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元旦，國民黨中常會舉行臨時會議，決議：汪兆銘危害黨國，永遠開除黨籍，並撤除其一切職務。5月3日，汪精衛在日本人的嚴密保護之下，由河內直赴上海。他起先住在虹口日本軍區，而當時的上海，有一句口號，那便是「不過四川路橋！」因為一過四川路橋便就離開了租界，到了日本人佔領的區域，亦即上海人鄙夷的「歹土」。
汪精衛在四川路橋那邊住了幾天，隨後就搬過橋來，住進了千極斯斐爾路76號，這是一幢寬大幽深的花園住宅，原來是陳調元的產業，日本人將它侵佔，撥給汪精衛充作舉行偽「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的會場，後來便改作汪偽政府的特務機關大本營。
汪精衛所召集的「代表大會」，決議了所謂「和平大計」，「改選總裁及中央委員案」，他們甘冒天下之大不韙，沐猴而冠，拿日本人「發還」的關稅余金，每個月4000萬元作為經費，收買黨羽，招兵買馬，積極佈置成立為虎作倀的傀儡漢奸政權。這時，由於汪精衛在國民黨內地位甚高，許多忠於國民黨的上海市黨部人員和工商金融界人士受了他們的蠱惑，不明真像，貿然附從，這使得敵偽勢力因以變大，而國民黨在上海的組織幾乎為之整個動搖。
於是，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第6部任職的前上海市黨部主任委員吳開先奉命趕赴上海，他身邊攜有國民黨蔣介石致滬上耆彥虞洽卿等5人的問候函件，行政院長孔祥熙寫給上海銀行界領袖李馥蓀、秦潤卿等的私函十餘封；吳開先單槍匹馬，空手亦拳，他悄然地由重慶經昆明、河內而香港，先去探訪杜月笙。
這時，徐採丞充分利用其天時地利與 「人和」，已成為杜月笙在上海的方面大將。為了許多機密任務，他經常往來於上海、香港間。1939年10月，徐採丞香港回了上海。不到兩天，杜月笙照例下午過海去告羅士打會客辦公，他正和翁左青、胡敘五商議事情，猛一抬頭，看見徐採丞神色匆匆地推門進來，愕一愕，便問：
「你不是剛剛回去的嗎？怎麼又……」
「有一件緊急大事，」徐採丞坐定下來回答，「不得不原船趕來香港。」
「什麼緊急大事？」杜月笙急急地問。
徐採丞先不答，從懷中掏出一張字條，遞給杜月笙。杜月笙接過來看時，見字條上只有九個字：
「高決反正速向渝洽。」
「高－－是否高宗武？」
「是的。」
「這張字條是誰寫的？」
「是黃溯初先生請徐寄庼寫的。」
「黃溯初是那一位？」
「他是進步黨梁啟超財政經濟方面的智囊，又是老日本留學生，跟東洋人關係很深，從前當過國會議員，抗戰之前做過生意，因為經營失敗，跑到日本去隱居。他是高宗武的老長輩，高宗武從讀書到做官，得到黃溯初的幫助很多。」
「採丞兄，可是你認得這位黃先生嗎？」
「不，黃先生是徐寄庼的同鄉友好。」
杜月笙大惑不解地問：
「這件大事，怎麼會落到我們頭上來的？」
於是，徐採丞一五一十，原原本本地說了。原來，此次他一回上海，剛剛到家，徐寄庼便登門拜訪，告訴他說：高宗武以外交部亞洲司長的身份，起先駐港從事情報工作，他一向抱著「和平救國」的大願，又因為日本前首相犬養毅的兒子犬養健，跟他是日本帝大時代的同學。犬養健在日本情報「梅」機關非常活躍，因此種種緣故，高宗武才成了汪精衛與日方之間的穿針引線人。
「這個人我曉得，」杜月笙打斷了他的話說，「前些時香港華僑日報登過一條消息，隱隱的指高宗武來往上海香港，是在秘密從事謀和。高宗武看了很不開心，揚言要告華僑日報。華僑日報的朋友托我出面解釋，我叫人去跟高宗武說了，這位朋友很義氣，馬上答應了看我面子打消原意。」
「杜先生和高宗武之間還有這一層關係，那就更好了，」徐採丞欣然地說，又道：「高宗武後來跟汪精衛到了上海，一直都是負責辦交涉的重要人物，但是不久他到東京，近衛首相把『中日密約』開出來，他一談之下，發現東洋人所謂的『和約』要比21 條還狠。假使簽訂了這項『和約』的話，那麼整個國家民族的命運都要斷送，為此他覺得彷徨苦悶，於是他跑到長崎曉濱村，找到了他敬重的黃溯初，向他討教。」
「是黃溯初教高宗武反正的？」
「高宗武自己早有這個意思，」徐採丞答道，「據黃先生說：高宗武認為他所從事的是和平救國工作，絕不是賣國求榮。黃先生不過鼓勵他，點醒他，答應幫他的忙，代他設法向重慶方面接洽。」
但是，黃溯初因為自己是進步黨人的關係，他對國民黨不無偏見，他在長崎和高宗武相約，高宗武回滬不久也到了上海。徐寄庼和黃溯初是同鄉好友，黃溯初便去找到了徐寄庼，一席密談，最後提起如何安排高宗武反正，要使他平安逃出上海，又得保證國民政府不咎既往，許他將功折罪。徐寄庼一聽之下，當即說道：
「你要找這麼樣的一個人，只有杜月笙。」
