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這個中國人永遠不會忘記的悲喜交加的日子：已經過60年了。這天，曾經大舉侵略中國15年的日本強盜終於向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俯首投降了。日本在華姦淫燒殺的暴行，尤其是那慘無人寰的南京大屠殺是永遠不可原諒的。英勇的中華兒女為保衛家園譜寫了無數可歌可泣的篇章。然而，中共為維護其對中國人民的奴役，始終在中國抗日戰爭的問題上隱瞞歷史真相、散佈謊言。中國大陸廣大年輕人對中國抗日戰爭的真相還知之甚少。不幸中的萬幸：近年來大陸的史學家也漸漸勇敢的揭示了一些真實情況。本文也彙集了一些歷史材料，主要是從大陸出版的有關材料，試探性的弄清一些抗日曆史的真面貌。水平有限，錯誤在所難免，歡迎批評指正！
九一八事變前後東北的苦難與侵略者
我國的東北地區，自1916年起一直由奉系軍閥張作霖所割據。到1928年，張作霖被北伐軍打敗，接著又被日本人炸死，其子張學良歸順國民政府。九一八事變之前東北由張學良的部隊管轄，但是此時的東北地區早已是沙俄和日本兩個帝國主義100多年來長期爭奪和鯨吞蠶食剩下的版圖。俄國和日本曾經爲此於1904年在這裡展開日俄戰爭，打了一年多，使得我國東北同胞遭受了無盡的劫掠與屠殺。最後俄國戰敗，日本也侵入東北地區。但是由於俄國與我國的新疆、外蒙古和東北地區接壤，侵略起來方便，比日本入侵早得多，又逼迫滿清簽訂了很多不平等條約。所以俄國佔據我國東北的領土和其它利益是當時八國聯軍各國中最多的。因此在九一八事變前的東北己有很多蘇聯人佔據著許多城市地區，也有日本的關東軍。俄國和日本皆恃強凌弱，而張學良是軍閥，也常以國人的中庸之道應付兩個列強。張當時被委任爲國民政府陸海空軍副總司令。但鑒於國內尚未完全統一，國力虛弱有內戰頻繁，百廢待舉，張學良一直對日軍的挑釁採取忍讓的態度，如在九一八事變前關於日軍尋釁後的九月六日給邊防軍參謀長榮臻及東三省政務委員會的電報稱「現在日方外交漸趨吃緊，應付一切焏宜力求穩健，對於日人，無論如何尋事，我方無當萬分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屬切實遵照注意為要。」其實中國駐軍在九一八事變前一直沒有料到日軍會全面進攻。
而對蘇聯，由於蘇聯建政後曾兩次正式宣布廢除過去沙俄強迫我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和放棄所侵佔的我國領土和其他主權。這在當時的確騙取了中國人民對蘇聯的信任。包括孫中山先生。從而才有了「聯蘇、容共」（後讓中共篡改為「聯共」）「扶助工農」的政策，也正因如此，才使很多人相信共產主義，蘇聯也派人出資在中國組建了中國共產黨。中國人的善良本性絲毫沒懷疑蘇聯的承諾，而這個承諾卻是個騙局。
原來斯大林派越飛同孫中山談判時，還是採取口頭上承認而實際上不實踐的狡猾手段。所以，蘇聯仍然霸佔著我國的領土與其它利益。實際上，蘇聯仍承襲著沙俄的帝國主義侵略的本性：它所宣稱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不過是掩蓋其共產帝國主義面目的遮羞布。而且有了一個冠冕堂皇的共產主義理論以及用這個理論所武裝建立的百依百順的中共，從而可不費一槍一彈完成其侵佔中國的霸業。
既然孫中山已連俄容共，中國人又天性忠恕寬厚，國民政府也無暇顧及。蘇聯也就大大方方的仍然佔據著根據沙俄強迫我國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中的一百五十多萬平方公里的我國領土和其它利益。其中大部分在東北，例如，根據1858年「中俄愛琿條約」割去的黑龍江以北6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根據1860年「中俄北京條約」割去的烏蘇里江以東的40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另外還有海港城市海參崴，蘇俄把它改名為弗拉迪沃斯托克，其含義是「控制東方」；還有根據1896年「中俄條約」和1898年「旅大租地條約」蘇俄霸佔了從滿洲里經哈爾濱到綏芬河以及從哈爾濱經長春到旅大的中東鐵路沿線及地區；以上這些都只是在東北區域內。另外還根據1881年「中俄伊犁條約」蘇俄佔據著我國新疆霍爾果斯河伊以西、齋桑卓爾以東地區。蘇聯不僅不歸還這些領土，還公然於1922年出兵佔領了我國外蒙古。儘管後來蔣介石民國政府一直不承認這些領土被佔領，蘇俄依然以其共產主義國際主義和解放蒙古人民為名義使之從中國分離。中共對此卻置若罔聞。我們認爲，蘇聯在中國推行蘇維埃化是妄圖奴役整個中國，步驟像對待外蒙古一樣。
