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根據地時期中共的秘密社會工作 (1)

近代中國秘密社會盛行。歷史上的教門和會黨衍變為各種各樣的民間組織，再加上大大小小的土匪綠林，秘密社會可謂名目繁多，分布廣泛。大革命期間，中共在農村發動和開展農民運動，曾經利用過秘密社會的組織和勢力。大革命失敗後，中共走上了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在農村地區建立革命根據地，積聚和發展力量。由於革命力量開始時的弱小，根據地最初只能在「邊界」地區存在，而這些地區恰好是秘密社會的集中地帶。秘密社會擁有一定的武力，控制著一定的勢力範圍，在當地居民中擁有一定的影響力，並佔據著相關的經濟利益和其他利益。因此，秘密社會是中共及其各地組織在創立革命根據地過程中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

一

　　1927年8月中共中央在要求各地組織發動武裝暴動，並要求各地組織聯絡和利用秘密社會的力量。8月3日中央在湘鄂粵贛四省農民秋收暴動大綱中提出「以農會為中心，號召一切接近農民的社會力量（如土匪會黨等）於其周圍，實行暴動」的指導思想。8月7日，中央緊急會議通過《最近農民鬥爭決議案》，提出「農民暴動之中應當以貧農為主力，聯合一般失業的貧農會黨等勢力」。「八七」會議以後，鄂西的巴東、興山、秭歸等地黨組織在湖北省委和鄂西特委領導下在「神兵」中開展工作，暴動取得了「神兵」的支援2。8月23日中央要求湖南省委在軍事上能夠「聯絡和組織土匪農軍」。9月12日中共在兩湖暴動計畫中要求：「應當以我們的口號去宣傳他們（會黨、土匪）、組織他們於農民協會之下，或革命委員會之下，使他們在暴動時成為一部分重要的副的力量，在暴動成功之後予以收編。」湖南省委發出《湘省目前農民運動（農村暴動）行動綱要》對土匪及會黨提出了更具體的策略：「應密切的與會黨合作。我們所活動之處均須與會黨接頭，向他們宣傳土地革命，邀他們共同工作。我們所沒收土劣之財產可分給他們。農協可准他們辦，但不可使他們破壞我們的組織。對土匪我們亦向他們宣傳土地革命，邀他們共同工作。我們可以加入他們的隊伍，我們可准他們入黨組織特支，不與其他支部發生關係。我們可用專只是收買他們的形式。」

　　在聯絡和利用秘密社會的策略指導下，各地暴動開始時，會黨、綠林隊伍紛紛回應。方志敏在江西弋陽、橫峰領導的武裝暴動很多洪門會員參加。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暴動也聯合了會黨群眾，有幾股土匪主動要求參加暴動，起義的主力之一第四團正是由修水、銅鼓一帶的土匪邱國軒等一千餘人改編的。在河南，1927 年11月豫南確山縣秋收暴動，參加者除槍會會眾外，還有部分土匪武裝。1928年3月固始縣大荒坡起義，紅槍會則成了骨幹力量。

　　中共各地組織在利用和聯絡秘密社會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問題。1927年8月12日的《中央通告》指出，黨的指導機關注重國民黨軍隊甚至紅槍會土匪中「上層領袖的結合聯合」，但「對於群眾的鬥爭不能加之充分的領導，客觀上往往反而加以阻滯」。1927年8月，河南省委也對這種做法的危害作了總結：「只注意首領之聯絡，未積極去抓取群眾，所以某一個政治口號，適於首領利益時，他們也似乎能和我們一致行動，我們同志也便洋洋得意，以為可以領導群眾……但在某一口號不適於首領時，這一首領整個的反動起來，我們到這時候才手忙腳亂，一點也不起作用。」「這種領袖式的接頭運動，固然不能絲毫樹立群眾革命基礎，就是槍會領袖因所許的條件達不到，亦因而痛惡性循環排斥我們，致不能立足（如河北天門會）。……如果不注意槍會群眾的分化與領導權的取得，換句話說，就是不注意站在貧苦農民群眾利益的觀點上，將槍會與農民聯合起來，一致為軍閥，抗豪紳而鬥爭，往後工作，仍然是失敗的。」27年11月14日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政治紀律決議案》，繼續糾正秘密社會工作中的偏向，南方局廣東省委被點了名，湖南省委因「只與土匪和雜色軍隊接頭，不引起廣大農民起來暴動」也受到批評。中央的觀察是符合實際的。不少中共地方組織把聯絡和利用秘密社會當成組織暴動的快捷方式，來不及做更細緻的工作。其中最大問題是：被爭取暴動的秘密社會並不穩定，有的甚至「反水」進攻暴動隊伍，以至令暴動失敗。邱國軒部在湘贛邊界暴動開始後即反水叛變。在海陸豐地區，中共黨組織用花錢收買的辦法收編土匪，結果卻是人錢不見。1928年10月江蘇金壇暴動，事先爭取了的艾小根的刀會沒有實踐諾言。後來江蘇省委策動泗州、黃口暴動，希望借用土匪的力量，結果也遭到失敗。在糾正秘密社會工作的偏向方面，河南黨組織比較即時也比較成功，這與河南的農運規模以及秘密社會的組織特點都有關係。在其他地區，在秘密社會工作初期即要求「解除其武裝」，其實是不切實際的。「把三山五嶽聯合成一個大隊伍」必然是秋收暴動後各地黨組織堅持的基本策略。

