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弘達現在已經成了美國公民和人權活動家。他說：「這件事並不複雜。按照法律，美國企業不允許向中國銷售、出口任何跟犯罪控制相關的產品。」
吳弘達說得很對。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之後，國會通過了一部法律，禁止同中國進行此類交易。
吳弘達說，業績名列世界前茅的數據網路公司思科系統公司（Cisco Systems Inc.）正在把先進設備出售給中國警方。思科的設備有各種各樣的良好性能，可以改進警察局之間的聯繫，保證警方迅速應對突發性事件。但是，思科的設備也可以用來幫助政府封堵「有顛覆作用的」網頁，記錄「可疑的」電子郵件，監控數以億計的網路電話。
先甭管這裡邊的人權問題，吳弘達說，跟中國做這種交易，明明白白是在違反美國的法律。
吳弘達說，思科的人答應他調查完畢後本週給他一個回覆。雖然還沒有回覆，也不難猜出他們會怎麼說。美國的法律嚴禁向中國出售「犯罪控制或偵破設備」，可是有關方面可以爭辯說網路路由器和交換器不包括在上述違禁設備之內。不管怎麼說，這些東西都跟手銬腳鐐不一樣。路由器和交換器只是一些電子交叉通道，上億的網路數據包在那裡進行交換，然後沿著某一路向被送到目的地。
由於每一條數據都要經由路由器和交換器，思科便有能力追蹤網路上發生的一切。思科的這種本領如果用來保護商業秘密倒是件好事，可是在中國這樣一個每個數據網都屬於國有的地方，思科的設備便為中國政府提供了一個進行信息過濾的巨鰓。
伊坦•古特曼（Ethan Gutmann）是《失去新中國》（Losing the New China）一書的作者，曾任駐中國經濟顧問。他認為，中國政府正是在利用先進設備進行信息過濾，而思科則是在故意幫助中國網路特務和網路審查人員。古特曼透露了2002年在上海貿易展上他和思科公司的貿易代表的一席談話。那位貿易代表躊躇滿志地說，他們公司的產品可以讓中國警方追蹤到任何一個受到政府懷疑的公民的電子郵件和網頁瀏覽記錄。「他們只用輸入你的名字……接下來的兩個月裡就可以無遮無攔地閱讀你的電子郵件。」
古特曼把這件事透露給吳弘達，還交給他一本思科公司產品推介手冊，原文是漢語，吳弘達把它翻成了英語。宣傳冊上你可以看到思科公司的「為警方提供日常偵聽的IP電話解決方案」，還說，思科的裝置已經在中國的青海省得到應用，「把聲、像和數據結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可存取資料庫，鞏固中國的法律和秩序。」
思科的發言人約翰•阿恩哈特（John Earnhardt）說，全世界到處都有警方在使用思科的產品，可是又不願說出到底哪個國家的警察在用。這倒不一定是說思科公司在主動幫助中國或其它實行網路審查制度的國家，如沙烏地阿拉伯、越南等，壓制異議人士的聲音。阿恩哈特說，他們賣給哪個國家的產品都一樣。就是一個獨裁者來訂貨，思科也不會為他特製一個亮晃晃的鍍鉻路由器附帶著受壓迫者的數據包。這話聽起來蠻有理，可是獨裁者根本不必這樣做。按照美國法律，路由器製造商必須把產品設計得可以讓警方進入，以實施監聽，收集數據，這樣美國警察就可以對網路運用者進行調查。但不同的是，在美國，警方必須有法庭的命令才可以進入網路進行偵查。
我們能否肯定思科公司並沒有幫助壓迫者？
多恩•伍爾夫（Dawn Wolfe）希望能找到證據回答這個問題。伍爾夫是波士頓共同基金管理公司（Boston Common Asset Management）的社會調查和市場拓展分析員，她的公司總部設在波士頓，經營倫理投資，只向那些尊重人權的公司進行信貸。這家公司長期以來在思科有投資，不過這次卻要三思而後行。不久前，該公司和多米尼社會投資公司（Domini Social Investments）草擬了一個股東決議。兩家股東要求思科調查它的人權記錄並向股東做出匯報。
「我們想更多瞭解思科的現行政策和執行情況，以明確他們沒有在人權醜聞中扮演不光彩的角色。」伍爾夫說。
思科公司反對把該決議提交股東大會，還在公司的主頁上新貼了一條人權政策指南。阿恩哈特尋思這就很不錯了。思科誇耀說他們支持聯合國的全球一體化倡議（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還制定了一系列原則來指導各機構在國際貿易方面的活動。這些原則中有一條說：「公司在商務活動中應保證不涉入侵害人權事件。」
這話聽起來倒挺好。不就是賣點設備給中國嗎？思科有可能並沒有涉入中國的侵害人權事件。但是，除了這些堂堂駛實暮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