如果這些還不能清楚的表明蘇聯完全是一個侵略成性的帝國主義的話，那麼我們再來看看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如何侵略波蘭和芬蘭的史實：1936年德國和日本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 以及德意日簽訂 « 三國同盟條約»後，蘇聯感到自己受到威脅則拚命叫囂要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和擁護和平。而當希特勒在發動二戰之前拉攏它時，它馬上於1939年8月23日同德國法西斯簽訂了 «互不侵犯條約» 。實際上是幫助德國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並於1939年9月夥同德國法西斯共同入侵波蘭並瓜分了波瀾。然後蘇聯又在同年11月入伍並佔領了芬蘭的一部分地區。如此與德國法西斯併肩侵略弱小國家，不是帝國主義行徑是什麼？！
蘇聯的帝國主義侵略本性的暴露，使人開始懷疑蘇聯在中國推行蘇維埃化的目的。此時毛澤東在中國趕快出來替主子狡辯叫好：「國內的許多對於蘇聯進兵波蘭的問題糊塗起來了。……二十年來，波蘭政府一貫的反對蘇聯，在英法蘇談判中，堅決的拒絕蘇聯軍隊的援助。而這個政府又是一個十分無能的政府，150萬以上的大軍，不堪一擊，僅僅在兩個星期的實踐中就葬送了自己的國家……」這是些什麼話呢？難道對這樣一個侵略人家國家的蘇聯還不許人家反對嗎 ?人家沒有權力拒絕蘇聯軍隊的『援助』嗎？而且事實證明蘇聯確是侵佔了波蘭的一部分領土，人家還沒有權力拒絕嗎？「波蘭政府無能」也是你蘇聯入侵的理由嗎？；毛接著說「在蘇聯方面，則是採取了完全正義的行動。當時擺在蘇聯面前的問題有兩個：第一個問題是：讓整個波蘭處在德國帝國主義的統治下面呢，還是讓東部波蘭少數民族得到解放呢？在這個問題上，蘇聯選擇了第二條路」。引文來自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的«蘇聯利益和人類利益的一致»一文。且不說毛澤東為蘇聯狡辯有無道理，只在看他自己二十多年後的話「蘇聯佔的地方太多了。他們在波蘭劃了一塊歸白俄羅斯。又從德國花了一塊歸波蘭以補償從波蘭劃給白俄羅斯的地方。他們還在芬蘭劃了一塊，凡是能夠化過去的它們都要劃。有人說，他們還要把中國的新疆、黑龍江劃過去。他們在邊境增加了兵力，我的意見都不要劃，蘇聯領土已經夠大了。」此話引自 «毛澤東思想萬歲»中接見日本社會黨人士佐佐木更三，黑天壽男，細迫兼光等的談話（1964年7月10日）。
毛澤東這裡所說的「劃過去」當然是指侵佔，說明1939年蘇聯的確是侵略了波蘭和芬蘭，而不是什麼「解放 」，或是爲了避免使波蘭東部少數民族受德國統治。也清楚的表明蘇聯一直是一個帝國主義侵略者，同時也說明蘇聯一直想侵佔我國的黑龍江和新疆。
毛在前述1939年為蘇聯狡辯的文中還提到了«日蘇互不侵犯協定»。實際上蘇聯卻在1941年同正在侵略我國的日本帝國主義簽訂了«日蘇中立條約»，毛也為此替蘇聯狡辯。蘇聯這些侵略行爲以及隨時可以和任何一個法西斯侵略者為伍、助紂爲虐、侵略弱小國家的行爲，只能說明它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帝國主義。
毛澤東明知道當時蘇聯入侵波蘭和芬蘭是侵略行爲，爲什麼趕快出來為蘇聯狡辯呢？因爲他怕如果大家都看清了蘇聯的帝國主義真面目，就會懷疑蘇聯在中國大搞蘇維埃化的真正目的是奴役整個中國，也會懷疑到中共的一切依附蘇聯的賣國行爲上。
而毛澤東的野心卻是打算利用蘇聯的扶植完成他的皇帝夢：所以當他當了皇帝后就得意忘形吐露了真情：他應該比誰都清楚蘇聯的侵華野心。
所以，九一八事變實質上是日本和蘇聯繼續侵略和爭奪中國的戰爭的起點，九一八事變之後，蘇聯已在宣言告誡日軍佔東三省是「反蘇戰爭的第一步」，即是明證。
而中共賣命為蘇聯開展的蘇維埃化是名副其實的漢奸賣國行動！
九一八事變前中國國內形勢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前，中國國內並未完全統一。一些已經宣告效忠國民政府的西北軍閥如：閻錫山，馮玉祥，在九一八事變前一年還夥同李宗仁即所謂改組派分子汪精衛等合作：反對中央政府、發動反叛戰爭。直到1930年11月，閻，馮才宣告失敗。而將他們所控制的晉、察、綏，甘，陝，寧，青各省政權交還國府。當時主政的國民黨即蔣介石對全國各地軍閥採取了妥協政策，以期達到和維繫國家和政府的統一局面。所以閻錫山仍是晉察冀綏的實力派。中央對一些地區的軍閥並不能完全節制。例如,後來馮玉祥又再次反叛中央。同時國民黨內部和國民政府內部在九一八事變也處於分裂狀態，1931年夏始分裂為兩個中央：西南粵、桂兩省在中央執行委員會西南執行部及國府西南政務委員會的統治下，處於半獨立狀態。
