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崗村隸屬安徽省鳳陽縣小溪河鎮，是淮河岸邊的一個普通小村莊。1978年以前的小崗村，只有20戶人家100多人，是遠近聞名的「三靠村」──「吃糧靠返銷，用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每年秋後，家家戶戶都要背起花鼓去討飯。這樣一個「討飯」成為生計主業的村莊，苦難的記憶使他們似乎相信了飢餓就是他們的宿命。直到1978年11月24日，小崗村18戶農民誓與命運相抗爭，以敢為天下先的膽識，按下了18顆手印，堅決告別大集體生產方式，搞起了生產責任制----包產到戶！小崗村實行「大包干」一年就大變樣，一舉結束了20多年吃「救濟糧」的歷史。
姚坑村隸屬浙江省龍泉市岩樟鄉，至今共有26戶100餘村民，因地僻山高，路小道險，村民與外界物品流通只能用肩挑手提的方式，村民生活和經濟發展非常困難。由於該村是自然村，未能列入政府康莊工程，為圖自強，村民們多年來一直努力開鑿道路，曾籌到10餘萬元資金，但終因工程浩大資金不足，開路打洞僅 100餘米即半途而廢。後多方聯繫到臨村(遂昌縣龍洋鄉黃塔村)的梅善良、林樟旺、林樟法、毛根壽等人，在2004年1月18日，該村20多名村民代表甲方姚坑村與梅善良為代表的乙方簽訂了《關於修造黃塔至姚坑機耕路的合同》。因為姚坑村作為修建機耕路的發起人和受益人，卻又缺乏修路資金才找到乙方出資的，因此合同約定，乙方的投資，通過機耕路峻工後對出村貨物收取一定費用的方式回收。
這是兩個發生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的事：前者是1978年的安徽鳳陽，後者是2004年的浙江龍泉。雖然時隔近三十年，相距幾千里，但常人一眼就能看出這演繹著同一個故事。故事中一樣的主體：貧窮落後，在生存艱難的困苦中掙扎的農民；一樣的環境：閉塞、村小。一個常被外界、被政府遺忘的小山村，二十幾戶人家，一百多口人；一樣的渴望(動機)：改變現狀，脫貧致富；一樣的方式與手段：自發地聯合起來，力圖自主利用村中現有資源，一個想通過承包來利用土地自主生產，一個想通過修路來利用土地上的木材、竹材自主發展經濟。兩村村民本質上都是追求自主選擇，擺脫以前的外在設定，以改變村中發展模式，最終達成對自身命運的改變。
這一樣的故事在訴說著同一個實質：就是農民在對政府、政策依靠無望的情況下，自發起來利用現有資源，尋求自身發展，求得擺脫困頓之目的。這是一種自發的奮起，是一種自主的嘗試，是一種自救的抉擇。這一切的行動都源於對力圖掌握自身命運的覺醒，是對自身生而具有的生存權、發展權的本能自覺。這是人類發展的原動力，是人類可貴的原創性，是人生而具有的不可剝奪的權利。在現代文明社會，這種舉動原本是被鼓勵、倡導的，因為這是一個社會的活力所在。這種自發的舉措常常甚至在預報著一個社會發展的方向，召喚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然而這原本一樣的事，卻面臨截然不同的兩種命運。
二、兩樣的命運
無論是小崗村，還是姚坑村，無論是上世紀七十年代，還是本世紀今天，相似的農村在承受著相似的命運，在演繹著一個同樣追尋擺脫困境的夢想，然而這同樣的追尋卻換來兩種不同的命運。
1978年的小崗村在留下18個鮮紅的手印之後，村民高漲的生產熱情曾招引出他村村民的懷疑，進而被上告到上級公社。公社領導下來一查看，發現不得了，資本主義明目張膽地在眼皮下搞起來了，於是硬性地叫小崗村民並到組裡干，不干就不發給種子、肥料、耕牛和貸款，可是，小崗群眾不管你好說歹說，就是不並回去。於是這事就鬧到了縣裡，縣委書記親臨小崗村瞭解到村民的堅決態度後，就對公社幹部說：這裡村民都窮怕了，隨他們搞吧。再說全縣有兩千多個隊，就算這一個是搞資本主義，也搞不到哪裡去。
