多問題，意識到這一點，我突然覺得很害怕。我覺得，回去的話，繼續給這個政府工作，我的良心受不了，第二如果他們發現了我的問題就更糟了。
當時我想，我如果脫離中國政府，有良心的中國人會理解我的。以前我沒有這樣的機會，現在有這樣一個機會，我為什麼不試一下呢？
記者：您說過，澳洲有一千個間諜特務，有人很懷疑這個數位，您能不能解釋一下。
陳用林：我瞭解的特勤人員和線人，有很大一部分是從華人社區裡面招募來的。這些人有好多是和國內作生意的，在生意上得到好處，我們總領館給他們推薦，他們在生意上得到照顧。這些人和總領館幾乎是無話不談，我們要打聽什麼人，幾乎馬上就可以找到他。
記者：有沒有比較專業的間諜，專門監視法輪功或其他異議的團體？
陳用林：專業間諜我們領館裡就有一個。
記者：法輪功說他們被監聽，或監視其他行動，會不會有這樣的間諜，負責監聽的活動？
陳用林：肯定有的。因為每次有重大事件，比如說領導人要來訪，就會有國內那邊反饋回來到領館的消息，說據安全部門的情報，民運，法輪功或者其他異議人士，要在領導人來的期間，搞什麼什麼活動。那個情報連我們都不知道是哪來的，我的印象是，肯定有情報系統在澳洲活動，情況瞭解得十分詳細，包括具體地點，都有什麼人參加等等。
記者：除了法輪功意外，您有沒有負責其他的異議團體？
陳用林：我主要是負責監視四股力量，包括民運和法輪功，支援臺灣獨立的人員，支援西藏獨立的人員，和支援新疆獨立的人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