黃溯初說杜月笙我雖然並不認得，但是這個人行俠仗義，一言九鼎，卻是有口皆碑，無人不知。他能答應承攬這一件事，我便放心。
杜月笙聽徐採丞說到這裡，岔嘴問道：
「高宗武是負責辦理日汪交涉的人，他若反正，那麼，汪精衛跟日本人訂的密約內容，是不是可以帶得出來，公諸於世呢？」
徐採丞斷然地說：
「那當然沒有問題。」
於是，杜月笙翌然而起，雙手一拍，眉飛色舞地高聲說道：
「採丞兄，這件事情關係抗戰前途，國家大局，確實值得一試。你便在香港住兩天，我乘最近一班飛機到重慶，我要去見蔣委員長，當面向他報告。」
1939年11月5日，杜月笙自香港直飛重慶，進謁蔣介石，請示高宗武反正事宜，應該如何處理？
杜月笙謁見蔣介石，結果他得到委員長的指示：「從速反港，秘密進行。」
杜月笙十分振奮，搭中國航空公司的飛機，興沖沖地離開重慶回香港去。
然而，他所搭乘的這一架飛機飛到半路，竟碰到日本軍機掃射追逐，飛機師為了保全飛機和旅客的生命，拚命盤旋攀高逃脫敵機的轟擊。民航飛機逃，敵機則緊隨不舍，這時民航飛機既沒有空氣調節，又缺乏舒適安全的各種設備，杜月笙在飛機上，一時感到天旋地轉，金星四迸，身子猛烈的搖來晃去，時上時下，鶻起翻飛，這轉得他頭昏眼花，幾乎昏厥，最後飛機爬升到8000公尺的高度，機上不備氧氣，而高空空氣稀薄，杜月笙呼吸艱難，幾度窒息，撐到後來實在受不了，他便眼睛一閉，爽性等死。
幸好，敵機追逐到了8000公尺以上的高度，眼看民航飛機駕駛員翻騰揉升，技術高明得很，再追下去，也是徒勞無功，枉費心機，於是便一個轉彎，飛開去了。敵機放棄了目標，這一飛機人才算是揀回了性命，然而，杜月笙卻特別的慘，他喘息不止，坐不下去，惟有躺在飛機上一路到香港。
香港杜公館的家人、親友、門生、弟子，都在香港啟德機場，佇望杜月笙自重慶歸來，大家談談笑笑，時間在不知不覺中過去，驀地，有人高聲地一喊：
「不對呀，辰光已經過了，怎麼飛機還沒有到呢？」
一句話提醒了大家，派人到航空公司去問。結果航空公司回答：「我們也不知道。」事實上，他們已得到客機遭日本軍機攻擊的消息，但為免得引起騷動與不安，他們奉命向接機者保守秘密。
時間越過越久，翹首北望，依然不見飛機的影蹤，杜門中人更著急了，有人議論紛紜，有人竊竊私語，終於，機場中人紛紛口耳相傳，說客機受到敵機的襲擊，卻是蒼天庇佑，賴駕駛員的技術高明，已擺脫敵機，毫髮無傷正向啟德機場飛航。
杜公館接機的人才額手稱慶，喊聲：「阿彌陀佛！」航空公司的職員又是神情嚴肅，緊張倉惶地來尋接杜月笙的人，劈頭便說：
「杜月笙先生在高空體力不支，據飛機師的通知，需要準備擔架。」
眾人剛剛歡喜的一顆心又齊齊地往下一沉，連忙找到機場醫護室，尋了兩個抬擔架的工友，飛機一到便搶先衝上飛機，把急喘咻咻，無法起立的杜月笙抬下了飛機。
這便是使杜月笙煩惱痛苦12年，嚴重損及他的健康，最後終於使他難免一死的氣喘病的由來。他在這次敵機襲擊中逃出了性命，卻換來一副百病叢生、經常不適的身體。
在擔架上被抬回家中，龐京周給他打針吃藥，緊急救治。親友、弟子忙得團團亂轉，好不容易使杜月笙喘過氣來了，他臉色蒼白，揮揮手說：
「你們都出去，請採丞留下來。」
在病榻上，杜月笙欠起身軀，跟徐採丞說：
「請你立即回上海，代我辦到兩件事體，第一，請黃溯初先生火速來香港，跟我當面接洽。第二，轉告萬墨林他們，只要高宗武說聲走，便不惜一切代價，務必把他和他的家眷平安無事地先送到香港來。」
徐採丞是在第二天動的身，他回上海，不上十天，黃溯初首先飄然南來，杜月笙大病方愈，親自去迎接。為了安全保密，他又請黃溯初在杜公館下榻。
高宗武的一筆賬都在黃溯初的肚皮裡。於是，黃溯初和杜月笙促膝密談，他把高宗武三度赴日的種種經過、中日密約的要點，逐條逐項向杜月笙一一細說。杜月笙咬文嚼字，坦率地說，「這實在太多了，一下子難以記得住。」
於是，黃溯初哈哈大笑，親筆給他寫了一份報告要略，杜月笙歡歡喜喜地雙手接過，他眉飛色舞地說：
「我明天再搭飛機到重慶去。」
姚夫人見杜月笙連日忙碌緊張，飛重慶又飛出了氣喘毛病，心中灼急，又不曉得他究竟忙的是什麼事情？聽說杜月笙才隔了10天又要飛重慶，她心裏擔心得很，便向杜月笙苦勸：
「坐飛機未免太危險了，這一回，您就走河內、昆明，走陸路去，好嗎？」
「不好！」杜月笙打著戲腔，告訴她說，「我此刻恨不能身插雙翅，破空而去！走陸路，那又得十天半個月，怎麼來得及啊！」
但是，杜月笙冒險再次飛往重慶，這次卻帶了龐北周醫生同行，以防萬一。這一趟總算托天之福，安安穩穩，到了重慶，蔣委員長即刻傳見，杜月笙報告完畢，蔣介石便寫了一封親筆信交給杜月笙，請他設法轉交高宗武。
《旁麥系昧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