究其原因，首先是各省軍閥不願受中央節制，更重要的還是他們的抗上反蔣情緒被日本人和中共誘惑、利用的結果。日本人是爲了製造，便於其侵略；而中共是爲了反叛奪權，又有蘇聯多年的慫恿和支持，代表著蘇聯的利益，他們已經滲透到全國各省政府部門、各部委、各階層，更不用說各省軍閥周圍了。所以，實際上軍閥割據狀態並未消除。不用說軍隊不能統一調度、令行禁止，就是財政稅收也還有些在軍閥手中。尤其是中共在全國各地策動的工人罷工、農民暴動、士兵部隊的嘩變、倒戈此起彼伏。加上共軍在後方的軍事攻擊，掠地應接不暇，動亂不止。政府的一切政治、經濟措施無法正常運作。此外，爲了抵禦強敵，當時的國軍武器彈藥匱乏，也急需籌措和現代化：因爲當時的國軍還不得不用古代的大刀與日本的坦克、機槍拚殺。
如此大量棘手的問題亟待政府解決。作爲政府首腦，即使當時不是蔣介石，恐怕也必須把治理內政擺在第一位。所以才有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顯然，「先安內」並非只是對付共產黨，而是要解決上述一切問題。以後的歷史事實證明：大部分待解決的棘手的問題都與中國共產黨有關。在當時，蔣介石是唯一能團結政界各黨派又能震撼各省、各系軍閥、使之聽命並被領導的軍政領袖，也是能領導全國人民堅決抗戰的統帥。所以，反蔣、倒蔣和分裂中央政府及策動「自治」等都是敵人運用的反抗戰的手段。
日本不僅策劃了偽滿洲國，還曾大規模的策劃了所謂「華北自治」以及察哈爾省的蒙古族自治，並利用閻錫山的反蔣情緒，妄圖使其脫離國民政府，但未得逞；也曾插手西南中央政府的活動。敵人非常清楚：蔣領導的國民政府是真正抵抗日本侵略的核心。曾親自參與「華北自治」活動的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多田駿，曾在其對日本記者散發的«對華之基礎觀念» 的宣傳冊中強調：只要蔣介石及其集團統治中國，在他們的勢力範圍內，既使日本採取公平，合理的政策也不會存有對日友好的政策的希望。因此，日本帝國應當獨立的，不理他們的虛與委蛇，在兩國之間建立一個共存共榮的樂園，以採納日本的對華政策，這個樂園將逐漸擴張，直至迫使中國必須改變對日態度，否則，蔣及其集團將不可能被允許存在。
蘇聯就更清楚：蔣介石和國民黨領導的政府堅決反對蘇聯繼續佔領沙俄時代侵佔的中國領土和蘇軍侵佔我國的外蒙並要從蘇聯手中收回中東鐵路的主權。所以，在九一八事變前，當他還未收到德國的壓力時，就全力指使和控制中共打倒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而到了1936年，他感到了德國的壓力需要中國的軍隊牽制日軍時，既使中共策劃了西安事變抓到了蔣介石要殺掉蔣時，它又要中共放掉蔣去領導抗日。
就連一貫說謊的毛澤東也曾在他發表的« 論新階段－－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中說「新環境中，敵人的方針必然集中於反蔣反共，建立全國性的漢奸政府，具備推翻蔣委員長，推翻國民政府，破壞國共合作與全國團結。針對敵人的這種方針，全民族的第二任務在於號召全國全體一致誠心誠意的擁護蔣委員長，擁護國民政府」。（毛的這篇文章是1938年10月10日在中共的6中全會上發表，全文共8部分，而在« 毛澤東選集»中只收錄了該文的第7部分«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而將這部分隱去了）。
毛的這篇文章是在國共第二次合作時發表的，但是蘇共指使中共要同國民黨合作，此時毛顯然在實際行動上不抗日，但還是不得不說些實話。這就是「企圖推翻蔣委員長，推翻國民政府」的所建立的「全國性的政府」是「漢奸政府」。
九一八事變前後，反蔣、倒蔣最猖狂的恰恰是中共，他們並不諱言，所有的決議及文件和宣言中大肆宣揚。原因是他們抓住了全國人民對日本的仇恨情緒，然後又抓住國府在準備抗日和整頓內部以及對日虛與委蛇的一些具體措施進行扭曲、甚至造謠。但這一切都是在「抗日」的招牌下進行，才能煽惑起人們對國民政府和蔣介石的反對聲浪。而中共軍就趁機大肆發展壯大。
