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一級的領導都知道你，將你內定為骨幹中的骨幹，遲早要抓你。」
我問他為什麼將我定為「骨幹」？我在法輪功學員中只是很普通的一員，連個輔導員都沒當過。
他沉吟良久，終於找到答案：「因為你的思想。」
我笑問：「法律有制裁人思想的嗎？」
他也笑了──為自己無意間一語道破中國法律的「天機」。
－－《靜水流深》，曾錚
《靜水流深》封面
原中國外交官陳用林先生今年五月逃離駐悉尼領館時，抖落出許多不同凡響的指控，那些聲明足可以置於默道克新聞頭條位置幾年之久。
在5月25日發給移民部的信中，他坦言監控「五個有害團體」，包括法輪功學員和民主人士。「主要任務是在海外實施中國政府對法輪功的迫害政策」，他對移民部解釋到，「這嚴重違背我的意願和良心」。儘管他的英語不太成熟，但卻用幾近莎士比亞的語言描繪了他的極度痛苦：「過去四年，惡夢頻繁，白髮日增。」
但這只是開始，接下來的幾週，他的指控越來越出乎人的意料。澳洲人似乎被置身於糟糕的B極電影情節中。連不輕易驚慌的中國大使傅女士也抗辯到：「我們致力於建設我們的國家，非常忙，非常、非常地忙，所以所有這些指控都是荒繆可笑的。」
陳說在澳洲大約有1000個間諜；有一個人被灌迷魂藥，被綁架，並被用漁船運回到中國；610辦公室肯定絕對是存在的；陳還告訴大家，中國政府擔心國外的法輪功學員損害中國政府，特別是澳洲、加拿大、美國等國的學員。
6月22日的新聞發布會上，陳先生詳細解釋了他的指控，堅持認為「中國官員成功地與澳洲官員建立了密切的私人關係，這樣做的目的是想在澳洲政府內建立一種槓桿機制。」這包括以經濟利益作為誘餌，把澳洲的視線從人權問題上轉移走。陳甚至指控外長唐納對中國採取綏靖政策。
2002年3月中國外長唐家璇訪問澳洲，在一些問題上對澳洲政府發難，其中包括法輪功問題。在唐家璇到達堪培拉的前一天，澳洲外長唐納簽署文件禁止法輪功學員在中國大使館門前打橫幅或使用高音喇叭抗議。自此，唐納每個月簽署一次此類文件，這使得唐家璇非常高興。
（陳的指控）帶來了不幸的尷尬。畢竟，我們的總理把共產黨當權者形容為「我們的中國朋友」。攜帶大量國家機密的投誠者陳先生不僅沒有得到及時的政治庇護，反而被無禮地丟到澳洲移民部去排長隊。但通過驚人的審理過程（與澳洲移民部通常的繁文縟節所需的時間相比），僅僅六個星期後，陳先生就拿到了永久保護簽證。
通過這些不通尋常的指控我們能得出什麼結論？在澳洲有沒有中國間諜在監督所謂的「有害團體」？專門打壓法輪功學員的臭名昭著的610辦公室是否真的存在？與進任何一個進過勞教所的人談一談，他們會告訴你：是的、是的、是的，以上指控全是真的。
曾錚曾在勞教所呆過一年，她的「罪行」：修煉法輪功。在她的名為《靜水流深－－一名法輪功學員的生命見證》（英文版名Witnessing History: One Woman』s Fight For Freedom and Falun Gong）一書中，她描述了這「地獄」般的一年。
《靜水流深》英文版
在「再教育」期間，曾錚被剝奪睡眠、被電擊、忍受極端的酷刑折磨、一天20小時地被強迫勞役。她被迫連續16小時背勞教所規則，被迫參加講座學習《人民日報》社論。連續數小時受言語侮辱也是「再教育」的一部分。如果事態不是這麼嚴重，下面的一幕幾乎會讓你覺得滑稽可笑：曾錚描述道：一位女警察作反法輪功演講時，是那麼地歇斯底里，以致差點從講台上滾下來。
曾錚痛苦地詳細描述了一種酷刑，被囚者被迫整天以「低頭抱首」的姿式蹲在毒辣的陽光下：
「……兩條腿麻透了，不停顫抖；胸口憋得出不來氣，噁心得直想嘔吐……。
「以前只聽過『度日如年』，現在才刻骨銘心知道什麼叫『度分如年』、『度秒如年』。 多少次，我覺得已到了極限，真想一屁股暈倒算了，偏偏清醒地感受著一切，暈不過去……。」
除此之外，還有被電棍襲擊的恐怖。在拒絕與警察配合之後，曾錚被拖到院子裡，電棍像雨點一樣落到她身上。兩個警察將她折磨得不行了之後，又去院子裡折磨另一個人，然後又轉回來對付曾錚：
「兩根電棍一起架在我身上，再也不拿開。
「『劈劈啪啪』放電的聲音越來越大，我的身體細膩而真切感覺電流一檔一檔加大的過程……。
「 我緊閉雙目，調動所有的意志與強大的電流對峙著，只覺眼前一團漆黑，世界一團漆黑，無盡的罪惡從四面八方滾滾而來，張牙舞爪要將我一口吞噬……。」
