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中學時，老師向我們班介紹中國已故大數學家陳景潤時，說他把一生奉獻給了數學，除了數學以外，幾乎什麼都不會，有一次回家時，雖然帶了鑰匙，卻不得其門而入－－因為他不會開門！
然而，就是這一位生活中的低能兒，才能心無旁騖地去嘗試摘下哥德巴赫猜想的數學王冠上的明珠，即使是文革期間也在偷偷地搞研究，最終把哥德巴赫猜想論證到了「1+2」，為中國人爭光。連自視甚高的大和民族，也對陳景潤心悅誠服，稱許他是「圓周率之父」祖沖之之後，另一位值得日本人佩服的中國數學家。
鄧小平在1974年第二次復出之時，讚揚陳景潤說：「這一段時間一些科研人員打派仗，不務正業，搞科研的少。少數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樣。陳景潤就是秘密搞的。這些人有了成績，究竟算是紅專還是白專？像這樣一些世界上公認有水平的人，中國有一千個就了不得。」
三十年過去了。中國的經濟改革取得顯著成果，綜合國力空前提高。按理說，生活條件好了，社會安定了，「有一千個陳景潤」的時代也應該到來了。可是，事實又如何呢？恐怕正好相反。
前些年，中國高等教育界從「先進國」引進了一套據說是很先進的「量化評估制度」。在這個制度下，中國高校教師能否升職加薪，取決於他們每年發表的論文量，參加的學術會議量，出版的專著量等等。
「先進國」的「量化評估制度」原本是好的，可惜一到中國就「橘淮為枳」，成為「學閥」和「學霸」用來鞏固地位、謀取私利、排除異己、打壓賢才的利器。數學大師丘成桐所舉出的兩個例子，不過是冰山的一角而已。
假如陳景潤活在今天，他當然不必「秘密搞，像犯罪一樣」，但是他的研究成果恐怕發表不了－－因為他沒有錢買學術期刊的版面；即使他有一定的學術地位，但是因為不知巴結權貴，所以恐怕很難被「有關單位」選派出席國際數學會議；尤有甚者，他的科研成果可能會被「打派仗，不務正業」的「科研人員」據為己有。
文革看來還是好事，至少對陳景潤而言。
