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反動」:文革批相對論鬧劇

「相對論」進入中國後，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它和它的發現者都受到讚譽。然而，1952年，蘇聯掀起了批判愛因斯坦及相對論的運動，指責愛因斯坦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唯心主義者」。中國緊跟「老大哥」其後，在1953年1月的《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日丹諾夫的文章，指責愛因斯坦的相對主義和不可知論，攻擊愛因斯坦是個「反動分子」、「民主個人主義者」和「舊民主主義者」。

中國對愛因斯坦的批判，最初受蘇聯的影響。但是，在蘇聯已停止批判的上世紀60年代，中國對相對論的批判，卻由於國內的政治形勢，變得愈發激烈。

1965年，《中國青年報》開展了一場是否應該「又紅又專」的討論。一部分人以愛因斯坦為論據，認為，一個人即使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世界觀，仍然可以為社會做出重大貢獻。為了反駁這種觀點，4月，中國科學院的兩名人士撰文說：愛因斯坦不是一位超越了階級和政治的科學家。事實上，正是愛因斯坦建議美國製造原子彈，使之成為美帝國主義手中一個威脅社會主義國家和其他熱愛和平國家和人民的砝碼。這場辯論進行得十分激烈，以至於錢學森也受約寫了一篇討論文章，同樣用「原子彈」一例，來說明愛因斯坦並未脫離資產階級的政治。

一年之後，「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很快，愛因斯坦和相對論成為自然科學界批判運動的第一個突破口。這場批判運動首先由一個來自湖南醴陵中學的數學教師引起。1967年，這個老師到北京進行「革命串聯」，宣傳他的關於「場論」的「革命性理論」。他以「京區場論小組」的名義印發了一篇論文，以毛主席語錄作為理論依據，批判物理學中關於場的理論。相對論被批為「沒有跳出機械唯物論的泥坑」，「完全違背了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的物質的矛盾運動規律」。這篇論文引起了中科院革命委員會的重視，表態予以支持。

1968年3月，中科院成立了「『批判自然科學理論中資產階級反動觀點』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學習班在成立伊始，便認為「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中的嚴重錯誤就是目前阻礙自然科學前進的最大絆腳石之一」，並要「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批判相對論，革相對論的命……舍此，就不能把自然科學理論推上一個新階段」。

6月，學習班印發了第一篇批判文章，題為《徹底批判自然科學理論中的資產階級反動觀點－－評相對論的基礎光速不變原理》。相對論的「罪行」如下：「相對論是地地道道的主觀主義和詭辯論，也就是唯心主義和相對主義」；光速不變原理「深刻地反映了西方資產階級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是人類終極社會，壟斷資本主義生產力不可超越，西方科學是人類科學的極限這種反動的政治觀點」，「根本違反了唯物辯證法，而且也沒有得到實驗的直接驗證」。為了增強說服力，此文引用了毛澤東和林彪的話來論證光速不變原理的「錯誤」。

這篇文章被上送毛澤東、林彪、中央文革小組。與此同時，學習班更積極地收集材料，醞釀和撰寫後繼文章。

第二篇批判文章《相對論批判》(討論稿)在1969年8月問世。該文提出了一個論據：如果按照相對論所說的那樣，同時性是相對的，那麼，1969年3月，在中蘇邊界上發生的珍寶島事件中，我們說蘇聯開第一槍，蘇聯說我們開第一槍，事實上究竟哪一方開第一槍，就無法作出客觀判斷。這個論據如此「有力」，本來一些反對批判相對論的人也不敢再為其辯護，因為：誰要替相對論辯護，誰就是替「蘇修」辯護的賣國賊。

兩個月後，《相對論批判》完成，並散發到全國各地，鼓勵開展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群眾運動。中央文革小組多次指示部署，並準備在《紅旗》上公開發表。

因對這一批判公開發表的後果沒有把握，1969年秋，時任中科院負責人的劉西堯召開了一個特殊的會議，除了「學習班」的代表，受邀與會的還有竺可楨、吳有訓、周培源、錢學森等。中國「原子彈之父」王淦昌也在被邀請之列，但他拒絕參加。

錢學森婉轉地說：「鑒於愛因斯坦的工作有很重要的國際影響，恐怕我們應該對此事慎行。」吳有訓說：「我認為這篇文章沒有經過仔細思考，如果我們發表了，將會成為一個笑柄。」竺可楨、周培源等人都反對發表該文。

1970年，這場氣勢洶洶的批判運動的陣地轉移到了上海，成為姚文元直接領導下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寫作組」的重要任務。批判相對論運動持續到1976年，報紙雜誌上發表了百餘篇文章，大部分充斥了毫無科學依據的誇張「夢囈」。

1979年春，為紀念愛因斯坦誕辰100週年，科學界人士在北京集會。這次會議標誌著中國批判愛因斯坦的鬧劇的終結。

(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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