　　1927年秋收暴動失敗，毛澤東移師寧岡，對洪會首領王佐、袁文才的工作獲得了成功。1928年王佐、袁文才的武裝也接受了改編。有一次，毛澤東與王佐聊天，聽說井岡綠林「朱聾子」的生存之道是「不要會打仗，只要會打圈」，深受啟發，後來就總結了著名的游擊戰術十六字訣。1927年底賀龍、周逸群前往秘密社會組織普遍存在的湘鄂西地區開闢根據地。賀龍等人對秘密社會的首領採取爭取和分化相結合的辦法，並依靠和發動群眾消滅反動秘密社會組織，不少秘密社會成員加入了革命隊伍。1929年1月，賀龍在鶴峰縣鄔陽關班竹園成功地收編了陳連振、陳宗瑜父子的「神兵」二百多人，將其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二特科大隊。5、6月份，在這支收編的「神兵」基礎上組建了湘鄂邊紅軍第四團。這支隊伍用紅布纏頭，喝「神水」借力，作戰勇敢，號稱「神兵團」9。事實說明，賀龍個人的綠林經歷十分有助於秘密社會工作的開展。1930年12月，賀龍利用在哥老會中的關係，在走馬坪收編了四川東部的土著武裝甘佔元、覃伯卿（秦伯鯽）、袁海清、張軒等部一千餘人。1931年紅三軍（由紅二方面軍改編）轉戰湘鄂川黔地區，與黔東一帶勢力強大的「神兵」建立了關係。1934年5月，紅三軍開始收編當地的「神兵」。6月16日以賀龍的名義發布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湘鄂川黔革命軍事委員會致貴州印江、德江、務川、沿河各縣神壇諸同志書》，號召「神兵」加入紅軍。收編的「神兵」先編為黔東縱隊，後又因人數增加而編為黔東獨立師。1929年10月，中共在籌備龍州起義過程中，軟硬兼施，收編了養利、左縣一帶的土匪頭子馮飛龍為第一路游擊司令，收編龍州土匪頭子黃飛虎為第二路游擊司令（包括大青山土匪周建鼎、下秀土匪陳敏良的部隊），收編土匪鐘顯章為第三路游擊司令，龍州起義得以順利進行。

　　1929年上半年，紅四軍入閩，會黨和土匪成了各方爭取的力量。由於統治階級的挑撥，閩西的大刀會時常與紅軍發衝突。紅軍集中力量爭取在建甌、松溪、政和一帶擁有萬餘會眾的大刀會首領林熙明。經過努力，林熙明與紅軍負責人黃立貴等吃雞血酒稱起了兄弟。後來紅軍又通過林熙明的關係爭取了絕大多數會眾。1929年4月5日紅四軍前委致中央的信中提到，土匪三百多人、二百多槍被編為紅軍獨立營。1929年5月26日，福建省委致紅四軍前委信，提到了漳州、泉州一帶的土匪希望被收編的情況。閩西特委也在一份報告中說，武平、永定、溪口、龍岩一帶的多股土匪接受收編，轉化為紅軍和中共的地方武裝，而中共在連城、溪口、寧祥一帶土匪中也有了一定的工作基礎。

　　在開闢革命根據地的過程中，爭取秘密社會是中共各地組織的自覺行動。陝甘邊區劉志丹對郭寶珊及其它小股土匪的爭取，川陝革命根據地陝南特委對「神團」以及哥老會的爭取26，江蘇省委對徐州、海州刀會的爭取27，都取得了成功。中共1930年1月的一份報告《全國蘇維埃區域與紅軍擴大總形勢》說：「河南南部靠近湖北安徽的地方……大部分槍會走向革命化。」「上川東下川東各地的『神兵』都一天天革命化了。這些『神兵』在萬源、城口、開江、墊江、鄰水、長壽等縣勢力極大。他們以抗糧、抗捐、抗重利盤剝、打倒軍閥為號召，並且準備成立蘇維埃政府。總之，四川大部分『神兵』已知道和紅軍合作。」「江北（江蘇省）各縣鬥爭，更為激烈，許多失業的農民的自發的武裝騷動，如大刀會、小刀會等等……有一部分革命化的形勢。」8中共的秘密社會工作基本上防止了統治者對秘密社會的利用，擴大了紅軍的隊伍和影響，為根據地各項工作創造了條件，在局部地區還幫助解決了紅軍的經濟和生活問題。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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