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必須指出，所謂經濟決定論只是一套神話，一套危險的神話。
第一、由於人具有自由意志，由於人類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知識的增長，而知識的增長具有不可預見性，所以人類社會的發展變化並不存在所謂客觀規律。任何決定論，包括經濟決定論都是站不住腳的。
人類社會如此?雜，以至於任何兩種因素之間都不是簡單的線性關係.有時候，人們的物質生活越提高，他們對政治參與的願望越強烈。在這裡，經濟發展是政治改革的催化劑。有時候，人們越是有機會發財致富，他們越是對政治改革漠不關心。在這裡，經濟發展又成了政治改革的替代品。所以，埃爾斯特（Jon Elster）否認我們可以從社會研究中得出規律。他認為我們只可能找出機制（mechanism），據此對人類的行為作出解釋。這就是說，我們必須參照其它因素，才可能對某一特定社會中經濟發展與政治演變的關係做出一種趨勢性的分析。
第二、經濟發展、經濟改革既非政治民主和政治改革的充分條件，也非其必要條件。希特勒治下的第三帝國曾經取得驚人的經濟增長，但是它並沒有導致政治民主，相反卻強化了極權專制。俄國、東歐和蒙古的經驗則證明，共產專制國家實現民主轉型並不必須以市場經濟和中產階級為前提。
第三、臺灣經驗未必適用於大陸，因為共產黨不是國民黨.國民黨從一開始就承認了憲政民主原則，孫中山提出軍政、訓政、憲政三段論，把一黨專政視為階段性措施。蔣介石在臺灣堅持威權統治，也是把它當作非常時期的權宜之計。因此在國民黨那裡，要求實行憲政民主的聲音總是正當的，合法的；而隨著經濟的發展與內外環境的安定，國民黨就越是無法抵制要求回歸憲政的呼聲。共產黨卻不同。共產黨從來沒有承認過憲政民主原則，它把自己的一黨專政看作天經地義.直到今天，它還一再宣稱反對「西方式民主」，發誓要堅持黨的領導「永不變色」。中國的經濟越發展，共產黨越是把功勞記在自己的帳上，搞起專制來越是「理直氣壯」。
第四、「六四」後不同於「六四」前。「六四」前的中國，經濟改革起到了促進政治改革的作用。因為經濟改革就是改掉計畫經濟重建市場經濟，這就在意識形態上顛覆了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所以它順理成章地強化了政治改革的正當性，強化了人們對政治改革的要求。然而在「六四」和「蘇東波」之後，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徹底破產，共產黨的統治淪為赤裸裸的暴力統治，它只有憑著經濟發展的成就即所謂政績為自己的存在辯護.所以在「六四」之後，經濟增長反而成了中共當局抵制民主改革的藉口。
第五、由於缺少公眾監督和民主參與，「六四」後的經濟改革必然淪為權勢者對普通民眾的公開掠奪.這樣的改革越深入，權勢者們越不願、也越不敢再進行政治改革。在這種畸形改革下成長起來的許多中產階級成員，即便他們不屬於分贓集團，即便他們也有政治改革的要求或願望，但是由於他們清楚地意識到目前整個經濟秩序是建立在極大的不公正之上，而自己的經濟利益又和這種不公正的經濟秩序有著難以分割的關係，他們擔心政治的變革會引發經濟清算，從而導致現有經濟秩序的混亂乃至瓦解，進而危及自己的經濟利益，所以對政治改革抱著十分矛盾的態度，欲迎又拒。
由此觀之，在今日中國，經濟改革並不會導致政治改革。在今日中國，與其說經濟的增長，不如說經濟的危機，更可能成為政治改革的驅動力。
講到經濟決定論，不能不聯想到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一種經濟決定論。我們可以說，現今流行的經濟決定論是馬克思主義的翻版，只不過結論正好相反。這兩種經濟決定論之間的分歧，在理論方面不如在心理方面那麼大。馬克思主義利用它的經濟決定論作為一種鼓動人們進行政治鬥爭的方法，相信歷史必然性就是要人們相信起來進行鬥爭的必要性。現今流行的經濟決定論卻相反，它否認政治鬥爭的必要性，讓人們用等待代替抗爭。
必須指出的是，中共專制之所以能延續至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有太多的人迷信這套經濟決定論。他們總是一廂情願地以為，只要幫助中國推動經濟改革和經濟增長，也就是幫助中國走向自由民主。殊不知到頭來他們只是幫助了一個專制強權的興起，使中國更遠離民主的目標。一切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們，再不能讓這套經濟決定論自欺欺人。
(自由亞洲電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