縣委書記一句話就放活了小崗村。到年底，小崗生產大豐收，全隊全年糧食總產量達13.3萬斤，是上年的4倍。這個合作化以來23年中從未向國家貢獻一斤糧食的「三靠隊」，1979年包干到戶一年，第一次就向國家貢獻糧食65000斤，油料20000斤，第一次歸還國家貸款800元；第一次留儲備糧1000 多斤，留公積金150多元。由於生產發展，社員收人大大增加。據統計，1979年全隊農副業總收入47000多元，平均每人400多元。最好的戶總收入可達5000多元，平均每人可達700多元；最差的戶平均每人收入也在250元左右。
多麼振奮人心的消息，很快小崗現象就成為中國政壇關注的焦點，引起了贊成與反對兩派針鋒相對的爭執。這個事後來驚動了時任安徽省委書記的萬里，最後還鬧到了中央，直到鄧小平親自出面對此事首肯後，才算暫時平息了一場爭論。不僅爭論平息、分歧隱沒，而且以此為根據揭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小崗村民的18個手印，可說按出了中國農村至今近三十年的圖景，定格了中國三十年農村政策。
然而二十一世紀今天的浙江姚坑村，在同樣的情境下，農民重演出同樣的故事，他們只是將小崗的18個手印，置換成了姚坑20個代表簽訂的一紙招商引資<協議>。
在姚坑村民與林樟旺等人簽訂<協議>後，林樟旺等人依據協議，信守合同，馬上進行了投資。在經過一年多的艱苦努力後，終於在2005年4月，將路基本修通。4月20日，龍泉市公安森林分局突然以「涉嫌非法佔用林地罪」，對林樟旺、林樟法、毛根壽、梅善良四人予以刑拘。4月30日，又分別對林樟法、毛根壽、梅善良等三人採取取保候審，而以"涉嫌非法佔用農地"罪，以龍公逮捕字（2005）0006號，對林樟旺執行逮捕。
至此一場村民奮起自我招商引資，以期脫貧致富的努力被宣告非法而中止，更為讓人深感滑稽的是，被治罪的對象居然是千辛萬苦找來的投資修路者而不是姚坑村民。顯然，姚坑村民沒有犯罪! 尋求自我脫貧何罪之有？中國政府一再強調公民有生存權、發展權。這種自我努力尋求解困脫貧的努力當然是踐行生存權，追求發展權的具體表現，是公民不可剝奪的基本權利。既然村民自發組織修路，進而招商修路是在履行自身權利，是應受憲法保護的。那麼作為這個行動的附屬----受招而來的投資者，就更應扯不上違法了。就算退一萬步來說，村民自發修路解困是違法，整個行動姚坑村民是主體，從犯罪主從關係而言，姚坑村民是主謀，受招來的投資者是從犯。而今主犯安然，從犯入獄，這也大悖法理。看來林樟旺等人被抓無論從哪個角度都連不上犯罪。對此早有高智晟等大律師從法律角度作了辨析。一件原本利村利民的事，今落得過被捕的命運，這實在與小崗村民的結局相去千萬里了。對於這個事件所反映出的公權與民權的鬥爭，中國著名憲政學家張祖樺先生在<評浙江東陽畫水鎮與龍泉姚坑村村民維權事件----人權入憲與民權淪陷>的文中也有過全面而精闢的闡述，在此就不需贅述了。
對小崗與姚坑同一事件的不同結局，我們可以從社會演化的角度看到：
1、時過境遷，星轉斗移，從小崗到姚坑，中國農村面臨的使命依舊----如何爭得自身生存權？如何主宰自身發展權？
2、同樣的爭取，在不同時期得到不同的命運。小崗村開啟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先河，姚坑村沉入了「罪犯」的深淵。
3、小崗與姚坑，同樣的事不同的結局，宣示著中國社會不同時期的政治抉擇。
三、三種抉擇
小崗村與姚坑村，兩個原本應該默默無聞的農村，因為同樣的困境激發起同樣的行動，卻贏得相反的結果的事實，映照出中國不同時期的政治現實與當局的歷史抉擇。小崗村的村民自發改革，在面臨種種不同爭議時，最後尊重民意，順乎歷史的聲音成為主流，讓小崗村民不僅免於治罪，而且為中國轟轟烈烈的農村改革報幕。