通過「勞改」進行再教育的想法非常有意思。1979年中國通過了勞動教養法，僅僅由當地官員就可被判人一至三年勞教。比如曾錚，就是由一名姓吳的管片警察監禁起來的。
這裡，我們有必要略微思考一下整個的法律制定體系。如果同樣一種制度被運用到澳洲來，那套制度將是非法的。就像Maria Hsia Chang在她的新書中說那樣：
「中共政府似乎認為，對於中國來說，只要制定了法律就夠了。但要真正實現法治，僅有法律條文是不夠的，這些法律法現必須得到立法機構的通過。」
在中國，制定法律的權威機構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年只開一個星期的會！因此，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國家必須在一星期內通過所有的法律，更糟糕的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都是由正統的共產黨黨員組成。
中國的法律體系還存在著其他問題，比如法律的追溯性問題。當北京1999年7月22日禁止法輪功時，並沒有相關的法律，三個月後，即10月下旬，才被人民代表大會通過。（譯註：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是《關於防範和打擊邪教組織的決定（草案）》，該決定未提及法輪功，或為法輪功定性。）試想（在澳洲）霍華德宣布一條法律生效，但卻沒有經過參議院表決！即使霍華德政府在參議院佔多數席位，法律的制定對總理來說也不是小菜一碟。
正如以上所述，法輪功學員經常未經審訊就被送往勞教所接受「再教育」，「勞教」是一種委婉的說法，這使得中國可以宣稱它沒有監禁其人民。
曾錚所描述的「再教育」分為五個階段：寫保證、聲明放棄、揭露和批判，公開放棄，最後去「教育」他人。「教育」他人意味著你必須幫助警察去轉化別人，使用警察所使用的手段。換句話說，去折磨其他人。當你（如果你）公開放棄，你必須面對全勞教所的聽眾，大聲朗讀你的批判書。整個過程要被攝像並備案。你走到這一步時，才說明你成為了一個完全被「轉化」的學員。
這聽起來像思想控制嗎？對，這正是目的所在。作為轉化過程中的一步，犯人被要求寫思想匯報，曾錚這樣寫道：
「勞教所內從來都不缺紙和筆，因為我們一直被要求寫『思想匯報』。每次聽完『講座』或『學習』完攻擊法輪功的文章或節目後，我們都被要求寫『學習』後的感想。有時甚至在家屬接見之後也要寫思想匯報。」
曾錚在勞教所的大部分時間是在織毛衣，一天20小時，毛衣出口，包括出口至西方國家。她為之工作過的跨國集團有雀巢公司。勞教所接到緊急訂單，為工業巨頭雀巢公司生產100,000只玩具兔。在警察的監督下，法輪功學員日夜工作，三個月才把活幹完。
任何看過6月23日ABC「晚間節目」的觀眾都會對貿易部長馬克．維爾（Mark Vaile）有關「在和中國的交往中，必須謹慎地把貿易和人權分開」的論調感到驚奇。這位新當選的國家黨領袖解釋道：
「托尼（主持人），我是說，你提這個問題，我還是重複我的觀點，我們和中國在有關人權問題上確實有一個長期的對話，在這一問題上，我們仍將繼續公正、坦率地發表意見，但是同時，我們必須和中國增強經貿關係，這對澳洲未來經濟的發展將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們有意將這兩個問題這樣處理。」
曾錚在她的書中描繪了勞教所怎樣變成中國經濟一部分的情況：
「勞教所每年都有利潤指標，不能不完成。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許多工廠都停業，『找活』不是易事。但勞教所的人工成本約等於零，這一競爭優勢誰也比不上，所以當一般工廠都找不到活時，勞教所總是有『生意』。北京女子勞教所幾個比較固定的主顧是附近幾家鄉鎮企業，它們接了出口訂單再以低價轉包勞教所，從中漁利。我知道名字的有『順華』和『鳳凰』兩家針織廠或毛衣廠。那幾個加工廠的小師傅經常出入勞教所來教新工藝、把關質量，張蕾等『質檢員』跟她們混得很熟了。」
曾錚於2003年獲得澳洲難民身份，目前她正與ABC合作製作一部有關奴工產品的記錄片。我問她是否知道其他她曾為其生產過產品的跨國公司的名字，她說不知道，並補充說：