請看幾段中共史書的記載：「到1930年初，南中國幾個大的農村「革命根據地」已有幾萬、十幾萬、幾十萬農民群眾團結在中共周圍」；「到1930年3月，紅軍已由第一軍至第十三軍，共13個軍，6萬2千720人，2萬八千9百槍，建立了湘贛，贛南，閩西，湘鄂贛，閩浙贛，洪湖及湘鄂西，鄂豫皖等大小十五個農村根據地。黨所領導的革命游擊戰爭擴展到了十二個省幾百個縣」。
在中央政府軍與1930年北上征討軍閥閻錫山、馮玉祥的叛亂時，中共趁國府「後方頓時空虛起來，這給革命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時機」。於6月11日通過了« 新的革命高潮於一省或幾省»的決議，「八月三日，政治局繼續舉行會議。……會上決定在發動武漢暴動南京暴動與上海總罷工的同時，要調集紅一、二，、三、四、五、六等軍分路向武漢推進，要求南方及在廣州組織暴動。……八月六日中央總行動委員會成立」。接著，中共中央下達了一系列的訓令。例如，1931年2月« 中央給中國紅軍及黨部令»指出「各黨部的中心任務之一，就是擴大全國的農民武裝鬥爭，特別是在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廣東、福建等省」。「必須最高限度的加強在國民黨軍隊的革命工作。其目的在於組織士兵暴動和吸引他們到革命方面來」。
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夕，中共於六月在「中央給紅軍黨部及各地方黨部的訓令」指出 :「中國反動統治的政治、經濟危機的繼續增長造成革命危機的先決條件日漸成熟，直接革命形勢在湘鄂贛這幾個重要區域正在逐漸生長著成熟著。－首先就是江西省革命戰爭消滅反革命的軍閥戰爭，建立中國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力爭革命首先在一省或幾省的勝利，實現湘鄂贛三省打成一片的蘇區，已成當前的緊急任務。」並強調「建立蘇區周圍的白色區域的群眾工作－首先是武漢，長沙，南昌，九江，岳州，南巡路，武吾路，京漢路等，要成爲蘇區與非蘇區黨部目前的中心任務。」另外，中共還作了關於漢地運動的專門決議「號召和組織群眾的反帝罷工，罷課，罷操，罷耕，罷業與示威。」
中共按這些指示、決議、訓令猖狂進行反中央政府的工作，特別是在煽動群眾和策反原軍閥官兵的兵運工作方面，對促使當時國民黨政府的分裂有極大影響。九一八事變之前中國的政局正是大敵當前卻後院起火。國家的統一與內部安定和團結是抗日御侮的首要條件。爲了使黨和國府內部首先團結起來，蔣介石接受了西南粵桂中央執委會、政務委員會和北方軍閥馮玉祥共同要蔣下野的要求，毅然在九一八之後的十二月十五日辭去國府主席、行政院長與全國海陸空軍司令的職務離開南京。也就是說在九一八事件之後一段時間中國軍隊竟沒有了軍事統帥。而中共對此消弱國家民族抗日力量之狀況負有極大罪責。
蔣去職後，選出了林森為國府主席，孫科為行政院長。然而，新政府首腦根本無法應付內外交圍的危局。軍政部長何應欽和行政院長孫科只得力請蔣介石復出，蔣介石乃於離南京後的一個月後，於1932年1月21日重返南京協助政府，卻是無職之身。直到一二八事變爆發，蔣介石才被推舉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主持軍事。
九一八與一二八事變之後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駐紮我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突然襲擊我瀋陽。時任海陸空副總司令的張學良根本沒有意識到日本會全面進攻，還以爲如往常挑釁一樣，所以下令不抵抗。及至12月中關東軍攻擊錦州時，政府電令張「應極力之所乘機抵抗」，張表示「力有未逮」。1932年1月3日遼寧省政府撤離錦州，日軍次日入城，東北三省全部淪陷。這是中華民國戰史的真實記載。
接著日軍海軍陸戰隊於1月28日在上海一帶攻擊我軍。一二八事變爆發，我19路軍總指揮蔣光鼎和軍長蔡廷鍇及淞滬警備司令戴戟誓死抵抗，雙方爭奪閘北。日軍雖屢次增兵中不能勝19軍，日方曾三易主帥，數次增兵 。此時蔣介石發出指示：立即將精銳的中央精銳部隊總87和88兩師編為第五軍，由張治中任軍長，於2月8日馳援上海與19軍共同英勇抗擊日寇，苦戰32日後仍不得不撤退。政府也曾命胡宗南與江西的第9師蔣鼎之部馳援。胡宗南部遭日軍阻擊，而蔣鼎之部「扼於共軍之尾，隨後追擊，但未能抵達淞滬而戰爭已停」。以上為中華民國抗戰時所載。這裡，是我們看到了以中共軍隊在江追擊前往上海抗日的國軍的例子，以下我們看看中共還做了些什麼。
