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為章先生「四兩撥千斤」 的反詰啪案叫絕之餘，也想到了問題的另一面。如果這個殺人慣犯殺完人，把地板上的血跡擦擦乾淨，在越窗逃走時又把碰倒的花盆擺擺正。如果這個殺人慣犯進而在逃跑中，隨手向路人撒了幾把錢。我們是不是能認為這殺人犯也做了幾件好事？再把一個殺人犯延伸到一個犯罪集團。如果一個販毒集團在販毒和洗錢中也向社會公益部門捐了幾筆錢，我們是不是能認為這個販毒集團也做了幾件好事？
從整個犯罪過程看，這些所謂的好事恰恰是殺人犯或犯罪集團犯罪過程中的細節和手段。從刑偵犯罪學上分析，這所謂的「好事」可能正是在銷毀犯罪證據。當然，如果不分前因後果地把「擦乾淨血跡」、「扶正花盆」和「向路人撒錢」這幾件事割裂出來孤立地看，殺人犯似乎也替遇害者家做了點清潔工的好事，甚至還對路人發了慈悲心，販毒集團捐款也可能被認為是其在向社會作奉獻。
正所謂，理解「犯罪非好事」容易，認清「罪惡在細節之中」則不易。在歷史上的寓言中，噁心腸的王后用塗了毒藥的紅蘋果去毒死白雪公主。既使單獨抽出王后給白雪公主蘋果的場景，恐怕很少有人會誤認為王后是在做好事，因為人們對故事情節太熟悉了，已經把犯罪過程與其細節和手段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了。但在實際社會生活中，人們卻會輕易地把犯罪細節和手段當作「好事」，而與犯罪過程割離開來，落入「壞人也幹過好事」的認識誤區。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就是一個典型例子。1973年8月23日，兩個武裝綁匪劫持了瑞典斯德哥爾摩一家銀行的幾個店員，長達六天。與想像中面目猙獰的綁匪不同，這兩個綁匪給他們食物和水。在生命受到威脅的情況下，強烈的求生慾望，使店員們認同了綁架他們的人。他們不但拒絕外面的營救，而且認為營救他們的警察要害他們，而綁架他們的人是在保護他們。結果店員們被營救出來時，非但不控訴綁架者，相反還認為：綁匪根本就不是壞人。其中一位女店員還和一個綁匪訂了婚。另一個店員還在全世界為其中一個綁匪籌款，還建立了一個為綁架他的人辯護的基金會。
斯德哥爾摩店員為什麼會這樣？因為綁匪在威脅隨時都可以開槍打死他們後，非但沒有打死他們，也沒讓他們餓死，他們對此感激不盡。也就是說，斯德哥爾摩店員把犯罪細節當成了壞事中的「好事」。
「臺灣白曉燕綁架案」是另一個典型例子。1997年4月，臺灣藝人白冰冰女兒白曉燕遭林春生、陳進興等人綁架。綁匪切下白曉燕的左手小指，勒索五百萬美元。陳進興、高天民、林春生三人在逃亡期間繼續瘋狂犯案。林春生在逃亡被警察擊斃，高天民在圍困中舉槍自盡。林進興挾持南非大使館武官一家五口。警方將大使館團團圍住與陳進興展開談判，同時媒體與陳進興通話，並現場轉播。
在電視的實況轉播下，在南非大使館武官一家仍在他槍口之下時，陳進興侃侃而談。他不是把責任推給死去的同夥，就是責怪白冰冰不肯快速拿錢來贖女兒。而罪犯毫無人性地摧殘少女，再讓她葬身水溝，似乎和他完全無關。林進興關心的是 「別人有沒有良心」對他，而不是他自己「有沒有良心」對社會，根本不管自己的「傷天害理」奪人性命。那天天亮時，陳幾乎拿到他開出的一切條件，像是一個落難的江湖英雄走出屋子受擒。陳以「手下留情」不殺人質（其實是整個犯罪過程的一部分）緩解了民眾對殺人犯的憤怒。陳進興最後的犯罪細節也被當成了壞事中的 「好事」。
這種犯罪細節掩蓋犯罪過程的現象也典型地體現在中共和江澤民的犯罪事實中。今取中共無數犯罪事例之一。江澤民和中共領導的 1998年長江「抗洪災」是一個典型的犯罪過程。在江和中共的「領導」下，長江多處決口，洪水中死亡及失蹤人數1.8萬人，損失財產達500多億元。但這一犯罪事實卻被中共宣傳成江和中共「抗洪鬥爭勝利的豐功偉績」。中共用江的「嚴防死守」，「人在堤在」，決不分洪，以及江和中共領導「親赴湖北長江抗洪搶險第一線，看望慰問抗洪第一線的廣大軍民，指導抗洪搶險鬥爭」等貌似英雄行為的犯罪細節掩蓋了其錯誤政策導致長江決口、哀鴻遍野的犯罪事實。事後我們才知道，江澤民不惜犧牲人民生命財產，拒絕分洪方案，是因為相信了一位易學先生要保自己的「龍脈」。另外，江也要藉此調動軍隊，樹立威望，真正掌握軍權。
「視家園而之取者，則曰，救彼塗炭」。通觀中共49年後的統治，整體上就是不斷用政治運動和暴力鎮壓給中國人民造成一個又一個災難的犯罪過程。50多年連續的政治迫害造成8千多萬中國人的非正常死亡。文革把經濟搞到崩潰的邊緣。在所謂的「改革」中，每年中共官員揮霍國家金庫2萬億元，接近GDP的1/5。但是在每次犯罪之後，中共總要以「平反」、「改革」、「反腐敗」、「保持先進」等造成它還做了「好事」的假象。
王安石鄙薄孟嘗君豢的「雞鳴狗盜之徒」用學雞裝狗之術救其命。江澤民和中共重啟這些不恥之術也掩蓋不了其犯罪事實。江和中共的犯罪過程體現在具體的每一犯罪細節中。不管這些細節表面看上去怎樣，實際上都是構成江和中共整體犯罪的部分。江和中共的罪惡就在其雞鳴狗盜的細節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