「坦率地告訴你，在勞教所，對生活的唯一感覺就是困，唯一的奢求就是能夠有多一分鐘的睡覺時間。每天我就像一部機器或是一個白痴一樣，掙紮著完成我的工作定量，根本喪失了思考能力，甚至沒時間想家。一直在腦子裡打轉的二個想法是：今天什麼時候可以睡覺？接下來他們會用什麼陰謀或酷刑來轉化我們？……」
但是通過其他法輪功學員，她瞭解到勞教產品也被運到澳洲的超市或廉價商店。有好幾位法輪功學員還發現奴工產品放在Coles和 Woolworths的貨架上，及遍及悉尼的廉價商品店裡。曾錚說，法輪功學員被迫生產過的奴工產品對澳洲消費者來說並不陌生，如聖誕裝飾燈，手機袋，絹花，手織帽，拖鞋，玩具熊，雨傘，還有各種衣服等。
我問曾錚對陳用林先生聲稱的在澳洲有一千個間諜的指控有何想法。「我一點也不感到奇怪，」她說，「我在中國的家人警告過我十幾次，中國當局警告過他們，他們也確信，我在這裡的一舉一動都受到監視。」
（有意思的是，在我與曾錚的電子郵件通信過程中，她的電腦受到惡意攻擊和追蹤，她給我發來一份詳細的病毒報告，報告中說，「郵件附件含自動安裝木馬，並自動與中國的一個網址連接。」報告進一步說，「那些文件都不是一般的病毒，所以肯定是專門為攻擊曾錚的電腦而寫的。」想要進一步瞭解複雜的中共網路過濾系統、高科技監視系統「金盾工程」及與中國警察和網路安全組織合作的主要西方公司的情況，請閱讀《華盛頓郵報》上的這篇文章（http: //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5/07/19/AR2005071901556.html）。
曾錚認為，考慮到在澳洲法輪功學員的人數、及中共對法輪功活動的臆想和猜疑，一千個間諜的說法是可信的。請記住，中共國家宣傳機器把法輪功說成是X教，並相信法輪功已不僅是國內問題，法輪功已經演變成國際問題，是活躍於西方的一股「危險」力量。「陳先生也提到，中領館有800多名法輪功學員的黑名單，（這麼大的工作量），如果間諜只有幾十個，他們是忙不過來的。」
為了贏得更多的貿易好處，我們在這個問題上保持沉默或視而不見，我們是在幫助中國鎮壓（法輪功）嗎？曾錚是這麼認為的：
「關門人權對話不起任何作用。陳先生提到，他閱讀過北京人權對話簡報，其中沒提出任何案例。另一個值得一提的案子是一位墨爾本居民歐陽昱先生的弟弟，歐陽明先生。他連續兩年都被列在澳中人權對話中，但與此同時，歐陽明在中國勞教所遭受各種酷刑，而且最終還是被折磨致死。所以，用陳先生的話說，人權對話只是『一場戲』。最最令人悲哀的是，投進中國的每一分錢，都有可能被用來幫助中共鎮壓無辜百姓。
也許你會認為，成功得到澳洲庇護後，曾錚將不再生活在中共觸角能伸及的地方，其實不然。她不僅要忍受電腦受攻擊，澳洲的華人社區對法輪功學員還有很多偏見，華人社區對共產黨的宣傳深信不疑。有關澳洲的生活，她說：
「華人社區裡的許多人，要麼仍然被中共的宣傳所矇蔽而反對法輪功，要麼太害怕而不敢與我們交朋友。我們被監視、受到騷擾、被歧視、被像『不正常』的人一樣對待。我在中國計畫出逃到『自由世界』時，不曾料到會這樣。但是，這裡我不是在抱怨。我知道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我們必須一直努力，直到最後。」
曾錚在勞教所一年地獄般的生活使我想起作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小說《一九八四》中主人翁溫斯頓．史密斯所承受的。在受盡酷刑折磨和洗腦，身心完全崩潰後，史密斯最後說他喜歡上了「老大哥」。我問曾錚對此一類比有何想法。她說：
「奧威爾的《一九八四》的主題構思肯定不會是空穴來風，也許它的問世正是為了今天的西方人能瞭解中共當局的真實面目。不論中共怎樣以『對外開放』來粉飾自己，它就是不折不扣的（《一九八四》中所說的）『英社黨（Ingsoc）』。中共扭曲中華文化和語言，改寫整部中華歷史，甚至把詞典都重寫了，以創造自己的『大洋國（Oceania）』。而『思想犯』！難道中共的警察不是說因為我的『思想』才抓我的嗎？還有多少『思想犯』仍然關在中共的古拉格和監獄裡？」
（英文原文發表於《悉尼晨鋒報》：http://webdiary.smh.com.au/archives/margo_kingston/00132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