在中共中央出版的黨史書上發現有「九一八事變後，黨中央及時於9月20日，22日，30日連續發出宣言和決議」的訊息，但卻躲躲閃閃不說明其具體內容，我們只能找到一部分：9月20日發表的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委員會為滿洲事變宣言»。這似乎是正式地把中央反叛政府要建立偽國國號公請於國民，從而表明它們是屬於蘇聯而不是中國，雖然加上了「中華」字樣也是準備加盟蘇聯的中國了。這個宣言除了表明他們為蘇聯附屬和要領導抗日以及大量篇幅誣衊國民政府、國名黨和蔣介石之外就是號召國民「要聯合起來，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工人罷工、農民騷動、學生罷課、貧民罷業、士兵嘩變」。
兩天後的是«中央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滿洲事變的決議» ：說是「黨在這次事變的中心任務是：加緊組織領導，發展群眾的反帝運動，大膽的警醒民眾和民族自覺，而引導他們到堅決無情的革命鬥爭中來，抓住廣大群眾對國民黨的失望與憤怒，而組織他們走向消滅國民黨統治的鬥爭。抓住一切農民、工人、士兵的具體的切身要求，發動他們的鬥爭……反對進攻蘇聯和蘇區，擁護蘇維埃，武裝保衛蘇聯，為帝國主義的強盜戰爭而鬥爭」。還把日本侵佔我東北是「最露骨的反蘇戰爭的序幕」。中共還有一系列的決議和宣言等，其內容都類似。主要內容都不外是爲了「武裝保衛蘇聯」，要煽動國內各階層的騷亂，而推翻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統治。這完全是秉承他們的主子蘇聯的旨意。
再請看1931年11月6日蘇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 告全國男工、女工，告資本主義世界的勞動者和被壓迫者宣言»中的話：「日本強佔東三省，這並不是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戰爭，這是對中國勞動群眾和中國革命的戰爭，這是對我們的戰爭」。「已經在中國開始的戰爭便是反蘇戰爭的第一步」。共產國際在12月29日給中央的另一指示「共產國際指示」明確指出「推翻國民黨是反對帝國主義民族革命戰爭勝利的先決條件」。「領導學生運動，利用學生煽動起國民黨統治區域的農民群眾」。這裡清楚地看到：蘇聯說「日本強佔東三省是對我們的戰爭」，中共就說是「最露骨的反蘇戰爭的序幕」；蘇聯說「推翻國民黨是……勝利的先決條件」。中共就說「組織他們走向消滅國民黨統治的鬥爭」；蘇聯說「煽動起國民黨統治區域的農民群眾」，中共就說「要聯合起來，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工人罷工，農民騷動，學生罷課……」。為表明對主子的忠誠，嫌鸚鵡學舌還不夠，還要喊出「武裝保衛蘇聯」，在從他們要建的偽國號「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紅軍蘇區哪一點能看出這些中共黨徒還是中國人！
對比中共在九一八事變之前和之後發表的這些文件可以看出：他們的反叛中國政府的政策絲毫沒有改變，表面上打出了「抗日」的旗號，實際上卻幹著為發展自己勢力不惜削弱國家抗日力量的鄙劣行徑。
九一八事變後，國府積極備戰、整頓內部、籌集資金、強化軍隊，準備長期抵禦日本的侵略，國民黨內部也呈現不計前嫌，團結禦侮的局面。很多軍閥後來都變成了積極抗日的將軍。如果中共也能在中華民族危亡之時，像其他也反蔣的一些軍閥一樣宣布停止反叛活動，哪怕只是暫時的願意在國府的統一指揮下參加抗日，也能表明他們還有些愛國心。蔣介石何必分出軍隊去圍剿？然而，中共不僅沒有任何收斂，反而變本加厲，趁火打劫。
首先，在九一八事變後兩個月，即1931年11月7日（即蘇聯國慶日），中共宣告其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以前只在一些文件打出旗號，還沒正式成立），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燾爲副主席，並設立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接著，這個臨時「中央」淤1932年1月9日作出「中央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要求工農紅軍「將中央區閔粵贛，贛東北，湘鄂贛，湘贛邊北蘇區聯繫成整個一片的蘇區，並以佔取南昌，撫州，吉安等中心城市來結合目前分散的蘇維埃根據地，開始湘鄂贛各省的首先勝利」。接著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出了攻取贛州的軍事訓令。請看中共的一些記載：訓令中說「繼續著1931年的工作，貫通了閩贛蘇區，目前應該更進一步的貫通湘贛蘇區，造成以湘贛為中心聯繫到相干，閩贛的廣大版圖。進而威脅吉安，，向閩北發展，使革命更迫近，爭取一省和數省首先勝利的前途」。