從小崗村自發尋求掌握自身生產命運的改革結局，我們可以看到：1、當時的政府還有勇氣面對社會民眾自發的創舉。說明政府還有一種自信，有一種探索的精神； 2、雖然小崗承包事件發生後，也引起過不同意見的爭論，這說明當時社會還能容許爭論，還有爭論的環境；3、各級政府對於新生事物還有容其發展，看其後效的耐心與虛心。當時鳳陽縣委書記一句：「就算一個搞資本主義，也搞不到哪去。」就寫照出一種敢試、敢看，對群眾的信賴。這說明當政者與百姓還存在相互的信賴與一致的追求；4、最後小崗模式成為中國農村改革的典範，掀起了中國農村改革的高潮。這說明當時的中共領導人有魄力去接受新事物，有膽量去嘗試新發展； 5、小崗模式根本上還記錄著，村民追求掌握自我命運，自主生存與發展權的問題，同時也反映出當時的政府在「文革」之後，對百姓權利的一定尊重與一定放權。這是一個公權對民權的一定讓步。
同樣地，當我們回頭來解讀今天姚坑村所發生的事時，我們不無悲哀地看到政府那份三十年前在小崗村事件中的自信、容忍、耐心與面對新事物的膽識，以及社會的寬鬆，及在此前提下公權對民權出現的一定程度的尊重都蕩然無存。相反地，那種缺乏自信、偏狹、自私、拒斥甚至恐懼新生事物，公權對民權肆無忌憚的侵犯，通過姚坑村事件活生生地表現了出來。
從小崗到姚坑同一故事的不同結局，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今日時局的困境。中國今日的現實就處在三十年前的境地，何去何從又是一個歷史性的抉擇。常識告訴我們，今天擺在中國社會面前的有三條路：
其一、「蕭規曹隨」，沿襲前例，按既定方針辦。這種以為中國可以在前人設定模式前行的思路，顯然是不思進取，缺乏革新，不敢面對新事物的表現。近年來，社會各種矛盾激化，政府與民間衝突加劇，社會經濟畸形發展，經濟後續乏力，相對貧困與絕對貧困加劇，官僚腐化日熾，等等問題一再在昭示：原來改革的政策及制度潛力已發揮殆盡，負面與余害已日益顯露，如果追隨前制，顯然無益於現時問題的解決，路只能越走越窄。那種「刻舟求劍」只有誤國害民。
其二、回歸舊路，重返前朝，「回到毛澤東」，恢復建政之初權力的威嚴與極權者的尊崇。顯然這是種戀舊情結，是一種遠離現代文明的暴力崇拜情結。任何正常人都會知道歷史發展是不可逆轉的，時過境遷的社會，要想重複過去的歷史，不是痴人說夢，就是天方夜譚。我們必需正視現實，如果我們實在找不到社會發展方向，那麼人類已有歷史的實踐所摸索到的文明軌跡，應該是我們的方向，畢竟中國無法游離於人類之外，我們面對人類共同努力而凝結起的文明成果要有一種虔誠，不要為人性的惡而遮掩了應有的理智與社會責任。歷史沒有回頭路，沒有人可以背離文明，逆轉歷史，任何做這種努力的人不僅不智，而且必定枉然。
其三、突破限制，「超越鄧小平」，走出千年專制歷史的循環定式，以人類文明為旨歸，著手建立自由、民主、法治、憲政的社會，為真正實現社會長治久安而努力。這也是從根本上解決目前中國各種矛盾與問題的唯一途徑。這也是真正落實「建設政治文明與法治社會」的承諾。超越是時代的呼喚，是歷史賦予的使命。中國歷經一個多世紀的現代文明洗禮，該是皈依人類主流文明的時候了!
如果說中國邁入世界文明還缺什麼？我認為除了勇氣，別的都不缺了! 這個勇氣就集中表現在對人性惡的約制，對不義既得利益的放棄。對人性惡與社會不義的最好約制，至今人類所摸索到的最有效途徑就是憲政與民主! 那麼讓我們拿出勇氣，為中國實現憲政民主而奮鬥吧!
中國是「超越鄧小平，還是回到毛澤東」(一位先賢的論斷)，或是原地踏步，這是不可迴避的抉擇。從姚坑村事件，昭示著民意一種自主命運、踐行人權、積極向前追求超越的自發，而當局的處理卻彰顯出政權的擴張、試圖更多吞食民權、回歸舊路的願望。是尊重民意的前行，還是放任權力的後退？答案應該是清楚的。
----原地已千瘡百孔，回歸則形同飲鴆。
那麼超越，就是這個民族惟一的抉擇!
2005-7-30
(原載《議報》第20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