根據這個訓令，以第三軍團爲主力，由彭德懷為前敵總指揮，於2月3日起打響了圍攻贛州的戰役」；「……這次戰役歷時33天，城市攻克，傷亡很大，又喪失了擴展蘇區的有利時機。因而是失效的。」；「4月20日，東路軍攻佔漳州……這次戰役的勝利，消滅了張貞的大部分兵力，剪除了敵人的一翼，同時又擴大了紅軍的政治影響，獲得大量武器，彈藥和軍需物資的補給，是一次巨大的成功，彭德懷部署兩路軍在湘贛邊區也擴軍40個營。」6月5日，中共「臨時中央」發布軍事訓令「一、五軍團主力應與和西三軍團相呼應，解決入贛閩敵……隨後第一、五軍團經過酷暑下的長途行軍，趕到廣東的烏經地區……進行了一場異常激烈的惡戰，擊潰粵軍20個團。」；「8月8日，中央局接受了周恩來等的提議，任命毛澤東為紅軍第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同時下達了一、三、五軍團發動樂安、宜黃戰役的命令。……17日攻佔樂安，20日攻克宜黃。23日乘勝佔領南豐。這一仗打得異常迅猛，速戰速決，一週內連克三城，俘敵5000多人……南昌、杭州大震。」「10月18日、19日、22日連克贛南邊界的黎川、建寧、泰寧、邵武四城。11月閑，又克光澤、資溪、和金溪。這是一個重大的勝利，它擴大了蘇區地域數百公里，建立了閩贛省，並使閩北和閩西革命根據地連成了一片。」「1933年元旦，紅一方面軍全軍在黎川城舉行北上誓師大會，周恩來參加了。2日他和朱德隨軍出發。5日、6日在黃獅渡首戰告捷。8日、9日又在滸灣同孫連鐘、吳奇偉部展開激戰。這兩次戰鬥共俘敵4000。」
請注意，1933年元旦日本也在北方開始進攻榆關（即山海關），又與中共軍配合南北夾擊國軍。中央政府立即抽調中央軍關麟征部北上增援，與北方各軍編組8個軍團準備進攻，但第五軍團湯玉麟棄離承德。中央急派何應欽北上。6日，蔣介石委員長也匆匆自漢口北上保定指揮軍事，命令對湯玉麟革職查辦。因有其他失職而張學良也引咎辭職。3月9日第三軍團以29軍宋哲元部在喜峰口以大力奇襲日軍，血戰三晝夜，殺死日寇逾三千，成爲震驚中外的首次抗日勝利。宋部劉汝明師又在羅聞塔大勝日軍。一二八事變時19軍和第五軍團的英勇抵抗和喜峰口的勝利教訓了日軍想「三個月亡華」是做夢。在抗日戰史敘述到此就會讀到「蔣委員長坐鎮保定，抗敵將士獲精神上之鼓舞，戰況成樂觀取向。不意共軍突於此際擴大叛亂，分路鼠擾贛、閩，蔣委員長遂不得不於26日離保南返。 」這就是說，蔣介石在九一八後長城抗戰之際，受到日本和中共南北夾擊，不得不疲於奔命應付外侮和內賊。
誰出賣中華民族利益
中共在全面軍事攻擊國軍的同時，尤其擅長利用宣傳攻勢污衊國民黨和蔣介石而騙取百姓和輿論，以取得統戰和瓦解國軍的作用。這無非是造謠、誣衊國民黨而把自己打扮成「抗日」的和「進步」的。而他們的謠言和謊話會被宣揚的鋪天蓋地，做到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講到這些謠言、謊話將人們洗腦成認爲真理爲止。但是歷史畢竟是歷史，今天還想篡改就不容易了。
例如：中共黨史不厭其煩的宣傳說「國民黨蔣介石出賣中華民族利益。」在他們於1931年12月發表的「中華蘇維埃政府為反對國民黨出賣中國民族利益告全國民眾書」上說，「為求得中國民族的獨立性與解放，爲了求得民族解放戰爭的實行與勝利，必須首先打倒反革命的出賣民族利益的國民黨政府……只有推翻國民黨的統治，才能使千百萬民眾在蘇維埃領導下進行勝利的民族革命戰爭。」首先，我們從前文索引的中共的一系列宣言和決議知道：中共要實行的「在蘇維埃領導之下」的「民族革命戰爭」，就是要建立一個「蘇維埃共和國」，並在中華民族瀕臨危亡之際要「武裝保衛蘇聯」。蘇聯究竟是中華民族的敵人還是朋友，我們前面已敘述過。蘇聯不過是繼承了沙俄帝國主義侵略本性，打著「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旗號，把侵略手段由內是明目張膽的武裝侵奪，改爲主要在被侵略國家內組織並控制共產黨，從內部顛覆式的蘇維埃化或赤化，必要時，才出兵干涉並採用兩面的手法。
這種侵略方式顯然比過去的單靠軍事侵略更具欺騙、更加有有效。所以蘇共竄權成功不久就派人到中國組織了中共，而中共在當初起家和未打下江山時對蘇共是十分孝順的。這不是恭維。看一下中共自己的記載就會明白：中共大規模發動武裝暴動以推翻國民黨統治，完全遵循蘇聯通過共產主義的指示辦的。
王明於1928年在中共6大時寫道「黨應準備應付新的廣大的革命浪潮的高漲，黨對這新高漲的浪潮必需的任務便是組織和實現群眾的武裝暴動（註：王明的這段話引自共產國際指示的原話），這是1928年共產國際執委會第9次擴大會議對中國問題的決議案上特別指明的。由此可見中共目前的主要任務是組織和實現群眾武裝暴動。因爲革命的任務，只有用武裝暴動和推翻現政權的方法才能解決（同上決議）。共產國際指導下的中國共產黨應當堅決用全部力量全力以赴地去實現這個決議。」其實，中共的6大在莫斯科召開也是由蘇共的共產國際東方負責人米夫一手操縱的。 請看中共的另一段記載：6大閉幕後，舉行六屆一中全會，選舉新的政治局，米夫和布哈林都參加了。米夫不加說明地提出了一個7人名單，即向忠發、瞿秋白、周恩來、張國燾、蔡和森、李立三、項英。這個名單在代表們不願引起新的辯論的情況下通過了，米夫接著說「共產國際認爲最好由向忠發任書記，瞿秋白、張國燾任中共駐國際的代表，李立三主管組織，蔡和森主管宣傳，周恩來主管軍事，項英管工運。多數人認爲，向忠發不能負起總書記的重任，也討厭他的「米夫味」，但考慮到共產國際支持他，又沒有合適人選，就勉強同意了米夫的建議。」
後來，米夫於1930年12月來到上海，當時的中共中央已有瞿秋白主持，而此次米夫到中國的使命就是：把瞿秋白趕下去，把王明拉上臺。當時中共中央正準備召開一個緊急會議，但是米夫決定召開6屆4中全會，以爲這樣可以比較有把握的把王明推上臺。於是，他就向中央提出了這個建議，中央政治局於12月14日開會，接受了米夫的建議，決定收回召開緊急會議的成命，改爲召開四中全會。中共的6屆中全會又米夫一手把他的「替身」王明塞進中共中央政治局，從此中共就更聽話了。因爲「米夫極力點化王明，說他是……百分之百能夠執行國際路線的。4中全會是國際領導的，你們信任他，就是信任共產國際，國際指示是絕對正確的，4中全會是體現國際路線的。米夫宣布：反4中全會便是反國際，你們都應該受處分。米夫對持不同意見的同志又戴帽子，又打棍子，真是凶得狠！」
但是，共產國際太上皇不管如何凶，中共中央還都是逆來順受，唯命是從，堅決照辦。中共名副其實的是蘇共的兒子黨。這是毛澤東在1958年4月6日「在漢口會議上的講話」中承認的。他的原話是「過去蘇聯於我們是父子、貓鼠關係，思想僵化，現在好一些了。」這文章也刊在「毛澤東思想萬歲」。
如此的孝子賢孫黨，當然它要「武裝保衛蘇聯」而不顧中華民族利益。還是再看一段中共史書的記載：「7月27日，紅軍三軍團乘機攻佔湖南省會長沙，李立三欣喜若狂，於8月1日和3日連續召開兩次政治局會議，決定在武漢暴動，南京暴動……同時，要求共產國際『立刻動員各國支部猛烈擴大保護中國革命運動。』（1930年8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給共產國際主席團的報告），要求『蘇聯蒙古出兵支援中國革命』。」這不是要引狼入室和出賣中國嗎？！如此，還有什麼民族利益不可以出賣呢？
其實，蘇聯公然武力侵華，並非只有外蒙古一次。現在來看，第二次（前文已提到）蘇聯一直佔據著我國東北的中東鐵路，藉以長期掠奪我國的資源，並藉助其大量的蘇聯工作人員在東北地區推行它的蘇維埃化，發展地下共產黨，妄圖把東北地區變成爲一個外蒙古。中東鐵路是由中線和支線兩段組成，當時是由沙俄督工、我國民工所建，主權應該是我國的。蘇聯雖然口頭承諾歸還，但是一直賴著不還。竟然恬不知恥的藉口當時北洋軍閥政府不承認蘇聯而不與之談判：不是他不還，而是中國人不收回。但到了1924年中蘇聯達成建交協議時，又以狡猾的欺騙手段同中國簽訂了「中俄解決懸案大港協定」和「中俄暫行管理中東鐵路協定」，把中東鐵路變成表面上的「中蘇共管」，實際上仍由蘇聯霸佔。在沙俄時代，俄國人在鐵路沿線只是肆意踐踏中國主權、侵擾我國居民。到了蘇共時代，除了仍然踐踏我國主權和侵擾沿線的我國百姓外，又加了一項開展赤化與蘇維埃運動。大量蘇共人員確有顛覆中國政權、發展地下共產黨、策反國軍、從而把東北變第一個外蒙古的妄圖。對此張學良也不能再容忍了。因此，國府蔣介石親臨北平，與張學良商議收回中東鐵路段主權，反對蘇聯借中東鐵路工作人員搞秘密赤化活動。
張派人搜查了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從而爆發了中東路事件，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為收回中東路主權的維護中國民族利益的行動，使蘇聯立即暴露了其共產帝國主義的兇惡面目：派兵攻擊我邊防軍，並迫使我國民政府與蘇聯簽訂了有一個中俄不平等條約 « 伯力協定 »，蘇聯仍繼續霸佔著我國的中東鐵路。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的正義行動，無論對外蒙獨立事件還是收回中東路主權事件，都使蘇聯恨之入骨，這就是爲什麼蘇聯指使中共要用武裝暴動推翻國民黨蔣介石政府的原因。
再看看中共史書對中東路事件的記載和敘述是什麼立場：「1929年5月27日，東北當局藉口蘇聯工作人員在中東路『宣傳赤化』，派兵包圍並搜查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監禁總領事及其他人員。蘇聯向國民政府提出抗議，蔣介石親自到北平，同張學良密謀，決定派兵向中蘇邊境集結佈防，並派兵於7月10日強佔中東路全線，解雇蘇方人員，並將其高級職員驅逐出境，粗暴的破壞了1924年的 «中蘇協定 »。接著，在中蘇邊境展開了武裝衝突，蘇軍以猛烈的攻勢摧毀了中國軍隊…… 」「當中東路事件剛一發生的時候，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就於1929年……7月21日發表«為帝國主義國民黨進攻蘇聯宣言» ，號召中國工農勞苦大眾以革命的行動來答覆中國軍隊『暴行』，『與蘇聯無產階級結成更親密的兄弟般的同盟，堅決的實行反對中國及俄國白黨的鬥爭』，提出了『擁護蘇聯』口號，又於7月24日發出了«中央通告第42號»，把『擁護蘇聯發展成』武裝擁護蘇聯『，並說『如果帝國主義、國民黨實行對蘇聯的武裝攻擊的時候，就是中國革命還沒有走到革命的高潮，我們亦應在共產國際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變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戰爭為擁護蘇聯的革命戰爭的口號之下，實行號召廣大群眾的直接革命的行動。」
中東路事件表明：共產主義的蘇俄絲毫沒有改變沙俄侵華一貫政策，一直到後來中共建國至今，不僅沒有歸還任何沙俄時代侵佔的中國領土，還一直在中共邊界製造各種事端繼續鯨吞蠶食我國領土，從東北一直到新疆，並掠奪中國的資源，中共建國之初，自己國家雖然窮得提襟見肘。蘇聯要中共去打朝鮮戰爭，中國不僅死了近百萬人還要償還蘇聯的閻王債務幾十億美元。蘇聯還從中共的手中得到了比過去中東路多得多的中國陸路和空中交通的特權。二戰後蘇聯崩潰的經濟完全靠吸取中國人民的血汗才得到恢復。就是這樣一個從未停止侵略中國的共產帝國主義，中共卻奉爲主子，言聽計從，按照中共子對中東路事件的敘述，蘇聯要它「以革命的行動」答覆中國軍隊暴行……實行反對中國的鬥爭。「他所謂的中央立即提出「武裝擁護蘇聯」、「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這還能說不是孝子賢孫？還不能說不是出賣中國民族利益？卻反而誣陷國民黨蔣介石出賣民族利益，這不是賊喊捉賊又是什麼？！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難道中共內部真的沒有哪怕有點兒愛國心的人？，難道真的看不清楚當時蘇聯的真面目？真的看不清當時他們的態度和行爲是出賣中華民族利益？如果說當時迫於蘇共壓力而裝作不知，今天蘇聯已不存在了，這段歷史也該還其本來面目了吧？不知道今天中共對當時蔣介石要收回中東鐵路主權持何種態度：是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
大量的抗日戰爭史實表明：中共在九一八前後的行動與準則，從後來國共第二次合作和七七事變後直到抗日勝利，始終一如既往 --- 趁日寇入侵之機，假抗日之名，行自我擴張之實。這才使我們真正理解爲什麼毛澤東說「爲了奪取全國政權我們準備了好多年，整個抗戰都是準備。」（引自1964年8月18日«關於哲學問題的講話»）「我們爲什麼要感謝日本皇軍呢？就是日本皇軍來了，我們和日本皇軍打，才又和蔣介石合作。2萬5千人軍隊，打了8年，我們又發展到120萬軍隊，有一億人口的根據地，你們說要不要感謝呀！」（引自1964年7月10日的«接見日本社會黨人是佐佐木更三、黑田壽男、細迫兼光等的的談話»），以上二文皆刊於«毛澤東思想萬歲»一書。
記得蔣介石先生到了臺灣以後，曾檢討對中共認識不透徹，誤以爲中共畢竟也是中國人，面對民族危難，總不至於真的…，所以未下決斷清除之。不成想養虎終於為患、釀成國家、民族之大悲劇。
其實，縱觀中共80餘年歷史，在維護一己私利、惘顧乃至傷害民族、國家利益上，它們從來都是一貫的。
大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